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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欲望与权力 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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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向世界所做的“和平崛起”的承诺至今不能让西方消除对中国威胁的恐惧？为什么曾经坚信中国是一个机遇并应接触中国的主张现在在西方失去了市场？为什么讲述“中国故事”首先需要了解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叙事？如果您关心这些问题，那么《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欲望与权力 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将会给您提供令人耳目一新的解析。
中文版前言
像陌生人之间的相遇，一本新书和它尚未谋面的读者见面，多少要有一些缘分；而一本原本来自异国他乡的书要和中国读者结缘，则更要跨过许多障碍。本书的中文版能够面世，应该归功于很多师长、同人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编辑，是他们的鼓励、帮助和辛劳促成了这一难得的机缘。 这本书所关注的是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对于这一话题，想必大部分中国读者并不陌生。自近代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到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中国人非常希望了解世界是如何看中国的。常言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大概从国外尤其是西方人的眼中，也许可以洞察中国的真相，帮助中国人更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国家。果真如此吗？西方人睁眼看中国了吗？不能否认，不少西方学者和观察家可谓中国通，在中国研究方面造诣精深，不乏真知灼见。然而，同样不可否认，至少在国际关系学领域，西方很多学者和观察家对中国特别是对“崛起”的中国的论断却每每徘徊在“威胁”和“机遇”之间。为什么在他们看来，中国要么是“威胁”，要么是“机遇”（或者是“威胁”加“机遇”）？这些观察中国的范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告诉我们真正的中国？这本书从这些问题出发，对当代西方（尤其是美国）有关中国崛起的叙事进行了解构和剖析。 本书认为，这些看似关于中国的西方叙事，其实根本上并不是在解说中国，而是西方构建自我的一种需要和体现。所谓“中国威胁”或“中国机遇”，其言外之意是对于西方的威胁或机遇。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中国都被视为一个“他者”，用于区别乃至反衬西方对自我的想象和塑造。中国作为“威胁”的叙事背后所体现的是，西方是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安全提供者。中国作为（经济或政治）“机遇”的话语背后所透露的是西方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超前性”和“优越性”，因此它有机会和能力去影响中国的发展进程，最终会将中国融入世界，使其变得更像“我们”。这些有关中国的话语和叙事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研究中长盛不衰，不是因为它们准确描述了中国的现状，而是它们更能告诉西方一个西方人所普遍愿意认同的自我。对中国的“客观”描述其实是西方的一种自传。 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西方人的眼中，中国在近代以来都被视为“威胁”或“机遇”，从“黄祸”、邪恶的“傅满洲博士”到“红色威胁”，从西方传教士眼中的“希望之地”到西方商人趋之若鹜的“中国市场”，不一而足。这些“中国”话语使西方能够把握中国的确定性，知道中国是什么、不是什么。但是可以看出，这些确定“知识”的获得，与近代以来巨变中的中国并没有太大关系，而是源于西方以现代理性主体自居时追求确定性的欲望。对于现代理性认知主体来说，世界是可知的、存在可循的客观规律。然而，当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复杂、捉摸不定的“他者”时，西方这种追求确定性的欲望却难以得到真正满足。但是如果承认中国真的不可预测，那么西方也就不成其为现代理性认知主体了。为了维护西方关于现代自我的认同和想象，其渴望确定性的满足就不得不依赖美国哲学家杜威所说的“情感替代品”，比如信任、恐惧或幻想。通过这些欲望和情感（而非科学理性），我们周围世界的确定性重新变得可知。