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想家：北大的诗歌救赎与启蒙_错?河_9787545611540

诗人错河首度将“自传”与“诗论”交织成文，以罕见的坦诚叙述外界眼中的疯人，如何以诗性完成对灵魂的救赎，并最终形成独创的“诗想”。这部《诗想家》力图通过对诗歌本身的基本构架来理性复原诗歌的创作过程，是诗人构筑并笃行的一个诗歌理论体系。既追溯到诗性的本原，又谈及诗歌与社会受众的关系，以及更开阔的视野。

吴?序错河嘱咐我为他的这本新书写个短序，并将书稿电子版和纸质版都邮寄给了我，因此我成为较早读这本书稿的人。从头至尾读过一遍后，他这书中的两大优点让我感动：坦诚精神和精致文字。这是一本将自传和诗论交织在一起写成的书。此前的其他作者，要么单独写一本自传，要么单独写一本诗论。错河将“自传”与“诗论”这两个不同的内容合在了一起。如果是别人这么做，不一定能成功。但错河却做成了。因为，错河是诗人，他的生活都是围绕诗来展开的。在这本书的自传故事中，错河敞开心扉，坦诚地跟读者讲了他当年的高考，在北大法学院（当时还是法律系）读书，他和几位要好同学的那些往事。更加坦诚地讲了他的恋爱故事，及关于他找“北大的北门”的传说。最为坦诚的故事应属他被当作病人送去住院。我至今也不认为他患有疾病，我理解诗人的性格和行为。诗人一定是不同寻常的人。否则，他怎么能写出好诗来？就像今天的人看唐代的大诗人李白，他不也是疯疯癫癫的大才子么？怎么能送进医院？只能是一场误会。从小我就听老人们说过“不疯魔，不成活儿”。“活儿”在文学艺术行档里，是指艺术家的作品。但是，错河住院的经历，没有让他沉沦，反而成了他诗词创作中一笔独特的精神财富。世事就是如此弄人，你要想成为诗人或者艺术家，那你就必须经受常人无法经受之苦，包括被误会为“病人”。如果错河只用坦诚来写这些故事，那还不够。书要写得好看，还要文字优美。文字是错河的长项。这本书使用的文字，都是非常精致的。我曾做过一个实验：反复读书中某个句子，试着调换其中的形容词或动词，但是，错河选用的字词都是最好的，换了就不如原来的准确了。所以，我认为这本书稿中的每一个字，作者都是用心琢磨过的。我明显感受到作者对文字特别在意，读起来非常舒适。对文字敏感是错河的一大特点，我对此是有认识的。他的文字好主要来自天赋，这不可能是北大法律专业能够教出来的。这应该是他从小养成的好习惯吧？他在文字方面所下的功夫相当大，因而他在文字方面取得的成果也最丰硕。好文字已成为错河引以为傲的一面。有一次，他来我办公室，我们谈起诗句中的选词用字，他夸张地说：“莎翁第一，错河第二。”虽然这是句玩笑话，但当时还是让我大吃一惊。我没有文字方面的天赋，只能多读前辈们的好作品，多练习写作，在练习中学习人家选词造句的方法，以便提高自己的文字水平。错河却不似我这样，有一次我建议他多读古今中外诗词大家的作品时，他跟我说，他不读大家的作品，或者说，有意不去读的。因为他担心自己的独特语言风格受到别人的影响。一方面，我难以理解他为何会有这种担心，另一方面，坐在我对面的这位年轻诗人，有如此强大的自信，也让我佩服。因为我本人缺乏自信，我只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然后去知天有多高，海有多深。现在，错河这本新书就要与读者见面了，我衷心地祝贺他。虽然我校当年的法律系没有将他培养成为大法官、大检察官或者大律师，但他却将自己培养成为了新诗坛的一颗新星。吴志攀北京大学前常务副校长 2018年1月26日注：吴志攀先生为错河当年在北大法律系读本科时的老师和系主任通过诗歌的自我拯救与普遍解放这本书是关于诗歌的，但希望读者不要把它只看成关于诗歌的。固然，书里晓东阐述了对诗歌的本源性理解，他循序渐进、耐心细致地讲述了如何进入诗歌写作，如何生成、把控一首诗，阐述了他的诗歌本体论、创作论和艺术社会学。其中渗透着他二十几年来写诗的领悟、心得与甘苦。但我仍希望大家不要把它仅仅看成一部诗歌写作教程，或者只用诗论的标准来衡量它。因为这部书里还蕴含着更丰富、深广、锐利的内容，那就是作者自己的生命史、精神史。一这本书是一个复合文本。一部分是诗论，一部分是作者自身经历的纪实性书写，两者相互穿插交替。这两种文本的关系其实就是晓东的诗歌与他自己生命、精神历程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而言，自述部分是“第一文本”，诗论则是“第二文本”。作为“第二文本”的诗论虽然完全自成体系，但当它被“第一文本”打断、穿插时，它已经不是一套闭合的理论，而是一种精神表征，它的自洽、雄辩、理性与自述部分的鲜活、锐利、躁动相互映衬。其实，关于自己的生命历程，晓东已经不止一次地书写过，比如，他的长篇小说《北门》，他的自述《生于1974》。但那种融入虚构的书写尚没有这次不加修饰的纪实来得锐利。在我看来，近些年晓东在写作上的变化不限于诗歌领域，某种程度上更实质性的推进还在于对实际经验的有力表达，也就是越来越掌握写实的能力。以往晓东的自述总是不自觉笼罩着一层传奇、浪漫的色彩，不免使人怀疑他在故意把自己的生活戏剧化。而在这次的叙述中，他的经验依然充满戏剧性，但削弱了刻意的戏剧化表述和生活本身的起伏，那些不可控和不忍直视的部分得以不加修饰地呈现。他把生活经验本身的触目惊心以冷静、不回避的方式展现出来，以至于那些看似“浪漫”的经验也令人心悸起来。整个叙述是从晓东大二时的精神病院经历开始的。令人惊讶的是晓东能把二十年前的每个细节都记得那么清楚，包括他和医生说的每句话。他把自己那些热情而亢奋的倾诉逐一复述下来，但从医生例行公事的回应中似乎可以直接看到那张冷冰冰的面孔和无动于衷的表情。这个场景因其不动声色的反差而显得荒诞，好似一个象征。晓东这里的复述已不限于把自己的“思想”再表述一遍，而毋宁说是一段历史记录。在通常的历史化记录中，值得保留、可被叙述的永远是“正常”流程，而病人的“疯话”是没有记录、保存价值的，甚至很快会被病人自己遗忘掉。但晓东都记住了。他从没有把它们当成“疯话”，而是自己理性思考的一种形态。当他在今天的叙述中不厌其烦地复述它时，仍把它作为自己思考的一个起点。他执拗地与医生争辩自己的行为是“掉楼”而不是“跳楼”，恰是努力维护一种表达的“准确”，他的每一句话对自己而言都是清晰而准确的。他在努力捍卫自己的理性，而这一切在医生那里仅仅是非理性的症状。于是，他还原了一个完整的“病人”与“医生”之间的谈话过程。这个过程所呈现的张力，所显现的对峙不在病态与正常之间，而在热情与冷漠之间，在想象力的热情、飞扬和刻板知识的冰冷、压抑之间，在要涨破自身的精神性与完全丧失精神性（人性）之间。接踵而来的精神病院内那种残酷的日常生活就是这个对立的延展。我自己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本书里的一个人物，晓东经常提到我们这些朋友如何在他生活中出现，对他的重要。可我们大部分人迄今为止也不能真正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只有当他把他的经历转化成一种报道式的记录时，我们才能真正体会他的经验： “此后在病区的两个月里，从我被重新允许走出重症监护室开始，我就彻底成了一个烟民。像所有人一样，吃完饭，急切地等值班护士喊那句：‘抽烟了’，就赶集一样地挤进水房，手颤抖着却极力控制住去跟其他病人对火点烟。因为只有不到五分钟的抽烟时间，所以每个人都狠狠地吸，甚至没人有空说一句话，几十秒之后，水房就会被烟雾彻底淹没，看不清任何人。” 这不是某种传奇性的私人经验，而是极端条件下人可能具有的处境和状态。这种处境是反常的，又不断产生着扭曲的“正常”： “更令我恐慌的是，病区里还有‘黑社会’组织。住了多年，公费医疗泡病号的一高一矮两个病人，就是病区的老大。