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此走上了文学史学的路”
胡适最初入美国康乃尔大学攻读农科。当时美国的农科是不收学费的，胡适觉得这样可以节省一部分由清政府提供的官费，寄回老家绩溪补助生活拮据的母亲。
一开始他学习还是很努力的，也梦想将来做个农业科学家，以农报国。在课堂上学了三个星期后，接到实验系主任的实习通知，胡适去报到时实验系主任问他：
“你有什么农场经验？”
胡适老老实实回答说：“我不是种田的。”
主任有些疑惑：“你作什么呢？”
胡适脸上一副诚恳的样子：“我没有做什么，我要虚心学习，请先生教我。”
主任又问道：“你洗过马没有？你先去洗马。”
胡适解释说：“我们中国种田，是用牛不是用马。”
主任摇摇头：“不行！”
在美国学习当然得遵照美国学校的规定。于是胡适就跟着实验系主任洗马了，往往是主任洗一半，胡适照葫芦画瓢洗另一半。洗完了马学套车，也往往是主任套一半，胡适学着套一半。如此这般实习了一个星期，胡适觉得还挺好玩的。接着一个星期是为包谷（即玉米）选种，一共有一百多种，要一粒粒挑，一颗颗选，一个星期下来胡适的两手都起了泡，不过他忍耐着，终于坚持到实习完毕。第一个学期，他的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在八十五分以上。第二年依然如此，胡适为了多得学分，又按照学校的规定增选了一门果树学。起初是在果田里剪树（枝）、接种、浇水、捉虫……干的全是果农的活，为时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转入课堂教学，其中一项是苹果分类，一张桌子上放置了三十个不同种类的苹果，给每个学生一把小刀、一本苹果分类册，让学生们根据每个苹果的长短大小、果皮的颜色、开花孔的深浅，对照苹果分类册分别辨明属于哪一种类别。那时美国的苹果有四百多类品种，美国的学生大多是农家子弟，平日对苹果就很了解，所以只需在苹果分类册上查对学名，不大一会儿工夫便可分类完毕，填表交卷。更有甚者将几个苹果偷偷塞进口袋里扬长而去，三三两两享受苹果的美味。胡适可苦了，他需要一个一个的鉴别，花了两个半小时才将二十个苹果分类，而且大部分还分错了。另一位姓郭的中国留学生和胡适的情况差不多。
胡适甭提有多懊丧了。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想：“我花了两小时半的时间，究竟是在干什么？中国连苹果种子都没有，我学它有什么用处？自己的性情又不相近，干嘛学农科？……”
于是他决定放弃已经学了一年半时间的农科，改学文科，并为此牺牲了两年的官费。以后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攻读哲学。在人生的关键时刻，胡适把握住了自己未来的命运，“从此走上了文学史学的路”，终于成为了中国首屈一指、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在世界上也享有很高的声誉。以后胡适经常举自己的例子，告诫青年学生要以本人的兴趣和禀赋作为选择科系的标准，说“求学选科比娶太太更重要”──这虽然是一句半开玩笑的话，却也是至理名言。
2.“偷听，正式听，都是我的学生”
初期北大校址挨着皇宫紫禁城北，在景山东街马神庙一带。由于校舍有限，文理本科全集中在马神庙的“四公主府”，后来在沙滩盖了一座红楼，作为第一院院址。
那时北大是开放的，老师上课，本校本门（系）的学生可以听，外校外系的学生也可以听，甚至社会青年也都可以来听。后一类人谓之曰“偷听”。唯一不同的是本科生学校以后会发给肄业或毕业文凭，没有注册的“偷听”生学校不会给予任何凭证。响当当的北大毕业文凭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混一碗好饭吃；没有凭证的“偷听”生则对不起──自己想办法谋生好了……
尽管如此，青年人渴求知识的欲望是阻挡不住的，到北大来“偷听”的人还是很不少，尤其当胡适这样的名教授讲课的时候，“偷听”生更是多乎哉，真多也！
走到课堂里，找个位子坐下来。没有任何人干涉──学校不管，老师也不问。
中国最高学府北大，是向社会青年敞开校门的大学。这有些像是孔夫子的“有教无类”，许多青年人从中得益良多，而那些来“偷听”的外地青年可以说是最早的“北漂一族”。
胡适有一次上课时，先拿出一张纸来对听讲的满教室的青年人说：“你们谁是偷听的？请给我留下个名字。”
“偷听”的人顿时紧张起来，以为胡适是要按名把他们一个一个赶出教室。胡适笑容可掬，态度温和地接着说道：
“没有关系，偷听，正式听，都是我的学生，我愿意知道一下我的学生的名字。”
来偷听的青年们见胡适对他们一视同仁，把他们都看作是“我的学生”，个个心里都异常感动，一一在胡适的那张纸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说真的，他们都巴不得胡适老师能记住他们的名字！