可是在所谓的自我和他者——比如西方和中国——之间，往往缺乏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确定性，而是由恐惧和幻想填补未知的空白：通过恐惧，中国可以被确定为“威胁”，而通过幻想，中国则被定格为“机遇”。这些关于中国的所谓客观知识，与其说是分别来自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不如说是西方追求确定性的欲望在中国的折射。甚至可以说，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本身也是西方学者追求国际关系中的确定性的体现（比如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曾说：“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中国是什么并不取决于中国自身，而是随着西方观察者的心态好恶而变化。当然，并不是只有西方才是这样，我们所有人观察外界事物，都难免以自身已有的知识、阅历和价值观为准绳。我们对新的、不熟悉的事物的理解，往往建立在我们对身边已知事物的理解之上，举一反三，推己及人。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关键在于我们很少能够清醒自觉地认识到这种理解的局限。在西方的中国观察家中，这种自我反思精神尤其匮乏。这就是为什么当大家都在忙于“观察中国”的时候，我们应该同时观察中国观察者。因为正是他们的主流话语在左右很多人对中国的理解和建构，并进而影响西方对华政策的制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西方（包括美国）的关系并非仅仅是由双方决策者、双方的内部体制、文化以及外在的国际格局所决定的。西方关于中国崛起的叙事本身就是中西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书认为，“中国威胁论”话语的危险在于：通过把中国作为威胁，它所倡导的对华政策就更容易把中国推向一个威胁的对立面，因此它可能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而“中国机遇论”的研究范式则归根到底是一种虚幻的期望，它的最终幻灭将和西方对中国的恐惧殊途同归。当前西方对中国的所谓“两面下注”政策，正是这两种中国研究范式在西方对华政策实践上的反映。因此，当中国人在批判西方的“中国威胁论”时，同时应该认识到它和“中国机遇论”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中国希望西方能够对自己加深理解、减少偏见，那么仅仅靠增加交往和交流、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西方在对自身的塑造和认同方面保持不变、没有反思的话，那么其对中国的认识也将很难超越“威胁”和“机遇”的范式。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崛起了，但是中国的崛起没有突破西方主流话语对其的构建和再现。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揭示在中国发展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时，其挑战不仅仅是利益和政策层面上的，更重要的是话语层面上的。通过研究西方关于中国崛起的话语，而不是像很多学者那样“直接”研究中国对外关系本身，本书希望能够引起读者对话语在国际关系中重要作用的重视和思考。 在此书中文版出版之际，我想向曾经鼓励、帮助和支持过我的所有老师、同事、同学、朋友及家人表示感谢。限于篇幅，很遗憾这里我不能一一提名致谢，但特别需要感谢的首先是本书译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张旗博士，他不辞辛苦，反复推敲，用准确精练的译文表达出了本书的英文原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高明秀女士从一开始就对此书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支持，如果没有她的推动、策划和在每个环节上的耐心细致的工作，这本书将不会同读者见面。美国文博大学政治学教授、东亚项目主任于滨老师在百忙之中慷慨为本书作序，他对美国中国学的独到见地一直令我受益匪浅，他对本书的推介和偏爱也令我备受鼓励。此外，北京大学袁明教授、王缉思教授、贾庆国教授、李安山教授，南京大学朱锋教授和现在北大执教的当年北大同窗范士明、于铁军和王联教授，以及我所在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学院负责人和同事Brenda Cherednichenko 、Matthew Clarke、David Walker、Fethi Mansouri、Baogang He等都在原书出版后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我想感谢的还有我在澳洲的家人和在中国的亲友。最后，我谨以此书缅怀我的父母。毋庸置疑，没有他们，就没有我，当然也就没有这本书。这是又一种际遇。 潘成鑫 2016年1月于澳大利亚吉朗市迪肯大学 序言 西方“中国叙事”的迷失 于滨 于滨，美国文博大学（Wittenberg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上海美国学会资深研究员。 