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诤：解读晋王朝那些决定国运民生的话语_戚速_9787509013328

都说历史有厚重感，从这些决定晋王朝国运民生的话语上我们就可以充分感受到。一语兴邦，一言败国。要怎么看待谏言，要怎么听取谏言才有效，这成为历朝历代掌政者的一道考验题。古人云：“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太宗之德，以能屈己从谏尔。”在我看来，谏言是一种财富，批评是一种促进。谏言连着百姓，连着真正的民情国情，也是国家走向政治昌明社会进步的必须。

写在前面的话一提起晋朝，很多人会说司马懿、司马昭、司马师，当然，对也不对。他们确实与晋朝关系密切，可是他们又都不是晋朝人。提起晋朝，又有人会说匈奴、鲜卑，羌笛、胡曲。同样，是也不是。这些人虽然生活在晋朝，可是他们却在晋朝以外建立了自己的政治文化圈系。混乱、破碎、隔绝、厮杀……晋朝的历史是纷杂的，也是陌生的。很多人或许对晋朝的印象并不深刻，秦、隋两朝国祚很短，但给后人留下的印象却远比晋朝深刻得多。晋朝因何而亡？“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还是统治集团的集体腐化？因为迷茫，所以执着于探索。《晋鉴》中，我们追寻着统治者的足迹，揭开晋朝帝位传承中的故事。晋武帝的奢靡腐化、晋惠帝的痴傻不智、晋康帝的英年早逝……也许，权力失控是晋朝衰亡的原因。这或许是《晋鉴》一书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吧！读完，我们也许未必会记住晋朝存在了多少位皇帝，但至少记住了皇权的动荡，王朝的命运恰恰伴随着皇权更替的动荡而行将就木。《晋风》中，我们跟随着名士的风流，从庙堂之君转到了江湖之民，从社会百态中了解这个王朝究竟发生了什么。王衍的空谈误国、王敦的跋扈弄权、庾亮的小人得志……也许，风气的变质才是晋朝衰亡的原因。这或许是《晋风》一书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吧！读完，我们也许不再倾慕魏晋名士那种吟啸山河的超然心态，因为对国家的没落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今，我们捧起《晋诤》，去感受王朝面临的巨大危机时，那一次次振聋发聩的仗义执言。在“众人皆醉”的浑噩状态下，总会有那么一两句铿锵有力的声音来道破世间的污浊和堕落。位卑未敢忘忧国，人微言轻还要说。可遗憾的是，面对忠言，晋王朝却选择了一而再、再而三地置若罔闻。取灭之道，固如是也。明轩公子写在前面的话二都说历史有厚重感，从这些决定晋王朝国运民生的话语上我们就可以充分感受到。一语兴邦，一言败国。要怎么看待谏言，要怎么听取谏言才有效，这成为历朝历代掌政者的一道考验题。古人云：“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太宗之德，以能屈己从谏尔。”在我看来，谏言是一种财富，批评是一种促进。谏言连着百姓，连着真正的民情国情，也是国家走向政治昌明社会进步的必须。掌政者有没有闻过则喜的胸怀，兼听则明的态度，有没有闻过则改、从善如流的勇气，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败。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并不需要亦真亦幻的“假语村言”，也不会去欣赏那种“女娲炼石己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的晦涩隐语，他更希望听到的是反映民生疾苦无须粉饰的真言真语，更希望感受到的是具有健全人格的公众充分传递的真知灼见。隋炀帝对待谏言的故事成为笑话，他曾经公开说过，我不喜欢别人提出批评的意见，那些地位高还想借此批评我来博取清名的家伙，我是很看不惯的。至于地位低的人批评我，我虽然可以稍微原谅，但最后也不会放过他。《旧五代史》记载了一个血淋淋的教训，朱温的儿子朱友贞算是一个有才情的人，他哥哥谋弑篡位之后，他听从谏言联络军阀，交通藩镇，收买朝中大臣，缜密细致，滴水不漏，尤其是他争取到大军阀杨师厚的支持，可以说是高明非凡。