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梁漱溟卧病时接受台湾《远见》的尹萍女士采访：
尹女士：梁老愿不愿对台湾青年说几句话？
梁老：要注意中国传统文化。
尹女士：梁老对中国的未来有何期望？
梁老：要顺应时代潮流。
1、梁漱溟先生尘封七十年遗稿首次呈现，理解中国的珍贵读本！
2、梁漱溟先生长子梁培宽先生亲自整理编辑，并作序推荐，三分之二为未曾公开出版的遗稿，精装新版隆重推出。
3、《中国文化的命运》全书分为“中国文化之精神”、“社会演进上中西殊途”、“发挥中国的长处以吸引外国的长处”3辑共47篇文章，精短凝炼，层层解剖国民性、文化病症、道德与宗教、民族精神、人权自由、社会构造与制度、人生态度等关键问题，一针见血。
4、一代大儒梁漱溟先生精彩解析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及其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塑造的影响，并用中西比较的视角观察两种文化的根本不同，几十年前的见解远超今人庸论。
5、中国文化的命运，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梁漱溟先生几十年前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思考发人深省：未来，中国文化究竟要走向何方？
“注意中国传统文化”
“顺应时代潮流”（代序）
三年前即2010年本书首次问世，可至今没有“前言”或“后记”。现在想来，有些须介绍或交代的话还是不宜略而不谈，何况现在又将再次加印，正可借此机会增补上去。
同时，这本仅10万字的小书，据出版者说，至今已加印12次。这使出版者与笔者均感到有些始料不及。昨天偶然有两位客人来访，谈起来这本小书。他们都对本书热心关注。那影视总编导说，她一下买了60本，分送友好。而另一位从事生态农村建设的工作者，说她曾前后买过100多册，分给追随她工作的大学生义工。听过这些，笔者更觉得有写一些的必要了。
现在即就至今尚未收入《梁漱溟全集》的《社会演进上中西殊途》（第二辑）与《发挥中国的长处以吸收外国的长处》（第三辑）两篇文字，作些介绍与说明。
先说《社会演进上中西殊途》（以下简称《中西殊途》）。此文于1942年5、6两月在《思想与文化》杂志（成都）上连载，是为首次发表。1944年9月，又由中周出版社（重庆）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发行。这都是抗日战争中日本投降前两年的事，距今已70年了。
香港脱险后，1942年2月初梁老回到桂林；1944年9月因日军由湖南入侵广西，又离桂林避难昭平；计息影桂林前后约两年半。在这段岁月里，他为奔走国共合作抗敌及民盟工作已暂时退居次要位置，而讲学与撰写已成为其生活的主要内容；撰写又以与《中国文化要义》有关的文字工作为主，付出的时间与精力亦以此居多。依此来看，《中西殊途》即写于初至桂林之时是极为可能的。
从《中西殊途》标题看，其内容主旨已清清楚楚：由于中西两方社会演进路途的殊异，其结果——形成的社会组织结构，也明显不同。
《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底首次出版）其主旨与《中西殊途》完全相同。它同样是阐明中国千余年历史演进，其结果是以伦理组织社会，或说社会以伦理为组织，且历久少变。西方社会与此对照来看，他们以团体组织社会，或说社会以团体为组织；团体或称集体，有宗教的、政治的（民族的、阶级的等）、经济的，彼此对立、竞争、对抗、斗争不断。
由此可见，《中西殊途》与《中国文化要义》二者阐释的是同一问题，只是前者写成在前（1942年于桂林），后者撰成于后（1949年于重庆北碚）；一前一后，只有深浅精粗之别而已。
据以上笔者对《中西殊途》有关情况两三年来的考查结果来看，现在收入本书不过是首次发表约70年后，又重新发表。可是首次发表于战乱年代中，能见到它的恐极为有限。即是梁老本人，是否曾见到发表它的书刊也无从考究了。因1996年于上海图书馆发现此文单行本时，全集已出完，故《中西殊途》至今尚未收入《梁漱溟全集》，所以现在重新发表，对读者来说犹如首次发表了。读者对《中西殊途》一文给予较多的关注，或与此有关。
现在再说本书第三辑，即《发挥中国的长处以吸收外国的长处》，其内容一如标题之浅显易晓，无须赘述。应说明的是，它本是1949年梁老在北碚的一次讲话的记录，曾由北碚管理局以单行本小册子印行。
至于本书第一辑《中国文化之精神》，其中多选录自《中国文化要义》。所以总览全书一二三辑，其中心就在于从多方面（如宗教有无、民族精神、阶级之隐显、国家不像国家、缺乏政治上民主、详于人事而忽于物理——科学，等等）阐明老中国社会之特征——以伦理组织社会。
认识老中国，方能建设新中国；而认识老中国社会特征之必要，不言而喻。
最后，讲一下梁老有一次接受记者访问的事。
1988年5月17日，在协和医院的一间病房里，卧病在床的梁老接受来自台湾的一位记者采访。她是《远见月刊》的尹萍女士。因病人已极度虚弱，谈话极简短，其内容如下：
尹女士：梁老愿不愿对台湾青年说几句话？
梁老：要注意中国传统文化……可读我的《中国文化要义》。
尹女士：梁老对中国的未来有何期望？
梁老：要顺应时代潮流。
访谈至此结束。梁老此生最后一次答记者问（此次答记者问后的第37天——6月23日，梁老即与世长辞），他所说的这两句话：“注意中国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值得我们深思。
这两句话，似为中国今后的发展指明了一条合情合理的走向。按此走去，中华民族的自救、中国国家的振兴将会因此而较顺利地实现？
姑且将笔者个人一些所知、所见及所感，写出如上，作为本书又一次加印的代序。
梁培宽于北大承泽园
2013年4月1日
时年八十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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