他们早就已经康复，但不愿意出院去上班，于是帮助护士们维持秩序，例如组织比较健壮的病人捆绑不服管教的病人。时间长了，以他们两个为核心，就形成了一个小团体。护士会网开一面，对他们的行为视而不见，高兴了，还会开小灶，让他们单独去水房抽上几根烟。而其他病人，则不得不攀附这两个老大，好让他们分派一些病区里的好活，比如进入叠被组，可以单独多抽一回烟。于是他们就开始作威作福，差不多每个病人存放的好吃的，家属留下的好烟，都被他们明争暗抢地分上一份。在这里得到的尊严和福利，远比回单位上班要好得多。因为他们出院上班，那就成了别人眼里避之唯恐不及的精神病，处处都要夹着尾巴做人。” 这种已经正常化了的反常不正是《古拉格群岛》那样的经典作品所着力表现的？让人触目惊心的还不止于精神病人遭遇的不人道对待，而是非人待遇的内部不断再产生着不平等、支配关系和欺压。人们在被隔离、被封闭起来的精神病院再造了一个丛林社会。一些人在这个丛林社会中获得了相对的权力，他们宁愿待在这个扭曲的环境中做一个“老大”而不愿意回到“正常”社会。他们知道，在正常社会中连这点卑微的“尊严和福利”都会丧失，一个“精神病”的标签足以把人打入社会最底层。晓东在后来更恶劣的住院经验中碰到了愈发残酷的例子： “后来，上次那个80后老大又被送进来了。他这次并没有再嚣张，沉默不语。一周之后，他背着人吞下了一大堆塑料袋，想要自杀，以此来抗议他父母把他再次关进了精神病院。他被深夜送出去到县城的医院抢救，后来再没回来。我这辈子最后见到他，就是他躺在急救床上，完全没有了那种嚣张，而是用极度萧瑟的眼神望着我。” 晓东自己的遭遇更让人不寒而栗： “但这样的生活里，终于又一次让我明白，即使在这样的一个还算正常的男护士眼里，精神病人也并非真的是被当人来看待的。终于有一天，他被单位逼着要考试，所以晚上值班就连夜磨枪。他忘记把出病区的大门锁上了，就那么虚掩着。我晚上极其无所事事，在走廊里溜达，见门没有锁，于是就试着推了一下，本想再喊他一句，说门忘记锁了。但他却以为这是我弄开的，马上暴跳如雷。他叫来几个病人，把我死命按在病床上，绑得结结实实，我还没来得及高喊我错了，他就已经把电针打开了开关，而且这一次通电就是五分多钟，我浑身颤抖着，已经再也没有机会喊一声我错了。这五分钟，是今生最黑暗的五分钟，我浑身不自主地颤抖着，万念俱灰，牙已经咬蹦了一块，还是只能颤抖，继续咬着。那是真正的地狱，没有一刻的宁息的机会，眼前昏黑一片，想要求救，大声求救，但是颤抖中你永远没有张嘴求救的机会。终于，他的邪火发泄完了，关上了电源开关。我就那样静静躺着，没说一句话。我那时想，有生之年，我一定把这样的五分钟还给他。就是这种怨恨，我才没有在之后那几天选择自杀。” 这种地狱般的经历在向我们昭示人的处境可以跌落到什么程度，人的行为、道德在一种扭曲社会处境下可以轻易滑向不可思议的恶。而这样的空间、处境就是与我们习以为常的“正常”空间始终平行的。但晓东从来不会沉溺于一种“控诉”，他似乎天生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和超越性眼光，这种精神力带来的尊严、自信使他即便在地狱式的状况中也能保持对人客观的理解，不会轻易被“怨恨”吞噬。他对精神病院的生态结构有迅速地把握、适应与应对。他对那些非常处境中有限的“善意”、“友谊”有敏锐的捕捉、足够的理解 — 他从一个男护士递过的烟中看出恢复了“正常”的同情，与病友保持着长久的友谊。这些都帮助他把自己从地狱中打捞出来。但是真正的打捞并不停留于“适应”“遗忘”或“正常”。最终超越的实现是他把自己的地狱经验转化为创造性思考，变成自己诗歌觉悟的精神起点和原点。他记述的自己在最后一次住院后所产生的创作觉悟可以看作他的诗歌宣言： “最后一次住院的时候，我想明白一个道理。和丧失正常的基本人格的精神病院的生活、毫无自由的状态相比，其实人世间的那些坎坷和苦难，都是一种同等重要的幸福的素材。为你至少还可以作为一个正常人，自由地选择和行动，始终有着重新剪接一切的权利。这已经是人最本质的幸福。至于剩下的得失，不过是为了彰显自由和人格的剧情。是的，有的人的幸福，是在攀登上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后获得的。而有的人的幸福，是在触底了马里亚纳海沟一万余米的最深处后，才得到的。而后者，因为有这个底在，让生活一切都转换成了一种幸福，即使一生默默无闻，也不代表他不够成功。但前者，则可能仅仅是片刻的欢愉。触底的人，能够凭借自己对生命的尊重，重新奋起，才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恰恰因为触底，到达过心中的地狱，反而成了他最大的财富，最大的成功。因为触底，生活的所有境遇都有了不同的审美意义和高度，这会是终极的幸福所在。 …… 所以，我这一生，会将全部身心投入到自己为语言奠基的理想上，投入到诗歌创作中，比大家体会和得到的幸福只会更多，而不会再有一分缺少。 …… 诗人的所有的苦难，其意义都在于让他们触底，从而让自己有了最大化的心理和情感的幅度去飞升。也因此有了更多的空间，来释放灵性和诗性。” 要理解晓东的诗歌立场，这段话是一个出发点。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未把诗歌单纯看成一种自我救赎，而更多地把理想诗人定义为探路者、引领者和启蒙者。因此，“我必须要做一个最幸福的诗人。这样才能告诉世人，诗歌带给我们的是过去的透彻和未来的开阔，而不是永远与灾难共生”。“我”成为“最幸福的诗人”的意义不在于一种自我完成、实现，而在有可能对世人的引领，诗歌是通向使所有人幸福的道路。这个引领者只能由真正有地狱经验，有触底经验而从中得到觉悟、超越的人来承担。所以晓东一再强调诗人内在世界的完整性和自信。只有拥有内在的强大他才能成为一个引领者。二很多人读晓东的诗或许会觉得他是浪漫的、诗意的，但我的感觉，他的本源性气质是一个英雄主义者，一个始终带着拯时济世情怀和使命感的人。诗歌是他多次被打落底层之后选择的一条可行的拯时济世的道路。晓东从初二开始立志学法律是基于“要去做国家的最大的官去拯救万民”，而据说美国总统都是学法律出身的，只有学了法律才能当上未来国家最大的官。这种幼稚的念头很快被抛弃了，但这个误会带来的理想一路支配着他考上了北大法律系。精神病院的无情判决 — 对他的打击几乎是摧毁性的。但他很快从自己的写作天赋中重拾使命感：“明白我这辈子要做什么了，我就该去做这个工作，来为语言奠基。文言文和现代文之间有一个断然的沟壑，我要做一个桥梁把它衔接起来。我崩溃在语言体系上，就应该从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 似乎对晓东来说，从来只有最根基性的东西才能给他带来意义感的支撑，才能吸引他，他也确乎有着超常的天赋去把握那些根基性的东西。当年几位朋友坐在未名湖边闲谈时，大家就很讶异于他对于那些原初性思考 — 古希腊哲学，先秦哲学 — 天然的亲近。他自己的把握方式、表达方式几乎可与先哲融为一体。他对现代思想的掌握则显得举重若轻，可以轻而易举穿透那些烦琐体系的话语坚壳。当然，这也意味着（或许导致了）他没有耐心去面对古典世界失落后现代思考必须诉诸的严密、规整、庞杂。每次听他高谈阔论，我常想，他或许更适于生存在古典世界，那样他会碰到更多的知音、对话者，不会因为自己超常的想象力而被侧目而视，乃至扣上精神病的帽子。但晓东恰好生在一个次生的、庸常的、碎片化的“二手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寻求常人的意义感甚至都被认为是可笑的，因此，晓东只能不断自己赋予自己意义。三不过，晓东并不是一个排斥世俗生活的人。生龙活虎的世俗生活是他的另一个熔炉，他的活力，他的强韧，他的不吝，乃至粗犷都与那个常被知识分子忽视的常人世界的生命力息息相关。