一 西方看中国：幻觉与错觉 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为何久盛不衰，且愈演愈烈？西方对华观念为何总是在噩梦与幻梦之间摇摆？为何西方对华的幻想与幻觉中除了梦寐以求的市场和挥之不去的黄祸以外鲜有对华的平视、平等和平常心态？为何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垮台论”永远作为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共存共处？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潘成鑫教授在其近著《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欲望和权力——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Knowledge, Desire and 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s Rise, UK: Edward Elgar, 2012年第一版，2015年再版，简称《中国叙事》）一书中，对西方这种类似精神分裂型的对华观念，进行了深刻、系统和独特的解析。 潘教授的基本论点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对中国崛起的种种表述，与其说是对真正的中国的客观描述，不如说是基于西方自身社会话语中的所谓“自传性”（autobiographical nature）。西方集体潜意识，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欲望”(desire)，它无时无刻不在支配西方意识和观念对理性和知识的追求。具体说，就是“欲望助长了获取知识和生成知识的渴望，而后者又反过来为欲望提供合理性，助力于欲望的实现”。最终，“知识丧失其貌似的纯真，显露出与权力的纽带关系”。由于中国在西方认知中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在西方的“中国叙事”中，常常出现中国“威胁” 和中国“机遇” 这两种南辕北辙观念(threat & opportunities)的共生状态。如果说前者是对崛起的中国的无知而导致的神经性的恐惧而由衷地企盼其消失或崩溃，后者则代表不可求的却又无法遏制的物质欲求。不论二者之间有何差异，其共性均是以西式棱镜来折射（而非透视）在西方看来是另类的中国。 《中国叙事》一书对西方的理论和理念不是一味地拒绝或简单地批判，而是从西人的思维方式、从多个视角和层次加以剥离和考证。虽然此书属政治学类，却涉及哲学、历史、文化、人类学、科学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等众多学科，集经典和前沿著述之大成；且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环环紧扣。两年前第一次读《中国叙事》的英文版时，感觉有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的风格。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其实是对西方学界中的强势的学术种族主义(academic racism)悲情式的抗议和无奈的咏叹调之混合体，对于西方学界的傲慢与偏见，萨义德的手段是彻底毁之而后快。相比之下，《中国叙事》则是以西式“工具”，对其进行CT式扫描或外科手术式的解析；它以西人熟悉的思维结构和表述方式，把（西方）读者引入一个他们自认为理性、科学并占有道德制高点但实际却是非理性非科学欠道德的“混沌”之地，迫使西人直视其理性中之非理性成分(irrationality of rationality)。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叙事》比《东方主义》更胜一筹。 当今中国的主流媒体仍在述说中国没有也很可能不会有中国的“亨廷顿”，由此认为中国学者中无法产生论述中国崛起和与之相对应的国际战略的巨著，至少现在还未出现具有原创力的“大师”。《中国叙事》的出版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海内外的中国学者已经对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范式（请注意，不是对个别理论而是整个范式或体系）提出质疑和挑战，他们头上也许没有亨廷顿或基辛格等人的耀眼光环，他们的成果也许一时还不会在西方学界引发“东方主义”式的轰动效应，由中国人讲述的中国叙事乃至世界叙事的历程肯定会远远长于中国崛起的过程，也许这个过程永远不会终结；然而坚冰已破，风帆已扬，面对西方理论范式的书山学海，潘成鑫教授已经向顶峰和彼岸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值得中国同行和主流媒体的认同和支持。 二 西方《中国叙事》的“世界”版 其实，关于中国没有“亨廷顿”的说法本身，还可以衍生出众多的话题。