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一位有着跌宕起伏、曲折离奇政治生涯的革命家,富有开创精神的思想家,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作为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陈独秀以其旷世之才、书生之气和做人风骨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留下巨人的印记和丰厚的遗产。本书是具有广泛影响的《陈独秀人传》的最新修订本。以翔实的材料、丰富的内容、扎实严谨的考证和稳健公允的分析对陈独秀风云激荡的一生做了全面的介绍评析,并配有相关图片100多幅,是迄今出版的内容最全面、资料最丰富的陈独秀传记。
任建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24年8月出生于河北省武安县,1945年初参加革命,1947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1954年任上海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7年底进中科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工作,后改属上海社科院。1978年后,任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史研究室主任,1991年离休。发表有影响的中国现代史方面论文40余篇,著作有《陈独秀--从秀才到总书记》、《五卅运动简史》(合著)、《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大事本末》(主编)、《现代上海大事记》(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主编)等。
陈独秀出生在中国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逐步演变的年代。在他出生前的37年,即1842年,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与英国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资本主义列强接二连三地发动侵华战争,昏庸腐败的清朝政府在战争中屡战屡败,不得不同侵略者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陈独秀15岁那年——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这次战争又以清政府战败,订立了《马关条约》而告结束。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中国不仅割地赔款,还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从此,帝国主义除以输出商品的方式进行经济侵略以外,还同时输出资本,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资源,开办各种企业,以榨取超额利润。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都莫不为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而担忧。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是他们思想发展的共同出发点,陈独秀也不例外,他的政治生涯也正是从这个平凡而又伟大的起点一爱国主义开始,逐级向前展开的。在青年时代,陈独秀就关心国家大事。甲午战争,一个大国被小国打败了,他觉得其中必有缘故。至于是什么缘故,一个15岁的娃娃,当然是说不清楚的,不过他已经在开始思索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不受外国的欺辱。
最初,陈独秀信奉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的主张。但为时不久,1898年9月维新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人头落地,血的惨痛教训清楚地表明清政府反对任何的政治改革。1900年,清政府对八国联军屈服投降,从此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这使国内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了,原来主张君主立宪的一些改良派,蜕化为保皇党,于是革命派应运而起。20世纪初,陈独秀从改良派转变为革命派,立志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1901年至1904年,陈独秀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基地是在他的故乡安庆和芜湖。他在安庆发起反对沙皇俄国侵占东北三省的演说大会;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反帝爱国,启迪民智;协助进步人士开办学校,培养革命干部;并进而组织秘密的反清军事团体“岳王会”。安徽地区的革命运动,在陈独秀等人的领导之下,蓬勃兴起,堪与革命活动最发达的湖南、广东两省相媲美。
1911年武昌起义后,陈独秀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反袁斗争失败,他被通缉,逃亡到上海,不免有所苦闷与彷徨,但在苦闷中继续求索,在彷徨中继续追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5年9月,陈独秀首先发难,创办《新青年》,高学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发动新文化运动,猛烈地抨击旧礼教、旧文化,起了极大的启蒙作用。《新青年》培育了整整的一代青年,纲封建伦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他们接受新思想、新学说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
科学与民主的传播,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召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帝国主义国家分赃的巴黎和会对中国人民的刺激,所有这些因素到1919年5月汇合成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正如毛泽东所说是陈独秀。
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扎根。一向祟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陈独秀,也就在这个时候迅速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由手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地位,由手他对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批判,他的转变自然带动了一先进分子共同前进。到20世纪20年代的第一个年头,他同李大钊等开始创立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薪。
陈独秀从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20年代初,他的政治思想逐级飞跃,由改良派而革命派,然后上升到共产派,并连任五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参与了大革命的领导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再次陷入苦闷与迷惘之中。但为时不久,他便接受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反对当时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于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共产党,转变为中国托派的首领,既反对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又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同时也受到共产党的攻击和国民党的压迫。九一八事变后,他主要反对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倡议与中共联合反蒋抗日。1932年10月,他第四次被捕,坐牢达五年之久。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这时他反对中国托派关于抗战的主张,并与托派脱离了组织关系,坚决主张发动民众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战。晚年流落到四川江津,在贫病交迫中钻研文字学,撰写《小学识字教本》。1942年5月27日与世长辞,享年63岁。
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国文字,工宋诗,善隶书,旧学根底深厚,对音韵学、文字学造诣尤深,“是我国近代语言学史上杰出的语言学家”;他才思敏捷,笔锋犀利,长于政论文,但不善演说。虽多年飘泊他乡,却乡音未改,操浓重的安庆口音。
陈独秀目光锐利,气质刚强,富有革命开创精神,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只要是他认准了的政治方向,就奋勇向前,义无反顾。他最厌恶趋炎附势,随波逐流。当一些不合理的罪名加到他的头上时,他尤为桀骜不驯。
陈独秀一生的思想演变,不啻是一部近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缩写。他的革命经历大体上是同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同步前进,并相互影响。他那跌宕起伏、曲折离奇的政治生涯,形成的原因固然有他个人的因素,但归根结底是社会的阶级的原因造成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艰巨性与曲折性的一种反映。陈独秀是一位很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也是一位颇具魅力而又很不容易把握的人物。
中国有句老话叫“盖棺论定”,是说一个人死了,进了棺材,他的历史也就刭此结束了,再也不会增添什么了,这时可对他一生的功过是非作出评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只有“盖棺”才可能“论定”。然而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历史上一些发生过重大影响而又复杂的历史人物,往往在“盖棺i之后很久很久,人们还是对他争论不休,各有各的“论定”的说法i而且“论定”之说又往往随着时势的变迁而变更。现在笔者奉献于读者面前的这部《陈独秀大传》,自不敢妄称什么“论定”之作了。
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论文,尚且如此。论人,则需要“顾及”的方面就更多了,笔者深感力不从心。如果于无意之中写了些“说梦”的话,则挚诚地希望读者能做到像鲁迅所说的“我只主张听者心里明白所听的是说梦”,并殷切地期待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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