僰氐羌源流考_应骥_9787548225317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僰氐羌源流考》是以探讨僰氐羌民族之源为主要目的的读物。从目前的情况看，民族源流仍是这一研究领域的瓶颈所在，然而能真正提出一针见血的有价值的创见者，实在是少之又少、寥若晨星。
　　笔者从各个不同角度，对出现在有关学科的文献资料中涉及考古、历史、人类体质、民族、民俗、原始信仰乃至语言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新论断逐一做了比较和分析，经过再三推敲思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认识，并用以解释各种目前还无法解决的疑难，竟取得了屡试不爽的理想结果。故敢于将这种独特的新见解提出来供作参考。

　　僰、氐、羌是早在距今一万多年前即已存在的古老民族，而且其某些方面的影响仍表现在今天的白、彝、藏、壮、傣、仡佬等民族身上。在民族源流方面，除了仡佬族之外，其余的差不多都有过与僰、氐、羌民族之间的混血后裔，导致民族融合进度的加快。其间只有程度上的差异、数量上的多少和时间上的长短罢了。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些民族当中，尽管彼此还存在某些明显的不同，但大体上相似、相同的地方更多、更明显。
　　从历史上看，华夏民族对其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都是以中原为核心，将各民族所在地和他们的族称等结合起来，对生活在四个方位上的各民族集团分别称之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其实少数民族内部，还是按他们的“老规矩”办事，我行我素，对此类事情一概置之脑后。
　　“东方日夷”，夷是“盐”的古音（古代夷、盐、燕等字同音，这可用江浙话来验证），可用来指海洋和（中原东部的）滨海地区，亦可用来称住在那个方位的古代少数民族。但早已知道始于史前时期的“东夷西迁”，特别是获悉原本居住在南方的濮系民族也同样有过他们自己的西迁之后，司马迁等人就开始在《史记》中将西迁至中南地区的东夷人称作“南夷”，南夷西部的一些东夷人则称作“西夷”。它似乎在向人们表明：东夷人西迁确有其事，是无可否认的史实。到了后来，像《后汉书》等史籍，将南夷和西夷合起来称作“西南夷”。就这样，形成了不仅东方有夷人，南方、西南方也都有他们自己的夷人。这些人的先民大都来自东土，他们并非西部土著，这一点应该是清楚的。
　　不过当对待具体到（东夷中的）某一支系，如犬夷，西迁后就无法称之西×夷之类的名称，这该如何处理才好呢？聪明的史家们想出新招，即在不动其原族名“犬”字的基础上，把它后面的那个夷字改为“戎”，称作“犬戎”。真是省时、省事，一字搞定。这岂不是为东夷西迁之举又增添了一条重要的证据么？还有徐夷也仿此，即西迁后改称“徐戎”。犬戎也好，徐戎也好，他们到了甘青地区后，统统被改称为“羌”，这就是西迁东夷人后裔直到今天仍在使用的族称。

　　《僰氐羌源流考》：
　　古代日本人也大多有名而无姓，由于姓氏只有贵族（武士）或者是得到政府允许的知名大商人、村中的头面人物才有资格获得“起姓氏佩长刀”的待遇，所以有姓氏会被看作是一件非常体面、荣誉的事情。不过在农民、商贾、职员当中，也并非绝无可能有姓氏，比如姓青木的大地主，雇了一个名叫太郎作的佃农，人们就叫他“青木家的太郎作”；家住在大桥旁的一个村子里的名叫五兵卫的人，人们就叫他“大桥旁的五兵卫”。直到明治8年，日本政府下令要求每个国民都必须给自己取个姓氏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像上面所说的青木家的太郎作、大桥旁的五兵卫等人，就直截了当地称作“青木太郎作”“大桥五兵卫”。某些感到难给自己找个合适的姓的人，只得请求村官们帮他们起个姓，于是就出现了由于家门前有棵大松树，就起了个“松下”的姓；家住在进山入口处的，就有了“山口”这个姓。有的是以古代有名望的武士的名，作为自己的姓，如“酒井”“本多”“上杉”之类即是，还有的是为了图方便，就随便给自己起了个什么鱼或者是什么（蔬）菜的姓。此外，不少地方还有以地名、寺院名、职业名、植物名等当作姓氏的现象。
　　上述这些与契丹人的做法十分相似，这恐怕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吧？
　　3.青牛、白马传说