一个一直困扰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问题是：二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突飞猛进，各种理论层出不穷，但又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关联不大，或风马牛不相及。也就在1993年哈佛政治学泰斗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点的同年，斯坦福大学政治系知名教授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出版了一部《填补鸿沟》(Bridging the Gap)的专著，力图把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与美国外交的实践相结合，却难有回天之力。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战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在拓展：自由派有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大旗，现实派也开发出乐观的“单极稳定论” (unipolar stability)和悲观的“文明冲突论”，与自由派的“民主和平论”的延伸“历史终结论”遥相呼应。与此同时，所谓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异军突起，扩展迅速。 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蒸蒸日上，对国际时局的了解、判断和把握却屡屡失误，对外政策中频频诉诸武力，以致美国现实派大师基辛格在“9·11”数月前出版的《美国还需要外交吗？》一书中认为，美国除了军事政策以外，已无外交而言；即便有，美国的外交也高度意识形态化，并兼有强烈的传教风格，且往往是最后通牒式的发令，甚至到了“顺我者”不昌（如对待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和融入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制的中国），“逆我者”(美国不中意的所有非西方政权)必亡的境地。“9·11”以来，美国对外穷兵黩武，伊斯兰世界乱象丛生，杀戮无度，难民如潮；恐怖分子越打越多，越战越强，不仅拥有固定的国土和政权，而且将恐怖和打击目标扩展至欧洲、北非和中亚多地。不仅如此，西方现实主义者早已画上句号的“西方内战”(western civil war)狼烟再起，战略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的俄罗斯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叙利亚、土耳其等一系列问题上与西方不惜背水一战。对于世界唯一尚无战事的亚太地区，美国也以军力制衡崛起的中国，唯恐亚太不乱。 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面对一个怪象：一方面，西方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高度发达，大师级人物（亨廷顿、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约瑟夫·柰、福山等）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国际的乱象与西方热衷的所谓“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理念却渐行渐远，西方“赢得战争，输掉和平”的幽灵欲在世界范围重现，甚至教皇佛朗西斯都宣布世界已经步入第三次大战(‘a piecemeal’ World War Ⅲ)。 试问，如此辉煌的理论与西方治下的乱世有何连带关系？众多的大师级战略家们对西方理论界与严酷的现实之间巨大的反差有何评说？也许这就是西方对崛起的中国的“叙事”的国际版“世界叙事”吧。如果这一推论成立的话，对非西方世界“不确定性”的恐惧，尤其是美国在冷战结束以后由于缺少外在敌人而导致的认同危机，建构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原动力。亨廷顿以后，美国现实主义理论范式中又繁衍出所谓“进攻型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完全摒弃了古典现实主义中审时度势、慎用武力的内核，将国与国之间的所有交往视为你死我活的惨局。 悲观的西方现实主义要消灭臆想中的对手，并以武力征服“不确定”的世界；乐观的西方自由主义则把广袤的非西方世界视为西式民主政治体制和西方资本势力的“机遇”，即所谓“华盛顿共识”。其目标和手段都是以西方标准的各种“自由”——如言论自由（尤其是对社交媒体在非西方国家中的无限制的自由）、宗教自由（以此支持车臣爆乱、“疆独”、“藏独”等各种极端宗教势力）、贸易自由（从19世纪向中国输出鸦片，到21世纪的TPP中更强调西方大公司对违反知识产权的诉讼自由）、移民自由（不等于西方要接受来自非西方地区的难民）——使非西方世界个体化、碎片化，使之无力应对西方资本的流动和意识的传播。 