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是一门以民族为研究 对象的科学，世界民族学史就是 指这门科学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民族学的开放性研究使它的方法论和各种。具体方法的研究十分活跃，许多 具体方法的新探索和新应用。又 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学方论的新 发展。对于一门世界性的科学史 来说，《世界民族学史（1800-2000）》30多万字，可以帮助学生和广大读者开拓视野，把握 这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我们 应该立足于民族学的现代化，放 眼世界和未来，虔诚地：艰辛地 去探索相研究民族学，这是民族 学的光明前途。
《世界民族学史（1800-2000）》：
实证主义的文化进化论和启蒙思想一样，在概念形成的基础上，都把人类的同一性看作是文化和社会的前提。但前提的同一性不是说内容的同一性，在人类同质的一般环境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认识文化与社会的合理性。
作为独立学科的人类学是和文化进化论一起产生的，而文化人类学正式问世以前，它就潜伏在人类学这一学科领域中。例如，18世纪的拉菲托（1671-1746）和迈纳斯（1747-1810），19世纪的普利查德（1786-1848）等，这些人物因为关心博物学和人类文化的变化而开始受到人们的注意。
此外，以生物学领域为例，早在18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进化论的萌芽。但给进化论以明确描述的却是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1744-1829），而进化论获得广泛认同的市民基础则要等到达尔文出现以后。在1800年左右，开始兴起了以人类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倾向。不过，文化进化论产生的背景有两点应引起特别注意：一是民族志知识的增多和比较法的确立；二是伟大的史前科学的来临、丰富的民族资料和民族知识的积累及在地质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等领域中的新发现。文化进化论正是以这样的方法论作为核心而确立的。
具体地说，到了19世纪中叶，从原来叫作博物学的广阔领域分化出了新兴的生物学、地质学和考古学，随之出现了一场知识飞跃，人们逐渐认为把人类的本质视为一成不变的18世纪文化观，是一个单纯而朴素的不完整的思想观。正是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进行产业化和社会激烈变化的欧洲，需要一个能够克服现实生活中全面不安感的新的世界观。这种时代潮流，一方面产生了近代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另一方面也迎来了进化思想的盛行。以此为背景，文化进化论也以浓厚的自我意识来充任领导时代的先锋。文化进化论的旗手们都确信自己的能力，并具有很高的社会使命感。泰勒是这样结束《原始文化》一书的：“尽管这一事业还很不成熟，但人类的幸福仍然非常需要它。”
这种使命感是在大规模的殖民地化过程中，由于直接同异国和野蛮社会的接触而产生的。当时，社会非常需要对非西欧世界的再解释和理论化，以代替在18世纪流行的哲学。在率先进行海外扩张的英国，早在19世纪初就创立了专门培养殖民地行政官的“东印度大学”，其后又成立了民族学会和人类学会。
文化进化论学派代表人物的理论基础的根本思想可以用几句话来表达：人类本质的一致性和由此产生的文化发展的一致性，又称“单线进化论”。①
那么，文化进化论学派使用的方法是什么呢？
其一，就是已经提过的比较法。比较法是形成启蒙思想的“进步”概念的一个要素。在18世纪社会学家中，已经有这样的萌芽，他们认为欧洲文明是从原来的野蛮状态发展而来的。到19世纪中叶，这一观点从古生物学、地质学、史前考古学等成果中得到证实，并在文化进化论学派中得到了更加具体的发挥。这样，人们就有理由认为：在现在落后民族的社会中存在的生活方式，同过去的旧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同古代国家形成时期的社会生活有密切关系。例如，麦克伦南（1827-1881）认为：现有野蛮人的状况相当于人类发展进化的最初阶段；历史科学的实质在于划分简单的年代上的前后关系，它同发展进化的人类进步之间是有别的；必须根据发展进化程度的高低来分类社会。
当时，有的学者把欧美近代文明看作是进化的顶峰，并由此依次排列了世界各个民族的不同文化。然后，用这一方法来比较各类文化，从而确定其高低。文化进化论者则把进化发展的各个阶段及其序列看成是演绎性的现象，并且认为：在理论上完全可以构筑起已经过去的进化发展历史。在启蒙思想家看来，进步是自然理性的逐步实现，而文化进化论则把文化和社会看作是一种物质关系。也就是说，在文化进化论看来，所谓人类同一性的原理并不是自然的理性，而是表明技术知识的普遍性。它把文明理解为近代商品生产的狭隘思想。这种狭隘的思想把文明同产生社会的欧洲等同起来，从而以技术知识的水平作为唯一尺度，提出了一个所谓蒙昧、野蛮和文明社会的类型论观点。
其二，就是使用“残存”概念。一般认为，最先把“残存”这一名词同概念规定一起使用的是泰勒（《原始文化》，1871）。但是，在此以前，麦克伦南已经提出过同样的研究方法（《古代史研究》，1865）。斯宾塞也很早在《物理学原理》（1864）中以“适者生存”的语言使用过它。可见，早在泰勒以前，就已经有人提出了基本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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