所以，晓东从来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他根本是反知识分子的。他在北大开始写诗，但从来与北大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分子写作”格格不入。北大四年并没有把他变成一个精致的“精英”。当他从北大毕业投入银行工作时不但毫无疏离感，并且带着再入红尘的兴致勃勃和雄心万丈： “作为一个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的患者来说，大学的后三年，药物证明了我可以保持正常。而正常又让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罹患的是绝症。所以，在有了人生的新理想后，我彻底地放松了下来。前一个当‘总统’理想，需要我努力端正品行，必须不能有任何污点。纵然不惜经常虚伪，也要积攒必要的资历。而我不善于去矫饰，所以宁愿木讷。但新的理想不一样，既然是为语言奠基，构建它的艺术性，那么任何生活，任何态度，任何品德，都是必要的尝试。你需要用语言去涵盖生活的各个层面，需要体会语言的各种质感。正因为内心给了自己这样的自由，我重新又感觉到了热血沸腾，甚至比信誓旦旦地要去做‘总统’的时候，更充满活力。” 晓东常把他毕业后的工作、生活称之为一种“江湖生活”。这和当年一些诗歌作者自诩的“江湖”“民间”立场并不一样。后者或者是对尚未浮上水面、获得主流地位的处境的刻意标榜，而它之所以值得标榜，恰是指向某种诗坛地位的希求与谋得。今天回头张望，90年代初校园中或文学青年圈子中对“诗与哲学”的迷恋或可看成80年代末政治挫折的曲折产物。政治压抑催生了对纯精神追求的迷恋，哲学与诗以其智性的复杂和晦涩筑起了一道高墙，吸引那些有精神追求和不耐于虚无、庸俗社会氛围的青年寄身其间。它带着80年代思潮的余温，但已越来越隔断与大时代的关联，趋于抱团取暖和智性磨炼。那种人手一册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的方式和诗艺磨练没多大关系，更应看成一种智力门槛的显示。通过这种方式，大众化的抒情欲望、情感寄托被渐渐隔绝于诗歌的殿堂之外。80年代崇高感转化而来的诗歌圈自杀潮也随着反抒情的现代主义的洗礼，随着反讽、叙事的兴起而渐趋消失。新一代现代主义诗风的标志是机智、有趣、玩世不恭。与此同时，被抛出体制的艺术青年聚集成了一个个艺术、诗歌流浪汉群体。在尚未分裂之前，他们与校园里的智性爱好互通有无，共建、共享着一个诗歌江湖。无论烈士式的诗人或暴徒式的诗人，那时都是自觉不自觉的“民间”处境。而当一部分人开始刻意标榜自己的“民间”立场，把另一部分划为“知识分子写作”大加讨伐时，其实意味着大家开始要浮出水面了。虽然那时“庙堂”仍远，但一套新体制（后来称之为“市场”）已近在眼前。但晓东从来不在这个诗歌江湖的圈子里。（从他的诗论不难看出，直到今天，他仍然对现代主义诗歌，对放逐抒情抱有根本的质疑和批判。） — 那时的市场经济或许真的可以称之为一个“江湖”：它还没有那些垄断资源的“巨头”，尚未建立起那么多烦琐而让人窒息的制度、规矩，它接纳大量从体制中逃离出来的人，它带来解放感，承载着不限量的机遇、野心和抱负，野蛮生长，生鲜活泼。相对于诗歌江湖在这一转型中的“不适应和欲拒还迎”，晓东更多从市场经济的江湖中获得英雄不问出处的解放感与大干一场的雄心。这个红尘滚滚的江湖不仅提供了舞台，还是个自由的体验场。当然，对晓东而言，自由不仅是去除管束，不单是放任，获得内在的自由感需要“为语言奠基”这样的使命感加以支撑。诗歌成了沟通他的使命意识与现实体验的桥梁。只是，享受自由，乃至放纵感中产生的创作并不能让他真正满意。对那些混迹于 BBS — 所谓“语言表演” — 他很快感到厌倦，并开始意识到思想性和构建“义境”对诗歌的重要： “只是，这些作品都是内心里的细碎的情感的一种宣泄，没有任何加工和思考，是用意识流的方式，把他们直接表达出来。此时，诗歌仅仅是一个工具，传达我内心的片段。这些作品，只有语言的顺畅和表面的闪亮，但背后却空洞无物，甚至连空洞都说不上，因为除了文字的挤占，不存在任何回旋的空间。而且最大的问题是，表演的成分更大一些，所以总是华而不实。每当我把他们摘录下来之后，就会发觉：第二天再读的时候，自己都不明白整体的含义。 …… 那个时候，我总以为思想是思想，诗歌是诗歌。我把诗歌也看成小说一样，用单纯的出奇出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表面言辞来博取眼球。就像一般的小说，只需去构架离奇的情节，就足够吸引人的注意。我并不知道，诗歌如果缺乏思想性的构架，缺乏真正的思想性的支撑，它便只是单纯的语言体操而已。更不知道，如果没有思想性为前提，用义境去支撑起一个世界，就很难把美的观念和情感本身淋漓尽致地释放出来。” 同样让他感到厌倦的还有“物欲”：“这四年，我一心想要实现财务自由，其实更多的是在为物欲找些借口罢了，还在欺骗自己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回旋空间。”那些当初带来自由感的因素都在显示出它们的虚假。就连工作也似从空中跌入了泥潭。这种越来越失控、越来越荒诞的状态已不是诗歌能够回应的了。晓东一度转向了小说写作。他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开始亲手实践，如何用语言缔造一个非常昏暗的语境世界，自己又如何一点点打捞主人公，最终让这个语境世界一点点变得明亮，最后变得辉煌而闪耀”。他很快写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北门》。这部作品对他的意义诚如他自己所总结的： “我去亲身体验了如何把现实的世界中的片段在内心里加工成一个完整的主观世界，再把主观的世界如何誊写到作品里，思索和实践语境世界的形成和塑造；这个过程中，我充分反思了语境世界的形成机制，不再仅仅停留在理论的推测中。” 晓东的生活中实在不缺传奇的素材。他尝试过各种各样的行业。每次进入一个新的行业，他都以其透视性理解很快捕捉到这个行业运行、操作的要义，就像他能一个晚上搞懂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一样。于是，每次转行几乎都有一个梦幻般的开头，但很快，晓东天真的愿望、蓝图就越出了现实规范所能承受的范围。一番挣扎之后，晓东常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又陷入了另一个泥潭。这些时而现实时而荒诞的经历已经不是语言游戏式的抒情诗所能回应的了。在这样的处境下，晓东开始对诗歌做越来越复杂的反思和探索。这些对诗歌的理解常和他对自身所处社会环境的把握互为表里，以至于很难说是诗歌上的理解助成了这种把握，还是现实处境的领悟激发了他的诗歌理解。他曾经从“语境”的角度理解私企与国企运行机制的差异，将前者比拟为一种“赤裸裸的现代诗状态”： “因为公司的每一个人都不被捆绑在一起，所以没有固定的语境。公司随时会辞退一个人，而一个人也随时会辞职离开公司。所以，每个人都被简化，只剩下效益和利益为支撑的一种简单平衡。这就像很多当代的诗歌作品，没有语境意识，剥离了情境，甚至不在乎语感，只有赤裸裸的揭露和戏谀。在银行里的时候，知道那是一个完整的语境，永远真实地笼罩着你。你也知道这个语境如此令人窒息。你只是一个庙里的其中的一个和尚，逻辑是以念领导这本经为业就可以衣食无忧，工作能力好坏倒在其次。这样久了，你早忘记了自己还会种地，还会手艺，只有依附。于是你就只能更忘我地念经，如此循环下去，直到再无任何实质的生存能力，渐渐成了温室里的蔬菜，只能依附在这个空间里。庙如果塌了，先死的始终是我这样无能为力的人。