西方自由主义与西方现实主义之间的差别其实只是工具性的，二者均无意与现存的世界共存和妥协。在这一点上，它们与西方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各种流派一样，都具有宗教原教旨主义强烈的排他性，都是在按照自身逻辑和理念寻求理论与实践的最高纯洁度（或极端性）。19世纪以来，西方的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资本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苏联代表的“正统的”西方共产主义、视男性为万恶之源的女权主义，以及视一切人工痕迹为大逆不道的环保主义等，尽管它们也许在理论上水火不容，实践中不共戴天，但都要把一个拥有各种层次和色彩的“混沌”世界和复杂的国际事务划为黑白分明、善恶对垒的两极体制，并按照自身的价值观念改造和征服对方或整个世界。在21世纪的“文明冲突”时代，西方各种主义的极端性，也塑造了同样排他性、不妥协、极端恐怖的非西方的对手——“伊斯兰国”。 在这一点上，西方国际关系大师们似满腹经纶，在个体上似有条有理，整体上则谬误千里，且害人害己。如今反体制的势力席卷西方各国（如美国的特朗普、桑德斯，法国的马琳·勒庞），右翼如日中天（在奥地利、荷兰、瑞典、波兰、匈牙利、乌克兰，当然还有自认为最西化的日本）。西方的“愤怒”和“迷失”的一代，会将充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世界引向何处？人们没有任何理由感到乐观。 三 窥见中国版的“中国叙事”和“世界叙事” 如今西方的“世界叙事”已成恶果，而西方仍徘徊在《中国叙事》的噩梦与美梦之间而不能醒悟。为何中国不但可以在纷乱的世界中独善其身，而且日益崛起？原因之一是中国不仅坚持了独立、自主和主权，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策层面告别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极端成分，对各类“舶来品”采取兼容并取、以我为主的更开放、更务实的发展战略，同时避免了共和国前30年中全局性的震荡或失误。 尽管这一过程有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但它为占世界人口1/5的巨大群体所带来的，却是鸦片战争以来最为持久的安定和繁荣。中国有理由为自身的成就感到自豪，更要对现存的问题和挑战保持清醒头脑，以更自信、更积极、更务实、更包容的姿态，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国际化和中国化之间寻找自我并造福世界。 对于国门内外的中国学者来说，目标不仅是要以“原创性的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清晰地解读中国”，也不必回避以中国的话语和理论解读世界的使命，即中国的崛起肯定是一劳永逸地终止了西方（包括日本之类的“荣誉白人”）对中国的统治；但崛起的中国并不需要也不会寻求终止西方本身(The rise of China ended the Western domination of China, but China’s rise does not need, and will not seek,to end the West itself)。与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共存共荣不仅是基于中国的利益，更是“和而不同”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自然延伸（迄今为止，中国人仍不理解为何强大的西方不能像他们一样，在中华文明的鼎盛时期恋眷故土而不进行殖民扩张）。 一个非西方、非基督教、非西式民主制度、非结盟的、世俗的和独立自主的中国，已经在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制中稳步崛起。一个崛起的中国可以与一个包括西方在内的多样化的国际社会共存，而西方仍然跳不出其理论大师挖掘的“文明冲突”的陷阱。在人类拥有超强毁灭对方和自身的能力的时代，此类“文明冲突”论其实是不文明非文明和反文明势力之间的冲突(clash of the uncivilized)。 西方的浅薄和悲剧就在于此。对西方“大师”们的顶礼膜拜亦适可而止。 *** 直至完成为《中国叙事》写序，笔者还从未与潘教授晤面。这在资讯和交通极为发达的21世纪，几乎是不可原谅的。多年来只限于笔谈，但已获益匪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走出国门，已是常态。然而海外相当多从事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的中国学者更多的是在“帮助”西方研究中国，不管是出于兴趣，发挥特长，迫于生计，还是另有所图。潘成鑫教授是笔者所知极少数的海外学人中，不仅对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文化进行深入和扎实的研究，而且能够在更高的层次上审视、研判以致超越西方范式。 如果这篇序文能为潘君的下一部力著抛砖引玉，笔者将不胜欣慰。 前 言 二十一世纪头十年里，被媒体报道最多的事件，不是全球金融危机，不是经年累月的伊拉克战争，甚至也不是“9·11”恐怖袭击，而是中国的崛起。