但仍然是同一个人，朱友贞在取得帝位之后不足百日，竟然糊涂到听取谋臣赵严等人的建议，自断臂膀，废黜魏博六州节度使，结果引来藩镇叛乱。以藩镇立国的后梁从此陷入不间断的军事纷争，仅仅十余年，朱友贞身死国灭，就连头颅也被后唐庄宗刷上油漆，带回太原，藏在太庙里。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要不要说真话，敢不敢说真话，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千古难题。很多年以来，导致社会上假话横行、真话难行的原因，归根结底就是说真话的舆论环境受到了“权力场”和“金钱场”的影响，其中以严重的“权力辐射”最为突出。为保住个人利益，假话在官场早已成了求官、谋官、升官的护身符。但即便如此，说真话的人还是层出不穷。因为他们知道，所有谎言的背后都只有一个后果，那就是国运的衰败；所有假话的背后都只有一个真实，那就是百姓的劫难。于是他们不顾得罪权贵，不顾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身家性命，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为国呼吁。说大了，这才是中国的脊梁，说小了，这就是人性的本真。历朝历代那么多的诤臣，他们都在践行一个既浅显又深刻的道理：假话与昏庸最近，与奸佞最近，与腐败最近，而真话与百姓最近，与良知最近，与真理最近！西晋的王豹说了真话，被司马皇亲在闹市区乱鞭打死，下场令人唏嘘。现实远比劝谏的结果要复杂，后果远比人们的情怀要残酷。对此，民国时期的蔡东藩为王豹鸣冤：“逆耳忠言反受诛，臣心原可告无辜。临刑尚订悬头约，犹是当年伍大夫。”王豹的心路历程，何尝不是在展现我们的人格、人性，以及自身价值观能否得到坚守这个命题？这一切答案，都在这本让人读后不禁掩卷长思的《晋诤》里。

一、太康盛世：再好的做法不坚持，终归等于零　/　001 二、你可以成为人人的楷模，但没办法使人人成为你　/　006 三、庾峻：不要热衷仕途，才会云淡风轻　/　010 四、子欲养亲不待，《陈情表》背后的悲情和煽情　/　014 五、忠和孝的抉择：晋朝“以孝治天下”的悖论　/　018 六、晋朝版的达康书记：为何如此爱惜自己的羽毛，不惜以沉碑传名？　/　022 七、智商没问题，让人着急的是你的情商　/　026 八、一千年前就有人认为，公平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从不缺席　/　031 九、破坏规则的最终必被规则所破坏　/　035 十、劝谏不过是一场权力游戏　/　040 十一、不能让刚正不阿的人既流汗又流泪　/　044 十二、担当不了身前事，难免身后被差评　/　048 十三、重温千年前的古训：只有公，然后可以正天下　/　052 十四、傅咸“污卮”朋友圈的警示　/　056 十五、繁荣泡沫下的醒世警言：奢侈之费，甚于天灾　/　060 十六、在这个势利的世界里，但愿做一个不势利的人　/　064 十七、贾南风，有怎样的家风就有怎样的你　/　068 十八、谁说了真话，谁就要付出代价　/　072 十九、怎样判断一个人有无依正道而行　/　076 二十、拿一个弱女子做文章算什么男人　/　081 二十一、拿什么来拯救我的西晋王朝　/　085 二十二、君主喜欢作秀，大臣劝谏不成，百姓只有哭的份　/　089 二十三、任何一个靠丛林法则生存的都不是好时代　/　093 二十四、战乱中有世外桃源：人们的幸福感爆棚的原因居然是这个　/　097 二十五、天人感应，那些让皇帝都感到毛骨悚然的谏言　/　101 二十六、西晋覆亡之际的士大夫　/　105 二十七、国灭前还想谋求高官厚禄，强烈私欲活活拖垮西晋王朝　/　110 二十八、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　/　115 二十九、倡导高薪养廉下的东晋为何还处处是贪官　/　120 三十、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　/　124 三十一、活出自己的同时还活出道德来，真是帅呆了酷毙了　/　128 三十二、敬畏自然，然后才能敬畏生命　/　133 三十三、千年前虞预奏章仍是今天的一面镜子　/　137 三十四、效仿东晋陶侃做一个知进知退的高人　/　