除非你一直隐忍，成了庙里的方丈，然后换成别人都来念你的经。也就是获得最终的对作者的角色替代，但渴望的是作者凌驾在作品上的修改权。但问题是，即使你成了这个语境的作者，就会陷入到总行一级的语境，你仍然无法行使，最后彻底丧失修改欲望。这种语境，实际上是把稻米熬成一锅粥。只有一个勺子在搅动，那就是最终的领导。任何一粒稻米，再也无法生根发芽，甚至丧失了存在的形状。而这个形状本身对于这锅粥来说，从来也不重要。你一旦进入了这锅粥里，只有被磨灭，而难以生还。但深圳这份工作不是，不存在固定的语境，甚至不存在缔造语境的愿望。你随时可以跳出来，站在公司之外。公司永远与你是协商的关系。所有你的努力，在当月的工资中都已经了结，一直两不相欠。而你根据这些工资，可以随时评估出你在市场中的完全独立的价值，也随时可以换一个公司来变现和交易。你虽然是职员，但却是和公司只有等价交易的关系，这个价格就是工资。你是独立的，同时公司也不愿意做亏本的买卖。当今天人们谈论企业文化的时候，实际上是希望建立一种公司的美好语境。但这种建立，如果是达到与银行类似的效果，显然是自寻死路。建立语境的前提，只能是以尽快实现角色替代的效应为目的，让每个员工感受到可以进入公司的语境，类似作者对语境的责任感，长出根系来主动支撑企业的价值本身，以此来放大员工个体的能力。这样，员工觉得自己有增值的空间，而且有着无限潜力。而公司也获得了超出工资本身的效应，调用了员工潜在的能力，获得附加值。企业文化建设的美好设想只是通过构建语境，从而发生语境中持续的加载、化合、共振的效果，最大化地调用每个人的资源，从而让企业更具有无限活性和扩展性。这绝对不是为了让员工依附在公司上，通过一种效率的负循环来维持稳定。” 四从国企到私企，从稳定到临时，经历各种闯荡，身历各种语境之后，当初使人有无限寄托的“江湖”日益显露出凌乱、冷酷、无情、势利的本色。“江湖”已不是一个给人提供可能性，带来解放感的空间，反而是对理想、雄心、责任的消磨。对于晓东这样不断需要意义感支持的人来说，已到了从江湖学校毕业的时候，他需要重新找到值得身心投入的事业。2006年，一次回到北大法律系参加毕业典礼的偶然经验触发了他接续起校园时代理想的念头： “老师们一个一个上台发言，祝福学生们的未来，最后却都不禁垂泪。这些青春飞扬的学生必将去经受世事洗礼，很多人会被磨灭，最后沦落到面目全非。老师们因此无限感慨。那些眼泪，或许踌躇满志的毕业生们不会理解，以为只是留恋共同的校园生活而使然。但我如今却懂得了其中的意味深长。在中国从事法律工作，是一件让人容易陷落的事情。 …… 台下的我也不禁流下热泪，那一刻突然觉得，我该做点什么。于是暗暗发誓，从现在起，捡回我自己的理想和志向，我要重新杀出一条血路。给法学院的毕业生们，给全北大的毕业生们一个示例：那就是无论多么艰难，多么困苦，只要我们不放弃对自我的拯救，终会被上天垂怜，终会得到救赎。而我拯救自己的方式，就是用我最熟悉的诗歌。” 支撑他重整旗鼓的动力还是来自难以割舍的使命感。这个使命感的出发点不仅是自我拯救，更是通过自我尝试探求一条可以让更多的人，甚至所有人获得拯救的道路。他全力投入创作是要证明这样一条路是存在的，他只有通过自己创作的探索才能摸清它的路径，只有当他自己真的从诗歌创作中突破了之前哲学式思考带给自己的困局时，当他完成了自我拯救时，他才能从中获得一种关于诗歌的根本觉悟。更重要的是，他不是仅把这种觉悟运用在自己的创作中，而需进一步把这种觉悟整理清楚，变成可以传达、传播的创作论，这才能把自我拯救变成普遍的拯救。这也是他为什么要在出版几本诗集之后，又全力撰写这本诗论的原因。说是创作论或许窄化了它的意义与抱负。因为它不单是经验谈，更是关于诗歌和艺术创作的本体论思考。这个本体论诉求与他在上大学之初即树立的哲学抱负是相贯通的。事实上，人应该如何认识世界，人应该如何生存，人如何通过对自身存在的认识获得自由与解放 — 这些本源性问题一直是晓东思考的出发点。因此，他特别要在存在论和认识论的意义上定义艺术存在的特殊方式与价值： “人看似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中一个连贯的存在，但实际上，时时刻刻都不是一个拥有真正连贯体系的系统。世界和人仅仅是松散的惯性支配下的当下的集合点。让我们造成误解的，是我们具有主动性的连贯意识。而即使这种主动的意识，也带有比重非常多的惯性成分。所以，除哲学外，就其他学术活动来说，是揭示这种已经有的惯性存在过程，很多人把这个惯性定义为规律，就人所习惯的时间单位（或者叫作数量级）来说，这种惯性可以称为规律，但无限放大或者缩小这个时间单位的话，未必就适用。所以只能叫作某个时间单位内的惯性。艺术创造活动本身，既可能是一个惯性的发现过程，又更多的是在惯性之外，创设一个新的理解程式。 …… 因此就本质而言：哲学是用逻辑理解整个世界的过程。艺术是用更多尺度和方法来整合世界和意识，创新并表达的过程。但是就如同一盒积木，或者一盒拼图板。哲学的态度会认为这盒积木或拼图背后一定有一个说明书，所要寻找的是这个说明书，以期最终让所有积木的分块、所有的拼图分块会有着最终使之完整的、唯一的一个组合方式，并为此而排除其他可能，得到最后的唯一性答案，也就是真理。而艺术的态度，则是相信这堆分块是散乱的，并没有唯一的组合说明书。它们的部分和整体，都可以以无限的方式加以拼接，而展现为不同的美的造型，甚至不惜修改积木或拼图的单块本身。所以，哲学下分化后的各个学科，都延续哲学的传统，寻求着这块唯一的说明书。而艺术则更讲求创造，不断脱离这种唯一性而去创新。艺术的无限活力和创造力，以及最终形成的这种反惯性，也是其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反惯性”是晓东理解诗歌的一个关键词。比如，他会把对诗歌创作至关重要的“灵性”界定为“一种反惯性的能力”： “它是相对于习惯和惯性存在的。这些习惯让你因积累而厚重，而厚重不乏其人，但是具有一个积累的习惯，身在惯性的体会之中，同时能意识到这仅仅是一种惯性，万物之间除了思维的习惯、性格的习惯之外，尚有更广阔的非惯性的东西，始终能够意识到这种非惯性，而让自己的视野和方向立体而开阔的人，具有的那种轻灵的、不被束缚的、积重可反的、超越的、敏锐的等方面的气质，我们这里就叫作灵性。” 在“反惯性”的延长线上，更积极和更进一步的目的是获得“自主性”。他所理解的“诗性”根本上是一种达到“自主性”的途径： “而艺术的核心则是诗性。这种诗性，相信这个世界并不存在唯一的说明书，它本身无意识且无限的存在着。而我们要做的，是找出任何一个原点，在这个原点，也就是立脚点上，破解了秩序，都可以重新织组世界，从而让世界完美地呈现出来。这个原点，任何人都可以选取，也不存在固定性，而织组的方式，也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并不具有排他性，可以同时存在。而织组的原则，就是唯美的态度本身，也就是这种织组本身，目的是让世界完美地呈现，而不再是散乱无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在确认世界的本原有类似神明一样的意志存在。而诗性则在确认，我们自己具有神性，可以自主地存在。” 这种“自主地存在”意味着本质上的自由。晓东理解的“自由”不是“对必然的认识”，他并不否认把握终极规律的努力带来的进步意义，但同时也看到它的代价和困境： “所有这些努力，都在让人类逐步进步，不再因无限性、不可控性而处于缺乏安全感的状态。但问题在于，越是证明世界的规律，越让我们疑惑谁缔造了这种规律，于是哲学和神学就有了交集。而这背后是：人自身并没有因为规律强大起来，相反，他们被粘连在规律上，更显得被动、渺小而无助。” 于是，他更强调诗性对人的精神的解放意义： “诗性作为所有艺术的核心，则恰恰走上了相反的道路。这种相反，不是用诗性反对理性的建构。