这是“全球语言监测”（Global Language Monitor）2011年发布的研究成果，这一关于全球媒体报道趋势的研究考察了75000份纸质和电子媒体资源。如果在国际学术圈有个类似的调查，那么，关于中国崛起的研究也应该位于最受关注的议题之列。冷战时期曾经有一家美国出版公司十五年内没有出版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看起来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既然相关的研究已经如此之多了，似乎没有必要再写一本类似话题的书了。现有的评论、书籍和文章肯定已经覆盖足够广泛的研究视角了。 尽管或者说正是由于相关文献已经汗牛充栋，我深感很有必要加入这一研究大军。不过，与许多其他研究不同，我的研究旨趣并不在于回答中国是否正在崛起，也不在于回答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什么。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这些问题不重要或者已经得到了解答，而是因为我认为，评估中国崛起的意义离不开我们如何给中国崛起赋予内涵。这听起来或许有点同义反复的味道，不过，它提醒人们注意中国观察者自身——给中国崛起赋予意义的主体。它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我们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和表述上，这正是本书主要关注的问题。 有些人可能这么想。不过，本书的这一研究路径并不是为了在这个熙熙攘攘的研究领域找到一条狡黠的捷径并提出哗众取宠的观点，从而逃避脚踏实地地对待种种有关中国的复杂的“真实世界”问题，也不是为了故意激发争议或者面对这一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而无病呻吟。在我看来，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撰写本书都是必要之举。在理论层面，本书摒弃了流行的事实和表述二分法的预设。与实证主义相反，本书认为，我们不可能绕过认知和表述而直接触及真正的中国。我们眼中的“中国”不可能摆脱形形色色相关话语和表述的影响。在那些声称研究中国崛起的著作看来，中国崛起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经验上可观察的实实在在的现象，而实际上，这些著作总是与表述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些研究随之很可能也成为这些表述的一部分，后来的研究再透过这些表述来审视“中国”。从这个角度说，我聚焦于表述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基于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必要性。 从实践层面来看，在社会世界中，表述和话语无处不在，因此适当地对话语表述进行研究，并不是逃避现实，而是真正地触及真实世界。或许除了梦游和无意识的眨眼外，人类行为（更不用说社会行为了）不可能脱离认知和表述而独立开展。建构主义者说得好，言辞带有后果。不过，我们可以进一步补充说，所有的社会领域和人际关系都需经由思想和表述来调节和建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当然也不例外。在事关地区稳定、繁荣乃至世界和平的情况下，解析表述和话语在塑造中西关系中的作用和角色显得既迫切又具有现实意义。 有鉴于此，本书将论述的重点放在西方对中国崛起的表述上，特别聚焦于两种有影响力的范式：“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机遇论”。这两种范式通常被认为是对中国崛起的客观解读。尽管看起来针锋相对，但它们都是西方某种自我想象的折射，体现了西方在一个从来都变动不居的不确定世界中对确定性和身份定位的诉求。这种欲求虽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社会世界中常常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由于找不到定律式的持久确定性，对确定性的渴求就常常最终回归到两种欲望：恐惧和幻想。这是因为这两种欲望能够为寻求确定性而不得提供某种情感补偿。我将在书中提出，上述两种中国范式分别是这两种流行的情感补偿的话语载体。如此一来，它们并非客观的中国知识，而是与西方惯常的自我想象和权力实践密切相关。通过探析知识、欲望和权力的相互关系，本书旨在解构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当代叙事。尽管本研究对所谓“批判性中国观察”具有某种方法论借鉴意义，不过由于研究范围、本体论立场和篇幅所限，本书并非意在提出一种替代性的完备方法来更好地理解中国本身。唉，实际上“中国本身”并不存在，它只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欲望和惯常想象的产物。 构想和撰写这本书是一项漫长且具有挑战性的工程，不过最终也令人兴奋且收获颇多。