141 三十五、人如果不要脸，真是天下无敌　/　145 三十六、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才是大智慧　/　149 三十七、你的上司能不能遇上如你一样好的部下　/　154 三十八、专制铁幕下：我虐你千百遍，你待我如初恋　/　158 三十九、没有情怀，政治都是苟且　/　162 四十、希望在对手的沦落里抬高身价　/　166 四十一、让寒族的人冒出来朝廷才有希望　/　171 四十二、桓温迁都：一场挂羊头卖狗肉的闹剧　/　175 四十三、没有人愿意雪中送炭，你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救　/　180 四十四、这个女人不简单，用三次糊涂换回一世的清明　/　184 四十五、低调做人，始终保持生命里的一份恬淡　/　188 四十六、不听劝谏，一个快速崛起的帝国转眼就烟消云散　/　192 四十七、道德沦陷，后凉政权在一夜之间崩溃　/　197 四十八、谢石的劝谏：唯读书和事业不能辜负　/　202 四十九、淝水英雄谢玄心中的痛：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　206 五十、因迂腐得罪了顶级权贵，看他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　212 五十一、恶人当道的后果连鬼也要怨恨三分　/　217 五十二、追求权力到底是对还是错　/　221 五十三、东晋灭亡的征兆：酒色天下、朝纲混乱　/　226 五十四、不是那么好玩的，走得太近是一场灾难　/　230 五十五、谢灵运为何会被“生活不只是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所误导　/　235 五十六、做人可以不聪明，但不能太聪明　/　240 五十七、老实人的大智慧大境界，二十七年未晋升，没喊一声委屈　/　245 五十八、一代能臣之死：就在那一念之间　/　252 五十九、狂人王僧达：跑官要官不成，却死在自己的毒舌之下　/　257 六十、无须观望别人，自己就是风景　/　262 六十一、笑死了，看皇帝是怎么为腐败辩解的　/　267 参考文献　/　273

一、太康盛世：再好的做法不坚持，终归等于零晋武帝司马炎登基的第一天去“探策”，就是抽签占卜这个王朝到底能传几代，数字愈大就表示王朝寿命愈长，很不幸，居然只抽到小得不能再小的“一”！晋武帝很不高兴，群臣也吓得脸色发白，没人敢说话。裴楷却依照王弼的《老子注》从容解释说：“天得到一就清明，地得到一就安宁，侯王得到一就能做天下的中心。”晋武帝听后很高兴，顿时释然了，群臣也都赞叹佩服裴楷。裴楷的这篇急就章竟然还能引经据典，的确有技术含量，当得上是巧言敏对了。没多久，司马炎就忧心忡忡，他发现新政权有不少潜在的危机，一是老百姓对司马氏家族在改朝换代之际屠杀异己的行径有心理障碍；二是东吴和胡夷势力不断制造麻烦，天下仍未一统，加上自然灾害等因素，使司马炎不得不考虑如何从历史和传统中获得政权合法性的依据，以稳定人心，增强新政权的内聚力。于是他向朝廷智囊团征求意见。这个智囊团成员不是他的心腹何曾、卫瓘和贾充等元老级人物，而是向全国“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临时征选过来的。泰始四年（公元268年），来自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的夏侯湛等十七人成为第一批成员。也不知是准备不足，还是献策水平不尽如人意，抑或是别的什么原因，这次智囊团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十七人中，史书记载仅存夏侯湛的对策“民之初生，未有上下之序、长幼之纪，穴居野处，慢愠游而苟作”等寥寥几句。其他人的姓名及对策均不见记载。司马炎不甘心，在三年后的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又连续两次诏天下举贤良直言之士，重新组织智囊团，开展集中问政。太保何曾推荐的阮种、太守文立推荐的郤诜都被选中，此外还有刘伶、索靖等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其中以郤诜最为突出，他写的对策《泰始七年举贤良对策》被列为第一。