而是诗性放任世界的无限性、不可控性，并把它当作一种积极的事实。由此获得感受到回旋余地足够充分的欢愉。他们的努力不在于用唯一稳定存在的规律或秩序消除这种无限感和不可控感。而是走了另一条道路，即寻找世界的原点，也就是出发点。这个原点，可以轻易让世界沉浸在一种秩序中，变成稳定的有序的存在，这表面与哲学是相通的。但不同的是，这个原点在诗性的理解中，一旦达到了类似的效果，就会被搁置，然后又会在下一次创作中，下一个作品中，寻找新的原点，仍然重新整合这个世界。最后，这个原点，在无数作品里，就表现为是任意选取。而诗性让他们获得了什么呢？恰恰获得的就是对自身生命的存在的确认。既满足于世界的无限性，又通过人整合能力的无限，转换成人的无限性，因此与世界的无限性相匹配。这种无限性因此不再是一种被动的无限性，而变成了人的主动性和主控性的事实。” 诗性的解放意义很大程度上是与哲学的决定性、唯一性相对照，与哲学的纯粹依赖理性相对照，因而确立，它不仅重构了自由运用理性的可能，也重新给情感赋予位置： “通俗地来说，诗性的创作者，是所有哲学家的集合，他们随时让作品呈现一种哲学，又会在下一首作品，变成另外一种全新的终极架构。但他们不会让自己变成哲学家，去笃定地坚信世界是拼图或者积木，有唯一的说明书。这让人获得安全感的同时，也丧失了终极的自由。而艺术是通过无限种哲学，让自己变成运用自如的世界之驾驭者，以此说明人的自由自在。而更重要的是，情感本身也成为立足点，作为整合世界的原点所在，大大超越了哲学本身所能做到的。” 五我常感到晓东本质上仍是个哲学家。但他是通过诗歌的途径突破了以往哲学式思考带给他的一种执念，这种执念很长时间内造成他的认识瓶颈和困局。诗歌觉悟对他的一个根本意义是由此他能够批判性地反思以往哲学性思考的误入歧途之处，从而实现对自己悲剧根源的自我诊断。（其对哲学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自己失败的经验 — 寻找唯一哲学论纲的努力。） “而我自己，在20岁的时候，进驻精神病院之前，恰恰颠覆过自己的思维，建立了自己唯一的世界观念。但当它表述不清时，那种陌生感，那种从社会中的被抽离感，那种与社会的割裂感，让我陷入恐惧，甚至成为精神病人。而我停滞了脚步，退缩了回来。这也在于那时我没有敢把唯美作为终极目标，作为自己真正的巢穴。更没有勇气再去接着发现：可以完全主动地选择任何一个原点，去用全部公共理性，一直开放地走下去，去发现一个个迥然有异的新世界，而那些世界，都创造性地以美为方向而自在地存在着。那时候，我只是在寻找上天的足迹，但当它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反而叶公好龙了。当我因为写哲学提纲以至于语言崩溃之后，我就彻底丧失了勇气。把这归结为自己所有灾难的根源，恐惧地放弃了重新进行有效的思考。而写这部哲学提纲，让我一直以为，这世界只有唯一的答案，而我要用一部书来说服别人相信我的答案是唯一正确的。以此消除我自己巨大的陌生和无助感。正是这样的思维惯性，让我得出结论，也就是自己的答案是唯一的，又是不可言喻的，语言因此崩溃了。就像过了河，桥被拆了，我最终无法顺利地从原路返回人间，而彻底被搁置在了一个荒凉而恐惧的荒野之中。我从此更因为这种恐惧，在经过治疗恢复普通人的状态后，彻底放弃了进行根本性的思考。我害怕自己再一次迷路。我从此也再没有试图在诗歌中，表现这种终极的思考方式。正因为如此，我把自己局限在大家所惯常的世界里，并且以为诗歌就是纯粹语言的操练。于是我放弃了思想能力，放弃了灵性与诗性，在作品里舍本求末地狭隘喘息着。就像一只无头的苍蝇，在诗歌里四处乱撞着。现在我明白了，写一首好的诗歌作品，永远不比写一部哲学著作轻松，更敢去慵懒。任何一部作品，都需要我倾尽全力，来找到一个新的原点，像神一样拯救一个散乱的世界，让它重新充满意义，缔造全新的世界，然后让美的观念在这个世界中自由开放着，无比绚烂。” 这部书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和意义就在于它是从一个觉悟的终点回看它一步步的生成过程，这个过程交杂着成功或不成功的尝试、歧路与荆棘、搁置与坚持、绝望与信念。每一步、每个信念环节的获得都不是习得的，而是从作者切身的经验，从他的精神、生命经验的最痛切体会、反思而得来。他曾经讲述自己如何在疯癫的流浪生活过后觉悟到理性控制的意义： “在这次疯癫的江南云游中，我写了很多即兴的作品。很多人总以为诗歌就需要这样的癫狂状态，他们甚至不惜去吸毒来让自己处于幻觉的痴迷，以获得创作的灵感和高峰体验。但事实恰恰相反，在癫狂中，虽然内心翻涌，但大多数仅仅是直观的碎片。一个人再也无法沉浸在自我的独立而完整的世界里，更别说表达。而且会因为这种迷幻乱了心性，极度缺乏理性的判断，会高估和夸大这些碎片和最终作品的意义。因为主题本身往往是极其空洞的。其次，此时的写作，毫无理性控制力，已经无力也无心织组结构，容纳更多更深刻的内容，所以作品必然会凌乱不堪。最后，因为这种病态的癫狂，所选择的表达形式是非常随意的，自己已经无法集中注意力来让作品成型。 …… 亲历所证，诗歌不是幻境里的艺术。它对理性的要求绝不亚于科学研究的理性要求。因为科学研究往往是在平静的状态下完成的，不需要极度的连续性的状态。而诗歌则是在内心的翻涌中，且要求持续性整体性的表达，需要更大强度的理想控制力。 …… 当代的很多诗人们，正努力在作品里表达疯狂。而我作为一个资深的精神病人，恰恰在尽力地寻找着路途，用尽可能的方式，让自己的作品看起来更为正常和健康。所以，我才一直努力让自己恢复正常，尤其是精神的正常。” 他在后来的诗论中坚持认为诗歌的创作过程是一个可以理性认识和理性控制的过程，其认识的起点正由此获得。我有时甚至觉得他的这部书好似一篇现代《神曲》，在讲述一个在精神世界的黑森林中迷失的诗人如何历经世俗生活与精神探求的双重磨练，经由地狱、炼狱，不断寻找和上升，终于通达天堂的路程。只是，在这一路上并没有先知的导引，靠的只有他自己的意志、信念。这是一条通过诗歌达到自我救赎的路。但他还要把它变成一条所有人都可以践行的、最终获得自由与解放的路。这才有了这部书。六当他讲到最后一次在精神病院得到医生“你只是天才，不是病人”的肯定，彻底放下重负时，我由衷为晓东感到欣喜。当看完他对诗歌理想的最终讲述时，又由衷感到钦佩。一个人在炼狱式处境中自我拯救已足以让人感佩，而当他致力于把这种磨练打造成渡人之舟时，无论这个思考本身是否已足够成熟，我只能说，这是只有圣人之资的人才会去尝试的。因此，回到开头说过的话。希望读者不要把这本书只当成一部诗论，更值得看到的是每个诗歌理念背后的生命经验和精神努力。这个过程或者能给大家带来更大的启示与鼓舞。程?凯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2018年1月25日与错河一起把诗当成底色晓东是北大38楼329室睡在我上铺的93级法律系同学。 1994年7月，我们北大93级在昌平某部队的坦克团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军训，法律系和中文系男生被安排在一个几十人的宿舍里，我因此结识了中文系的程凯。程凯出自书香门第，饱读诗书，有专业素养却不呆板，且为人极其豁达开明。我中途因病终止了军训，但离队前做了一件最正确的事情，就是初步了解了程凯后，把他介绍给了晓东认识。军训结束不久，晓东就因写哲学著作，被送到回龙观医院“深造”了三个月。这期间，我又通过程凯认识了中文92级的吴浩，遂拉着两人一起去回龙观看晓东。水深火热中的晓东，把这次极其平常的探视当成了雪中送炭，因此对吴浩也一见如故。我性情内向，不耐329的喧嚣，于是在程凯撮合下，跟中文系93级的王卓异对调了宿舍。王卓异那时对于神秘的晓东已有耳闻，在晓东没有出院的情况下，欣然乐居，成了晓东的新下铺。