一路走来，我要感谢许多人的帮助，他们智识上和行动上的帮助使得这一研究成为可能且充满乐趣。很遗憾，我在这里不可能提到所有人的名字，因此，如果我无意中有所遗漏，谨致以诚挚的歉意。 尽管这本书与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主题不尽相同，但是，其中的某些思想火花就是那时在堪培拉激发出来的。因此，我要感谢吉姆·乔治（Jim George）——一位榜样式的学者、一位启迪心灵的良师益友，感谢他孜孜不倦的指导、激发思想的谈话和深刻的点评。这本书的问世，要感谢他长期深入的智识帮助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我还要感谢西蒙·多尔比（Simon Dalby）、特莎·莫里斯·铃木（Tessa Morris-Suzuki）、斯蒂芬·罗叟（Stephen Rosow）、伊恩·威尔逊（Ian Wilson）和Yin Qian，他们富有洞见的建设性反馈和评论对于本书的早期研究来说不可或缺。能够认识罗兰·布兰克（Roland Bleiker）、肖恩·布斯林（Shaun Breslin）和李芝兰，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和何包钢、杰弗里·斯托克斯（Geoffrey Stokes）及大卫·沃克（David Walker）一道密切工作，我也感到非常幸运。他们都是榜样式的学者、杰出的良师益友和慷慨的同事，他们常常是我寻求意见和指导的首选对象，在此我对他们表达深深的感激之情。同样，我非常荣幸在母校北京大学拥有众多卓越的老师和学者，尤其是袁明、王缉思、贾庆国、梁守德、朱锋、张小明、许振洲和已逝的刘甦朝等。他们的榜样力量和鼓励使我最终选择了学术道路。在北大我还从一些同事和朋友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赵学文、赵为民、杨康善、张黎明、孙战龙和孙华等。 在我的学术征程中，遇到了许多人，他们的见识、告诫、谈话、鼓励和慷慨使我感念至深，其中包括尼克·比斯利（Nick Bisley）、白永辉（Jean-Marc Blanchard）、摩根·布里格（Morgan Brigg）、安东尼·布鲁克（Anthony Bke）、普里亚·查科（Priya Chacko）、陈智宏（Gerald Chan）、史蒂芬·陈（Stephen Chan）、张志楷（Gordon Cheung）、马修·克拉克（Matthew Clarke）、戴维·福格（David Fouquet）、郭宝钢、约翰·哈特（John Hart）、卡尼什卡·贾亚苏利亚（Kanishka Jayasuriya）、戴敏·金斯伯里（Damien Kingsbury）、戴维·劳尔（David Lowe）、迈克尔·麦金莱（Michael McKinley）、费提·曼苏里（Fethi Mansouri）、迈克尔·夏皮罗（Michael Shapiro）、凯瑞·史密斯（Gary Smith）、罗兰·沃特（Roland Vogt）、罗伯·沃克（Rob Walker）、饶世藻（Souchou Yao）、由冀、于滨、张勇进和崔大伟（David Zweig）。我还要感谢在迪肯大学的众多同事，他们以各种可贵的方式助益于我的思考，且影响远不止于这本书。当然，本书如有什么缺点，我自己负全责。 马拉克·安索（Malak Ansour）、海蒂（Heidi）、迈克尔·哈奇森（Michael Hutchison）、金·黄（Kim Huynh）、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孔涛、卡特里娜·李扣（Katrina Lee-Koo）、陆唯坚（Weijian Lu）、安·马克内文（Anne McNevin）、杰米·摩西（Jeremy Moses）、倪小龙、本·韦林斯（Ben Wellings）和张广宇是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时的好朋友。他们也让我想起北京大学的一些“老”同学、“老”朋友：范士明、贺照田、邵燕君、王联、于铁军、周有光等。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已经分散各地，但是他们的宽厚、幽默感和友谊直到今天也是无法超越的。 有不少机构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资助，其中包括我所在大学的人文与教育学部、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前身是国际关系与政治学学院）、公民与全球化中心和阿尔弗雷德·迪肯研究中心，我对它们深表感谢。我曾作为访问学者分别在墨尔本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待过一段时间，我的研究得益于它们的慷慨好客和优越的研究资源。尤其需要指出的，我要感谢墨尔本大学的德里克·麦克杜格尔（Derek McDougall）和香港科技大学的沙伯力（Barry Sautman），感谢他们的支持和与他们颇有收获的交谈。刘明升、李硕和江斌使我在墨尔本的一年时光充满欢乐，我对此深表感激。 我的出版商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在墨尔本第一次见到我的研究计划后，就一直对我抱有坚定的信心。