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一定程度上,至少可以追溯到1983年,当时我在为《科学》杂志撰写一篇关于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某个监视大气臭氧状况的项目的文章。在了解项目内容的过程中,我与某课题组一道搭乘了NASA的飞机,那架飞机的任务是在三万英尺的高空给大气层取样并进行分析。课题组一度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上的梅里达登陆。不知为何,科学家们次日休了一天假。我们坐上一辆破旧的大众货车,去了玛雅遗址所在的奇琴伊察(Chichén Itzá)。我当时对中美洲文化一无所知,甚至连“中美洲”(Mesoamerica)这个术语都不熟悉。中美洲囊括了从墨西哥中部到巴拿马的广大范围,涵盖了危地马拉和伯利兹全境,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的部分地区,还有玛雅人、奥尔梅克人和许多其他原住民群体的故乡。我们从货车里爬出来不久,我就被彻头彻尾地吸引住了。
我自己(有时是度假,有时是出差)回访了尤卡坦五六次,其中三次是和我的朋友、摄影记者彼得·门泽尔(Peter Menzel)同行。为了完成一本德语杂志的稿件,我和彼得驱车12个小时,沿着一条糟糕的土路(沿路有深到大腿的坑洞、成片成片倒下的树木),开到了当时还没有得到开发的玛雅城邦之一的卡拉克穆尔。陪同我们的是玛雅人胡安·克鲁斯·布里塞尼奥,他是另一处规模更小的遗迹的看管人。作为一名有着20年工龄的树胶工人,胡安总是连续几周跋涉林间,寻找糖胶树(糖胶树那黏黏的树液已经被印第安人风干、咀嚼了上千年,并在19世纪末成了口香糖产业的基础)。在一个傍晚,我们坐在篝火边,他向我们讲述了他在闲逛时偶然发现的那些满是藤蔓的古城,以及当科学家们告诉他,这是他祖先创建的城市时,他的种种惊讶。当晚,我们睡在基石似的高大雕刻品中间的吊床里,那些雕刻品千余年来都未曾有人驻足欣赏。
直到1992年秋天,我对哥伦布以前时代美洲居民的兴趣才谈得上是真正提上了议事日程。某个周日的下午,我偶然在一座大学图书馆里无意中发现了《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表》关于哥伦布到访500周年的特别专刊。我好奇地捡起这本刊物,靠在一张沙发上,开始阅读威斯康星大学的地理学家威廉·德尼万(William Denevan)的文章。该文开宗明义地问道:“哥伦布时代的新大陆是什么样的?”我想,对啊,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当欧洲人的风帆在美洲的地平线上首次出现的时候,那里生活着一些什么人,他们又都在想些什么呢?我读完了德尼万的文章,又继续读起了其他人的文章,而且直到图书馆员关灯,宣示图书馆已经下班关门的时候才停了下来。
我那时还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德尼万和许多其他研究人员把自己全部的职业生涯都投入到了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上。他们得到的图景与绝大多数美洲人和欧洲人的认知有着相当程度的差异,而且在专家的圈子之外也鲜有人知。
在我读过德尼万文章的一两年后,我参与了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的分论坛讨论。这个名为“对亚马孙地区的新视角”的分论坛,其参与者包括杜兰大学的威廉·巴利(William Balée)。巴利的发言主题是关于“人为”森林,即印第安人数百年前或数千年前创造的森林;这种观念我此前闻所未闻。他同时提到了德尼万也讨论过的一件事:很多研究人员如今相信,他们的前辈低估了哥伦布到访美洲时当地居民的数量。巴利说,印第安人的数量比人们此前认为的要多,而且是要多得多。哎,总得有什么人出来把这些信息都汇聚到一起去啊,我想,那会是一本很有趣的书。
我一直等待着这本书的出现。直到我的儿子入学,学到我当年被教授的那些东西(同时也是遭到长期尖锐质疑的观念)的时候,这种等待变得越来越令人沮丧。鉴于似乎没有什么别的人在写这本书,我最终决定自己出马试一试。此外,我也很想了解更多东西。诸君手上的这本书正是这次努力的产物。
这本书并不兼容并包。它不是对1492年以前西半球文化社会发展的系统性的年录。那样一本书涵盖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太广,根本无法写就;等到作者接近完工的时候,新发现会使该书的开头显得陈旧而过时。使我确信这一点的,也正是那些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与前哥伦布时期原住民社群惊人的多样性打交道的研究人员。
本书也并非关于研究美洲初始居民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生态学家、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们近期观点变化的完整学界史。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新见的成果正在向太多个方面进行延伸,任何作家都难以将其囊括在一部著作里面。