从未想过，我的无心插柳，竟然悄然给晓东编织了一个朋友圈，更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柳浓成荫。这个朋友圈不仅成就了当时上学时38楼“四大公子”的佳话，更是延续了半生，成了晓东新理想的根据地和大后方。因为正是大学后三年，在这个朋友圈中，他完成了自己的蜕变，决意立志于为现代文语言的艺术性奠基，由此彻底走出了回龙观医院结业时阴云惨淡的可怕麻木与沉默，重新焕发了第二春，又恢复了他最习惯的信誓旦旦。而我则在尘俗凡情的纠葛牵缠中，早早淡出了他们的朋友圈，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外围观察家。晓东在语言上的天赋是毋庸置疑的。确切地说，是在文言文上，古意盎然、诗韵飞扬的古体散文和诗歌都是信手拈来。而与此相形，却是晓东的不学无术。他来自农村，除了课本，无书可读，更不用说古籍，竟然上了大学都还没听说过《古文观止》。当然，类似的天赋在北大人中本不稀奇，所以如果不是中文系另外三位公子的专业性理解和鼓舞，几乎会被大家完全忽略。但相比古诗，对现代诗歌，晓东不过是和我们一样的凡人。可他却偏偏立志，按照他自己的话，要为现代文语言奠基，希望自己可以像莎士比亚之于英语的源出一样，担当起现代文语言的千年重任。于是就注定了他的半世困顿。晓东绝不缺乏灵性的犀利、敏锐和透彻，但他的理想，不是仅凭这些气质就能轻易做到的。新诗的未来并无前迹可寻，晓东的努力更像是夏虫语冰。因此，他身上的这种气质，在十几年的江湖生涯里，不仅没有让他得到水到渠成的诗学成就，反而成为他生活的负累。晓东毕业后的生活，就像他的新诗道路一样，百转千折，柳暗不见花明，他四处冲撞，结果却总是差强人意。对于普通人而言，那个时代的追求，或打工或创业，都期待获得一定的财务自由。晓东也和大家一样渴望着。但他总是超前地用灵性理解这些事情，于是乎，世界成了他怎么拖也拖不动的后腿。他颠沛流离，一直深陷麻将人生 — 成了牌桌上的职业牌架子，只负责码牌和洗牌，而和牌则与他无关。于是一次次重整，再一次次坍塌，命运和他总有着开不完的巨大的玩笑。晓东得到的只是不断凝聚在内心的浓墨重彩的失意。失意与诗意什么关系？或许晓东最有发言权。当洪峰一次次冲击而来，他偶尔也会诗意泛滥一次。无论生活怎么沉沦，怎么浑浊，晓东只要写出稍有亮点的一首新诗，就会又欢天喜地找我滔滔不绝地描述他看到的精彩未来，就又会重新亢奋的去打他的麻将。关于诗的理想，成为他永远可以攀援出深渊的缆绳，总能把自己打捞出生活的泥潭。 2012年，晓东的作品忽然之间就进入了成熟期。我想，一条河流，若有不息的源泉，不断汇集的支流，那么无论经过多少波折，总会找到自己的入海口。程凯在晓东诗集《对岸》的序中，从他专业的角度，认为那一年晓东的新诗作品完成了一次飞越，因而具有了划时代的转折。但我们这些平常的看客，看到晓东人生的明媚，则是晚上了几年。2015年，晓东的第一部诗选《对岸》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他有了诗人的第一张名片。因为他的理想，因为他的诗歌，这本诗集的发布会格外隆重，作为了北大117周年校庆的主题活动之一。晓东人生里头一次领略了因诗而来的荣耀。那时他已经41岁。 2015年5月3日，发布会的当天，尽管晓东之前一再邀请，我还是没有敢参加这次几乎所有北大成名的诗人都到场的盛会。只因看惯了他近二十年的麻将人生，我怕又是一次鸡飞蛋打，而晓东又会折戟沉沙。但那一天晓东却在半夜跑到了我家，亲手奉上了他的诗集。我第一件做的事情，不是翻阅，而是痛哭流涕。就好像晓东是一个孤儿，一路乞讨，终于在二十年后遇到了他失散的父母，重回亲人的怀抱。在我来说，百感交集，的确难以言喻。而晓东则是相识以来第一次见我哭泣，像个孩子一样不知所措。是的，晓东永远像一个孩子一样纯真。新书从此一部部诞生，说是新的诗集，其实大多早已积压了多年。此时，他的人生才显露出了几分诗意，很快得到了北大人和更多读者的鲜花与掌声。但我想他自己最清楚，这不是他最重要的东西。继续在理想之路上前行，继续沉浸在每一首诗中的世界，并且继续无限欢愉，才是他真正的幸福所在。晓东请“四大公子”分别为自己的新书写序，以这样童话般的方式，在毕业二十年后重聚。然后又非要把我推到前台，为他这部作品署序。这部书出版的艰辛，是读者所不知道的。因为没有闪亮的学术头衔，晓东吃了不少出版社的闭门羹，谁都不想因一个民间理论家引起的争议而让自己蒙羞。晓东后来不得不改为纪传体来写，理论以笔记的形式出现，变成纯粹个人立场，这才有了这部书的最终顺利面世。但这也反而恰好成全了晓东，既让读者了解了晓东的纯真，又让我们得以真实地观察了晓东在新诗上启蒙自己的过程，因此受益更多。读过这部《诗想家》，我必须证明，他的纪传部分写得太过真实，甚至忘记了给自己贴上一点点金粉。晓东在生活里跟我厮混这么多年，他有太多的闪光的细节和品德，并没有去用语言表现。之所以做了很多省略，用意在于紧紧围绕诗歌本身，把自己的诗路历程写得脉络更加清晰，以此意图实现对更多人的诗歌启蒙。诗论的笔记部分，晓东从文艺理论、哲学分析和社会学思考等多角度全面解读诗歌与诗性，来告诉读者他自己心中的诗歌应该是什么样的。我想他出色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一定可以成为在诗歌门外徘徊的人们的福音。而他对文言诗和新诗所做的中肯体会和对比，是基于他二十余年并行写作的直观经验。晓东是天才，但他通过《诗想家》，却恰恰试图告诉读者，他不是天才，因为诗与诗性竟然都可以由一个普通人来自己完全驾驭。这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我个人虽然没有诗歌的禀赋，但通过晓东的这部书，在他的带领下，完成了一次通透而生动的诗歌巡游。我相信，热爱诗歌的人们在读完这部书后，不会再仅仅满足于对他人诗歌作品的欣赏和模仿，一定会有强烈的冲动去拿起笔，创造、构建自己的诗歌王国。最后，只想从一个朋友、一个兄弟的角度，祝福为诗而生的晓东能在自己理想的道路上，继续高歌猛进，超越为人的局限。晓东已经是一个合格的诗想者，且祝福他可以继续证明他更是一个伟大的诗想家。正如他自己所言：他会继续毕生去用诗来拯救自己，用诗来歌颂拯救，以此让人们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救赎。值此北大建校120周年之际，我也想借晓东的诗来表达对母校的热爱，以此作为对支撑了北大精神的诗想者和诗想家们的敬意：未名湖一湖天下倾皆知曰未名千里来寻访照见君自影王一帆 2018年1月3日自序：让我们因为诗歌同行作为大学专业是法律学的人，我从中受益良多。这不仅训练了我的逻辑和理性，让我有了更多的对诗歌作品的控制和驾驭之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法律本身让我用一种更彻底的方式去透视社会的骨脉和纹理，预知未来社会的走向和动力，而且始终站在人性的基本面，去不断地探查和了解在怎样的一种互动下，形成我们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更不用说，作为一个律师，始终站在社会的最前沿和基层，从自己也从他人的各种经历中，得到了更饱满的心灵与情感的体验。有些问题，应该用更理性更系统的方法，往往不是诗歌所能解决的。比如说法律和政治，应该用系统的方法去论证和主张。而诗歌本身有自己的要求和追求，也有自己适合的具体方式。混为一谈，最终只能不伦不类。所以，学法律的人更容易成为诗人。因为没有透彻地了解过法学和法律这些核心的文明观念，过去的时代里，很多人的诗歌更多的是用情怀而不是理性来理解这个社会的状态和人性的选择。也因此，影响了诗中的格局。