说实话，这些来“偷听”的社会青年都是真想读书的人，所以听讲特别专心、认真。他们和一般学生相比又多少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对于文史一类的课程往往理解得更深。“正式生不如旁听生，旁听生不如偷听生”，是那时流行且被公认的说法。
作为著名教授和著名教育家，胡适桃李满天下，除了听过他讲课的正式生以外，旁听和“偷听”生还不知有多少。其数量肯定超过“弟子三千”的孔夫子，也有人说胡适是“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3.三十夜大月亮念七岁老新郎”
胡适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应蔡元培聘请在北大任教。半年之后，即一九一七年寒假，便回到故乡绩溪与江冬秀完婚。
早在一九〇四年胡适离开绩溪去上海求学时，就由母亲做主，与比他大一岁的江冬秀订婚。江冬秀是旌德江村人，旌德离绩溪很近，这门婚约是由胡适一位执教私塾的本家叔父介绍的，江冬秀的母亲到胡家相亲时见过，十分满意。冯顺弟也想早些为儿子定下婚事，以了却做人母的一桩心愿，并告慰亡夫的在天之灵，所以便在送胡适到上海读书之际与江冬秀的母亲共同替儿女定了亲，并许以待胡适成年后完婚。那一年胡适才十四岁，少不更事，情窦未开；江冬秀缠着一双小小的脚，又认不了几个字，可以说是一位典型的农村姑娘。现在有些书里常常不无戏谑地称她为“小脚村姑”。
婚礼定在十二月三十日，旧历十一月十七日，胡适生日的那一天举行。他亲自撰写了大红喜联：“三十夜大月亮念七岁老新郎”（是年胡适虚岁二十七）。胡适毕竟是新派人物，他带头示范，“文明结婚”，一不请算命先生择定吉日，二不拜天地，三改旧日叩头为鞠躬，想要以此来改变一下乡间旧式的结婚陋习。但为了讨母亲喜欢，婚礼办得相当热闹，宾客来得很多。胡适身着西服革履，俨然是一位留学美国的洋博士、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海归教授。江冬秀也不像过去的新娘子那样一身通红，她穿的是胡适在北京为她定做的短褂和黑缎绣花裙子，这多少有些“咸与维新”的味道。伴娘是一位十五岁活泼健康的女孩──曹佩英，又叫诚英，她是胡适三嫂的妹妹，管胡适叫“穈哥”。鞭炮声噼噼啪啪。当胡适偕冬秀依照新式礼仪向老母三鞠躬时，冯顺弟乐得合不上嘴：多年来悬在她老人家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是夜新派教授与小脚村姑双双携手入洞房：生米煮成了熟饭。
岁末年初，胡适在家中住了将近一个月。照新式的说法，这是他和冬秀的蜜月。胡适高兴之际写了好几首《新婚杂诗》，其中有诗句云：“十三年没见面的相思，于今完结。”“灯前絮语，全不管天上月圆月缺。”
胡适一个人回到了北京，诸多朋友同事向他贺喜，胡适请了两次客以表答谢。半年之后把冬秀接来同住，一个新派教授和一位小脚村姑就这样过起日子来了，胡适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叙说道：“自冬秀来后，不曾有一夜在半夜后就寝。冬秀说她奉了母命，不许我晏睡。我要坐迟了，她就像一个蚊虫来缠着我，讨厌得很！”这些话让外人听了真有些忍俊不禁。
他们夫妻两个人的距离之大，差异之悬殊，那是显而易见的，有些人恭维胡适“不背旧婚约，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也有人将新派教授和小脚村姑的结合视为“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但很多人认为他们两个很不般配，江冬秀远远配不上胡适之。还有传说陈独秀曾力劝胡适离婚，甚至拍桌骂胡适，但胡适终究不肯。胡适本人对这个“传说”予以否认，不过他在日记中记载了同商务印书馆老板高梦旦的一次谈话，很能说明他对这件婚事的态度。
高梦旦说：“这是一件大牺牲。”
胡适说：“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最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
高梦旦问：“何以最讨便宜？”
胡适回答道：“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反应，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而竟得这种意外的过分报酬，岂不是最便宜的事吗？若此事可算牺牲，谁不肯牺牲呢？”
话虽如此说，但胡适在给族叔胡近仁的一封信中，却又透露出了难以言明的隐情：“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胡适正是为了不伤别人的心从而使自己心安，才与江冬秀结为夫妇的，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埋下了不安分的种子。
……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