　　契丹始祖的起源，流传着一则青牛白马的故事。据《东斋记事》一书记载：“契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马，一女子驾灰牛，相遇于辽水之上，遂为夫妇。生八男子，则前史所谓迭为君长者也。”此说似过于简略，且再看看《辽史》是怎么说的。该书《地理志》称：“永州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述律后传》则日：“尝至辽、土二河之会。有女子乘青牛车，仓猝避路。忽不见。未几，童谣日：‘青牛妪，曾避路。’盖谚谓地只[祗]为青牛妪云。”关于契丹发祥地木叶山，据说在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汇流处。青牛、白马传说就发生在这里。由于祖先缘起于斯，逐渐形成了后人们的木叶山崇拜习俗。尤其是辽朝建立后，人们对木叶山的崇拜更为隆重，岁岁举行祀木叶山之仪，称作“拜山礼”或“祭山仪”，被列为辽朝吉礼之首。
　　从上面所述的传说中，有“女子驾灰牛”或“有天女，驾青牛”的语句。但在《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本末》中，这句话却成了“女子驾牛车”。《述律后传》也是：“有女子，乘青牛车……”到底是“骑青（灰）牛”呢？还是“乘（驾）青牛车”？谁也说不清楚。传说毕竟是传说，没有必要去跟它较真儿。要紧的是骑白马的男子（天神）与乘青牛或乘坐牛拉车的女子（地祇）终于在土河与潢河（或辽河）合流处相会了，而且结为配偶。
　　青牛、白马传说，也同样曾流布于东瀛。据《日本年中行事辞典》称：日本东北地方的秋田县镰仓、岛根县松江市等地，在每年七月十五盂兰盆节期间举行的左义长火祭，孩子们在点燃火把时，口中要不停地呼唤：“老爷爷、老奶奶，跨上马、驾好牛，穿越火堆跳过来！跳过来！”看来老爷爷骑马、老奶奶驾牛正好与上面说过的“童谣日：青牛妪，曾避路”的情节相吻合。青牛妪是地祇，那么白马男子当然应是天神，孩童们称之为老爷爷、老奶奶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恰当的。从我国辽宁到日本东北地方，中间有大海阻隔，若没有民族渊源关系，那么这两部分后裔人群，是绝无可能相似到如此地步的。4.服役婚契丹人的婚姻形态大致上有同意婚、转房婚、服役婚和抢婚等，较有民族特色的是转房婚和服役婚。所谓转房婚，即指“妻后母，报寡嫂。死则归其夫”的婚姻习俗做法（见《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论契丹族的婚姻制度》）。此习多见于北方游牧民族中。例如，（匈奴）“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娶其妻妻之”（见《中国民族源流史》第122页）。（突厥）“父兄伯叔死，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叔母、嫂……”（见同书第168页）此外，女真、党项、畏兀儿等民族也有此习俗。尽管这一风习被认为是鲜卑人（即契丹主体民族）的典型民俗之一，可是此风早就传播塞外，遍布于北方游牧民族中，因此它已不能被看作是契丹人独有的风习。然而服役婚就没有那么多的民族趋同，可以被目之为流传于契丹族中的老祖宗（鲜卑人）古习，列为可比民俗内容之一。
　　服役婚的具体做法是“先略[掠]女通情。或半岁百日，然后送牛、马、羊畜，经为聘币。婿随妻还家。妻家无尊卑，旦旦拜之，而不自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一二年间。妻家乃厚遗送女，居处财物，一皆为办……”（见《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此习（作为蒙古族先民的）室韦人也有，如《旧唐书·室韦传》日：（室韦部）“男先就女舍，三年役力，因得亲迎其归。役日已满，女家分其财物，夫妇同车而载，鼓舞同归。”蒙古族先民之所以也有此习俗，除了两者长期为邻（鲜卑在东，室韦在西）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僰氐羌源流考》开始时已提及的汉桓帝时，鲜卑族大人檀石槐占据了西逃匈奴人故地，匈奴族中未迁徙者十万余众皆自称系鲜卑人，因而疆域扩展，人口急剧增多，引起风习传入。故室韦人有此风俗应是很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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