相反,这本书探索的,是我认为这些学界新见共有的三个主要焦点:印第安人的人口统计学(第一部分)、印第安人的起源(第二部分)和印第安人的生态学(第三部分)。由于太多不同的社群以迥然相异的方式说明着这些观点,我根本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因此,我记载的是那些现存观点中资料最多、得到最多近期关注,或是最有意思的部分。
说来很矛盾的是,这本讲述哥伦布以前时代生活的书,也花了不少篇幅讨论了哥伦布到达之后的生活。这有两个原因。首先,很多原住民文明没有文字,而关于它们的最好的信息,大半来自于那些率先见到他们的欧洲人的记录。诚然,殖民时期的记述会被文化短视扭曲,但它们依然是有关其生活方式的生动描述。其次,和第一点同等重要的是,欧洲和美洲的相遇,对双方都是有启示性的。在很多情况下,接触双方的紧张突出了这些社群可能会无法清楚辨识出的一些领域。万帕诺亚格人和清教徒的会谈(第2章的内容),以及印加人与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率领的西班牙军队的遭遇(第3章的主要部分),都展示了欧洲人眼中的这些原住民群体,还有他们在面临未知时作出的反应。
在整部书里,就像读者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我用“印第安人”(Indian)一词来代指美洲的初始居民。毫无疑问,“印第安人”是一个含混的、从历史角度说也并不恰当的名称。或许对美洲初始居民而言,最准确的描述词是“美洲人”(Americans)。然而如果真用上这么个词,将会导致更严重的混乱。在本书中,我试图以人们自己使用的名称来称呼他们。我在北美洲和南美洲遇到过的绝大多数原住民的自我称谓都是印第安人。(更多关于命名法的内容,请见附录A:负载词。)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到访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中部地区斯基纳河上游的黑兹尔顿村庄。村里的很多居民都是基特卡汕族人(Gitksan或Gitxsan)。在我到访的时候,基特卡汕族人刚提起了针对不列颠哥伦比亚政府和加拿大政府的诉讼。他们想要该省和全国承认,基特卡汕族人在当地居住已久,从未离开,也从未同意放弃其土地,而且因此保留着对全省约1.1万平方英里土地在法律上的所有权。他们说他们很愿意进行谈判,但他们不愿意被排除在谈判之外。
我在乘飞机飞入当地的时候,能看到为什么基特卡汕族人会对这片地区感情深厚。飞机掠过球岩山(Rocher de Boule Mountains)白雪皑皑、宏伟壮丽的峭壁,闯入两条森林茂密的河谷的交汇处。雾气在大地上升腾。人们在河里捕捞虹鳟和鲑鱼,虽然其所在距海岸有165英里之遥。
属于基特卡汕族的基特麦克斯人,其总部在黑兹尔顿村,但绝大多数成员都住在镇外的一个居留地。我驱车赶往这个居留地。基特麦克斯族议会首领尼尔·斯特里特(Neil Sterritt)在那里向我解释了这起诉讼。这个坦率、声音温和的人一开始是做采矿工程师的,之后卷起袖子回乡,准备跟这场旷日持久的法律纠纷打交道。经过多次审讯和上诉,加拿大最高法院于1997年裁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必须与基特卡汕人谈判决定土地的归属情况。直到这次诉讼提出20年之后的2005年,双方的会谈仍在进行。
过了一会儿,斯特里特带我去了卡汕(‘Ksan),这是一座创建于1970年的历史公园兼艺术学校。公园里有几所重建的长屋,其外表满是高贵的、红黑色的西北部海岸印第安艺术。艺术学校培训当地印第安人把传统设计转化为丝网印刷品的技巧。斯特里特把我留在校舍的一间休息室里,让我到处看看。那间屋里的东西也许比他已经发现的还要多,我很快找到了一些像是贮藏着美丽的古老面具的盒子。在它们的边上是一大堆现代印刷品,其中一些用的是与旧法相同的设计。屋里还有一盒一盒有新有旧的照片,很多都记录了杰出的艺术品。
在西北部海岸的艺术中,其主题是平坦而扭曲的,就好像是被从三维压成了二维,而后又折成了折纸一样。最开始,我发现所有的设计都很难解释,但是很快,其中一些设计就脱颖而出了。它们用干净的线条,把空间切割为既简单又复杂的形状:物体被填进另一些物体里,生物被塞进它们自己的眼睛里,一半是兽的人和一半是人的兽,所有这些都是变形和超现实的骚动。
有少数几件物品我一看就能立即理解,很多我完全不能理解,有些我以为我理解了但实际上可能并没有,还有一些可能连基特卡汕人自己也无法理解,就像大多数如今的欧洲人无法真正理解拜占庭艺术在创作之时对人们情绪产生的影响一样。不过我还是对这些大胆的图案线条感到欣喜非常、眼花缭乱,因为我在窥探的,是一个自己此前并不知道其存在的、充满活力的过去,而且这个过去还持续对当下发挥着一种我未能注意到的作用。在接下来的一两个小时里,我一件一件地欣赏起这些物品来,而且总是渴望看到更多。通过编撰这部书,我希望能与诸君共享自己当时(以及自那时起每每就此产生)的兴奋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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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曼恩,是《大西洋月刊》《科学》和《连线》杂志的撰稿人。他也为《财富》杂志、《纽约时报》《史密森尼》《名利场》《华盛顿邮报》供过稿,曾三次进入美国国家杂志奖决赛的作者,被美国律师协会、美国物理研究会、阿尔弗雷德·P.斯隆基金会和兰南基金会授予过与写作相关的奖项。《1491》赢得了美国国家学院传播奖的年度zui佳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