是的，这样反而容易被社会所左右，比如唐宋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宽松的时期，因此出现了一个繁荣的局面。但后来随着朝代的格局逐渐狭隘，再没有过气度充盈的诗人。这也正是我努力超越自己的历史局限性，而在本书中，力图塑造对诗歌的最饱满的气度和态度的重要原因。所有书中所言，都在强调：诗歌创作是最理性的一种驾驭语言的过程。此外，这部著作中的所述所感，都是个人真实的经历和思想历程。虽然出于整体性的要求，省略了其间的很多细节，但我没有用过多的手法去渲染，而是足够纪实化地去记叙。我的真诚是无可置疑的，因为写作的目的，不在于把自己刻画得如何神采出众，而是想给读者一个更可信的参照，在他们诗歌的路途上，告诉他们我也曾经一样艰辛，因此而获得更多信心。这也在于通过我直白的狂妄，如果让读者明确我们现在所处语言阶段的共同坐标系，我将深感荣耀。假如最后让读者意识到：有一个同行者就在你的身边，我们可以温暖地共同路过一个时代，我更会深感欣慰。正因为如此，我在2013年完成了本书。此后于2015年，在北大法学院校友会的全力支持下，在北大创办了“诗想者”公会，用这样一个开放的活动，去一期一期地进行主题讨论，如今已经持续了三年。每一期活动，我都拿出自己探索的一个主题来与参与者分享，希望在北大校园中，做诗歌的一个启蒙者，也告诉大家我是如何用诗歌实现对自己之救赎。北大虽然出过很多诗人，但诗人仍然只在少数，如果这样的活动，可以让未来的任何一个诗人感受到心灵的同行，都会是我无上的快慰。我会因此而继续坚持下去。但“诗想者”公会，首先受益的是我自己。因为每一次活动的每一个主题，我都需要抛砖引玉，正是在这些砖头的烧制过程中，这部《诗想家》得以反复斟酌和层层递进，终于被我自己搭建成一座小辟天下的房屋，重新完成第二稿，并与读者分享。近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更多的是打破。如何建立的问题，将是此后我们共同面临的更重要的内容。而值此即将满百的年代，我总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这部著作，期待的就是个人对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反思和补正。大凡写有关新诗的理论，可以从文艺理论、史学和文学评论等角度出发。但我没有，一是因为这些都不是我擅长的，或者说我要研究了诸多的理论、史料和别人的研究后，才能比较敬业地实现一次概览。我只是一个不太拙劣的诗人，而不是好的理论家，更不是一个具有工匠精神的合格匠人。因此我选择从自身的创作经历和创作体会，以记叙和笔记两种形式穿插和结合，从纯粹个人创作体验的角度写成了本书。因此，如果大家从文艺理论、文学史或者是文艺评论的角度来进行针砭，就可能引起诸多争论。但我还是会耐心地告诉您：这是纯粹个人的一个创作体验过程，可以算作江湖做派风格的作品，又或是古典式的学术讨论。我坚持认为一个诗人，不应该过多参与到理论争议里。这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诗歌本身就是最富创造精神的艺术，是很多艺术的基调和纲领，一旦被理论格式化了，就必然会如唐宋之后一样面临着衰落，不仅仅是朝代狭隘一个原因使然；其二是诗人应该谨慎地写一部创作总结，因为这是极其危险的。总结一旦成型，就可能成为一个分水岭，既可能是一种画地为牢，也可能成为就此超越而打开另一片新天地的平台，你可以持续在此基础上发力起飞。而这两者之间，诗人的气度和超越的决心是否充分，是关键的因素。而我希望，自己是后者，永远可以做一个真正的诗想者，而不是一个文字匠。具体如何，还有待我能否在本书之后，再取得更深远的进境。所以，这部著作，仅仅是诗歌道路上，我在两个驿站之间行走时所留下的一个标识。既预防自己再度迷失，也为告诉读者我曾经到达过此地。但这并非是最终的停留。如果读者也是诗人，因此感受到了一丝荒野中望见人烟的温情，将是我无上的荣幸。最后这本书选择在母校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出版，也是向母校，向所有北大人，汇报自己作为一个“诗想者”的探索和成长的历程。这也是对蔡元培校长所提美育立身的一种践行。通过记述我如何用诗歌来救赎和启蒙的过程，思考北大应该薪火相传哪些文化精神，以及该具有什么样的精神内质。本书作为我个人给出的一个答案吧。最后，希望和祝福北大永远可以成为诗想家的摇篮和家园。错?河 2017年3月29日引?言当拿起笔的时候就会在空白的纸张上君临天下当丢下笔的时候就会在人群的泥潭里不能自拔当抛弃笔的时候就会坠入无底的悬崖但终于在绝望中又抓到了笔顺着文字的缆绳重新向上攀爬从此明白了自己自己注定是一个诗想者的生涯

目录吴?序?/?1 通过诗歌的自我拯救与普遍解放?/?4 与错河一起把诗当成底色?/?28 自序：让我们因为诗歌同行?/?34 引?言?/?1 第一部分?记叙：北门的“掉楼者”?/?3 一、精神病院的第一次履历?/?4 自二、崩塌?/?23 传三、复活?/?30 四、无问无真理?/?39 第二部分?笔记：语境世界的自我破解?/?43 一、语境（world?in?language）?/?44 诗二、语境形成机制?/?50 论三、鸡蛋与羊羔?/?59 四、答案?/?61 五、追问?/?63 第三部分?记叙：从 007 到 250 的两种语境转换?/?65 一、007的语境?/?66 自二、250的江湖水深?/?81 传三、真正的求婚?/?98 第四部分?笔记：穿越诗歌丛林的地图?/?101 一、省略、跳跃、节奏?/?103 诗二、诗歌的角色意识?/?109 论三、诗歌的线索?/?123 四、深陷丛林?/?131 第五部分?记叙：爱情三段论?/?133 一、深圳恋情?/?134 自二、颠沛流离?/?147 传三、婚礼与葬礼?/?153 第六部分?笔记：牛顿的苹果，我的意象?/?157 一、意象和叙事：触及本质的顿悟?/?159 二、韵体?/?180 三、余音余韵?/?189 四、诗眼与语境?/?193 诗五、诗歌的理性控制力?/?198 论六、文言文写作与现代文写作的对比?/?201 七、诗歌可以缔造自己的语境世界?/?210 八、工具还是终点?/?212 九、灵感的纵深?/?215 第七部分?记叙：破产重整?/?217 一、死灰复燃?/?219 二、闪婚闪离?/?222 三、上天的回答?/?225 四、小说到诗歌的转化?/?227 五、同病相怜?/?229 自六、第二次创业?/?231 传七、豁然开朗?/?233 八、酝酿十四年的求婚?/?235 九、云游江南?/?236 十、隐居?/?238 十一、用诗歌纪念爱情?/?240 第八部分?笔记：灵感的放牧人?/?243 一、对艺术的哲学追问?/?245 二、对诗歌的追问?/?255 三、灵感、灵性、风范的关系?/?263 诗四、灵感和主题哪一个更重要?/?276 论五、诗性即神性?/?278 六、思想与诗性的会师?/?283 小结?/?288 第九部分?记叙：精神病院里的诗人?/?289 一、主动住院?/?290 二、驾轻就熟?/?292 三、陷阱?/?294 四、鬼门关前?/?296 五、毕业十年?/?299 自六、地狱深渊?/?300 传七、出逃的苦行?/?303 八、云开雾散?/?306 九、终结者?/?308 第十部分?笔记：自足者的艺术社会学?/?311 一、艺术创作与艺术消费?/?314 二、自足的艺术和非自足的艺术?/?315 三、诗歌创作的良性循环?/?317 四、产品与作品?/?319 五、艺术价值实现的规律性?/?321 六、艺术创作的纸鹤效应?/?322 七、灌溉效应?/?323 诗八、十字路口效应?/?324 论九、“退化论”效应?/?325 十、秃头效应?/?326 十一、双椅效应?/?327 十二、最后的反思?/?328 十三、重申意象的作用?/?329 十四、回答?/?330 第十一部分?诗想家?/?333 一、职场决断?/?335 二、非诚勿扰?/?337 三、对岸?/?341 四、童话式的转折?/?345 五、诗人与自杀?/?351 自六、重心吸引力?/?359 传七、宇宙童话?/?360 八、再见北门?/?361 九、诗想者的不治而愈?/?363 跋：诗性的总结?/?368 后?记?/?373