编辑亚历山德拉·康奈尔（Alexandra O’Connell）、詹妮弗·威尔科克斯（Jennifer Wilcox）和克洛伊·米歇尔（Chloe Mitchell）在本书编辑和出版的各个阶段都展现出十足的耐心并提供了帮助。安德鲁·瓦特（Andrew M. Watts）在编制索引中不可或缺。一位研究计划的匿名评阅人、两位手稿的匿名评判者和文字编辑员都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我感谢他们。 我特别要感谢雪梅的爱、理解和牺牲。我同样要感谢两个可爱的女儿艾米（Amy）和莉莉（Lily）。她们每天给我带来的爱和欢乐是我自豪和灵感的无尽源泉。我看着她们成长，和她们一起学习，觉得自己也在变成一个更为完整的人。我还要感谢身在中国的姐姐和哥哥们，他们知道他们在我心中的分量有多重。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我要把这本书献给我的父母，以作为对他们的纪念。当此自省之际，我的心头充满了拂之不去的痛苦失落感和悔恨感。尽管我知道无论做什么也不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我希望本书至少可以算作一点表示；不过即便是这么一点表示都来得太晚了。直到最后，他们也许都不十分清楚他们最小的孩子这么多年漂泊他乡到底在做些什么。然而，他们通过一辈子的言传身教，告诉了我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如何做人。我并不奢望能够完全领会这个道理，但是我知道，它一直都在那里，我可以时时回味，从中寻求教诲、灵感、慰藉和弥足珍贵的回忆。
潘成鑫，毕业于北京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关系学高级讲师、阿尔弗雷德·迪肯公民与全球化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外交、中美关系、中澳关系、西方中国学研究及批判性国际关系理论。曾任世界知识出版社《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的编委，先后在墨尔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澳门大学、北京大学任访问学者，2015年秋应邀到外交学院讲学，2016年获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Endeavour Research Fellowship。
张旗，北京大学博士。2012～201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北京大学法学（国际政治）博士学位，被评为北京大学和北京市优秀毕业生。2012年获山东大学法学（国际政治）硕士学位，所撰写的硕士论文被评为山东大学和山东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外交和全球治理。
前 言
第一章 引论：西方对中国崛起叙事中的知识、欲望与权力 中国崛起文献的涌现 中国观察很少观察自身 为什么要观察中国观察 知识、欲望和权力：一种解构和建构分析框架 本书概要及简短反思 第二章 威胁与机遇：一副双焦镜 中国崛起的西方解释范式 什么是范式？ “中国威胁论”范式 基于能力的“中国威胁论”话语 基于意图的“中国威胁论”话语 “中国机遇论”范式 “十亿顾客”：经济机遇论 中国的民主化：政治和道义机遇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全球一体化的机遇 “我们都是熊猫对冲者”：双焦镜的纠结 第三章 恐惧和幻想：西方自我与他者想象中的新殖民欲望 中国观察实为现代西方的一种自我想象 畏惧中国：西方/美国殖民欲望中的“中国威胁论”范式 “中国威胁论”反映的是西方自我想象 “中国威胁论”范式中的西方自身建构 建构他者的“中国威胁论” 作为西方和美国自我幻想的“中国机遇论”范式 “机遇论”范式对中国的他者化 作为西方自我想象的“中国机遇论” 第四章 “中国威胁论”与恐惧政治经济学 权力/知识与恐惧政治学 “中国威胁论”与美国的恐惧政治经济学 美国军事凯恩斯主义和军工复合体中的“中国综合征” 美国“中国威胁论”群体中的权力知识互动 第五章 “中国威胁论”：自我实现的预言 构想一个敌人的代价是什么？ “中国威胁论”范式及遏制政策的社会建构 作为社会建构的“中国威胁”：相互回应的一例 民族主义和强权政治思维：大众和知识分子对西方遏制的回应 美国的遏制与中国的外交回应 作为自我实现预言的“中国威胁论” 第六章 “中国机遇论”：虚假的承诺和错误的前提 中国机遇：一个正面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中国机遇论”范式的错误前提 “中国机遇论”的虚假承诺 超越对自我与他者的绝对性建构 单边转变还是相互回应？ 一种特殊的关系？ 追求中国的归附：不可能实现的使命 第七章 幻灭的国际政治 “还击”：西方对华战略的强硬转变 幻想中国与西方的幻灭 从幻灭到恐惧：范式转换与对华政策调整 从希望到幻灭：作为“中国幻想”的“中国机遇论” 第八章 中国观察：走向反思和对话 中国知识和自我反思 中国知识与对话 参考文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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