一、精神病院的第一次履历 1. 疯子的宇宙 “说说你在入院前都在想什么？”1994年的秋天，北京回龙观医院八病区主治医生邸大夫问道。 “我在想很多哲学问题，比如论证思想与肉体的关系。”我回答道。 “说说看，是什么结论。”她很耐心。 “好吧，我们来推演一下。当我们看到一棵柳树，第一次别人告诉你它是柳树之后，为什么此后世上有千差万别的那么多柳树，而我们却能自然地，第一时间指出另一棵也是柳树，无论形状和大小多么不同。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具象的众多类物体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内在本质存在，我把它定义为‘场’。我们的思想是可以自然识别的。” 药物的作用让我的注意力很难集中起来，整个人都轻飘飘的，像在太空中悬浮着。我的左手和右脚，还打着石膏。我的右手不停地抖动，但我还是认真地接着说道：“任何一类物，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本质，而这些本质之间在其层面上，又存在着某种内质的相互联系，可以继续向再上一个层面归结，由此，我们最终得到一个结果，就是：整个宇宙是一个整体性的有机的存在。我们看到的具体的每个物体，不过是整体性的存在下面的一个层次的侧面，就如同一杯水里，有一个冰块，冰块看起来与水有着区别，但实际上它只是另一种水的表现。而整个宇宙在各个层面都共性地展现着。不同的层面，就是一个不同形态的数量级。” 她一边不动声色地听着，一边在病历上用笔记录着。我以为她能跟上我的思路，并且认同，所以就又接着说道：“我们思想的活力，就源自于整个宇宙的整体存在。宇宙看似零散，纷繁芜杂，但却在层次清晰地运行着。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动力来源于与宇宙的一体性，从我们生下来，就在不断获得与宇宙一体的从低层向高层追索的能力，最终通过我们的思想与宇宙整体达到同步。” 我一边说，一边用因药物的副作用而不断颤抖的手比画着。 “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们的思想与宇宙是一体的，有着宇宙整体的活力。我们思想时的活力只是在随时调用着宇宙的整体活力，我们共用这种活力。举个例子，你会经常无意地直觉到有人盯着你，而你转身的时候果然有个陌生人在看你。我们的直觉，就来自于对这种共享状态的感知。而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感官，却局限在单独的、物态的某个数量级的细节层面。因此我们意识不到我们的思想是整个宇宙活力的调用和体现。举个例子：一杯水本身是干净透明的，但我们加入了黑色的染料，对于这杯水而言，它可能永远都以为自己的颜色是黑色的。我们的身体的感官，有着自己的感受方式，它只能表面反应它接收到的最直接的底层信息，这造成我们被束缚在这个数量级的物态世界。” “因此宇宙整体上是一个具有无限智能的整体，有一个闭合的无限循环机制。说它是无限的，是因为它在不同的数量级上所展现的内容，是千差万别和永远变化的，而我们仅能感知这个数量级上无限变化的物质形态。所谓的数量级，举个例子，比如光速是所有物理学的极限。但我认为事实上，光速仅仅是一个数量级，还会有其他的数量级存在，远远超过光速。这只是一个例子，数量级还有很多其他尺度，比如人的视觉差别仅限微米，那么微米以下构成另外一个数量级。我认为尽管有无数局限性的数量级，但其实宇宙又不是无限的，我之所以说它是闭合的，是因为只要破解一个命题，也就是最大的无限和最小的点之间能互相包容和衔接，那么就可以证明宇宙是闭合的了，因此必然有限。关于这一点，可能很难理解，但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一个气球，如果它极其薄，小到只有一个点，那么它被吹起来，却可以无限大。那么无限就和这个点是可以循环连接的。这只是我要破解的一个论证模型，我还在努力证明无限大和最小之间如何闭合而自洽连接。” 我说到这里，有些兴奋，然后舔了舔干裂的嘴唇。 “这个命题的意义在于，举个例子：例如我们的身体是由细胞组成的。整个人体有自己的行动和目的，但作为其中的一个细胞，却只参与人体内的循环。人体可能已经赶了十万八千里的路程，但细胞却永远不得而知，会一直以为自己就在这个系统内运动，根本意识不到这次长途的奔波。假如我们是宇宙闭合体系中的一个细胞，我想破解最大和最小之间的闭合衔接，想猜测宇宙整体，它现在显现的是无限的时间和空间，或者更准确地说叫存在，我想知道存在之外的世界，或者整个存在的整体定位和意图。这可能完全超出人类的想象所限，但却是让我们与存在最大化的共融的途径。” 说到这里，邸大夫打断了我。她面无表情地说：“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过几天我再找你单独聊聊。”她收了笔和本子，然后站起来往病房外面走去。我也站起来，问她道：“我刚才说的那些，您能听懂吗？”她没有回答，碰到秦护士正进来，打了声招呼，就径自去了。这个1994年的秋天，我二十岁，是我人生巨大转折的开始。 2. 重症监护那一天，是我在病区内的重症监护室里住满两周后，第一次被允许走出这个房间。精神病院的病区是完全封闭的，是把一层楼的半层截断并且封闭，每一半就是一个病区。病区里有洗手间、重症监护室、病人的几间普通病房。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大的活动室，一是用来把病人集中起来活动，像幼儿园一样。里面有一面墙全是柜子，根据姓名把病人家属送来的食物分成很多格子存放并锁住。每天会由值班护士拿出来分给大家；二是用来当作食堂，每天的三餐，都由医院的食堂送过来，就在这里进行分发和进食。一天的大部分时间，病人都会被集中在这里，每天重复做完这些事情之后，所有人就无所事事地静静坐着，生活枯燥无比。而医生一般一天只来这里进行一次“早朝”，也就是早饭之后，轮流问问病人的情况。重症监护室，则是每个新入院的病人都要住在这里两周，进行观察。两周之内，禁止家属探视，除了上厕所之外，不允许走出这个房间。大部分刚来的病情较重的病人，一般都会被捆在病床上，甚至连拉尿都是在床上用便器完成的。我刚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始终不明白自己到了哪里。因此每天三次该按时吃药的时候，我会拒绝服药。结果是护士每次把手轻盈地一挥，就有几个穿着同样病号服的膀大腰圆的病人把我七手八脚地按在床上，然后撬开我的嘴巴，拿一大把五颜六色的药片强行灌进我的嘴里。而此后干脆就把我一直捆在了床上，两周之后才被解开，才被允许下床和出入房间。期间，我的体检结果出来了，发现左手和右脚有骨裂现象，所以又打上了石膏。自从我可以自由活动，就发现每天的三餐过后，是抽烟的时间。我总能看见病人们像赶集一样，等护士一声令下，就忙不迭地跑进水房。护士拿出打火机为其中一个人点着了烟，就把水房的门反锁起来。大家就抢着找他对火，然后不发一言地狠命抽烟。一开始我对他们的行为是非常不解的。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