既然是问政，那自然是围绕皇帝所关心的问题。据《晋书》记载，自泰始初年到泰始七年间的灾害很多，地震、水患等灾害以及各种异象频频出现，的确不常见，老百姓的恐慌和社会的不稳定让司马炎也不知如何是好。皇上，不用怕，这是“自然理也”，“固非天之必害于人”。郤诜认为，灾异是自然变化，如果积极应对，就不会有大的祸患；但如果“法度之不当”和“人物之失所”，那么灾异的确要导致百姓对政权的负面评价，进而影响到国家的安危。同时，郤诜提出对策，对付自然灾害要充分发挥官府的作用，“宜勤人事而已”。官府要有粮食储备，“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储，尧、汤遭之而人不困，有备故也”；官府要注意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情况，调节赋税徭役征发，以均其劳苦。“自顷风雨虽颇不时，考之万国，或境土相接，而丰约不同；或顷亩相连，而成败异流，固非天之必害于人，人实不能均其劳苦”；有关部门要恪尽职守，重农劝农，如果“有司惰职而不劝，百姓殆业而咎时，非所以定人志，致丰年也”。新政权在治国之道上要实行王道还是霸道，司马炎也在纠结。要“王道”不要霸道，郤诜和阮种几乎异口同声。郤诜的建议是“圣王之化先礼乐”；阮种也认为“宜师踪往代，袭迹三五，矫世更俗，以从人望。令率士迁义，下知所适，播醇美之化，杜邪枉之路，斯诚群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风也”。结果，司马炎在听取建议后，就开始重视尊孔活动、加强太学建设、完善经典和礼制。司马炎还非常关心教化的问题，他目睹了汉魏以来教化陵迟导致人心涣散的现状。对于如何修教化，司马炎同样有困惑。郤诜一针见血地认为导致教化之不兴、进而王道不行的主要原因是选官用人存在弊端。他揭露了当“求爵”之风盛行，其原因是“今之官者，父兄营之，亲戚助之，有人事则通，无人事则塞，安得不求爵乎”！求爵造成的恶果在于“争竞”，“争竞则朋党，朋党则诬誷，诬誷则臧否失实，真伪相冒，主听用惑，奸之所会也”。对于此，郤诜提出对策，这就是“使之静”，即抑制“争竞”之风，选择心静之人为官。“静则贞固，贞固则正直，正直则信让，信让则推贤”。大凡新王朝建立，都要有制度创设，因为它蕴含着新王朝的价值取向，也是其治道的内容和保障。对此，作为政治经验相对缺乏的新王朝首任皇帝，司马炎有他的困惑：对以往的制度是因循还是革新？制度当从繁还是就简？郤诜从西晋初建的现实来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管是因循还是革新，不管是从繁还是就简，都应该从实际出发。从郤诜对策被列为高第这一结果来看，司马炎也是赞成郤诜的意见的。于是他在前朝基础上制定了《晋礼》和《泰始历》；又沿袭并创新汉魏以来的三省制，使其基本上取代了汉代的三公九卿制。这些对汉魏制度或因或革，或繁或简，或损或益的情形背后，都蕴含着司马炎在听取意见后对制度设计的思考。当然，智囊团里也有一些另类的声音。史载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在泰始七年也提出对策，“盛言无为之化”，提倡无为而治。因不合时宜，“时辈皆以高第得调，伶独以无用罢”。看来刘伶只会喝酒、作诗，治国的策略实在有些拿不出手。毕竟哲学理论和治国理念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司马炎对流行于时的“贵无论”并不感兴趣，也就听听是了。司马炎积极采纳智囊团的意见建议，同时跟他们的关系相处很融洽。当郤诜升官至雍州刺史，司马炎在东堂相送，问郤诜：“卿自以为何如？”郤诜对道：“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意思是说：“我就像月宫里的一段桂枝，昆仑山上的一块宝玉。”侍中认为郤诜过于狂妄，奏免他的官职，司马炎笑着说：“吾与之戏耳，不足怪也。” 虽然与中国历史上其他王朝的开国皇帝相比，司马炎十分缺乏政治经验，然而由于“留心政道”，“容纳谠正”，才使得他很快赢得了人心，稳住了天下。除了智囊团，司马炎还重用大臣皇甫陶、傅玄两人为谏官，督促他自己和文武百官落实有关工作任务。司马炎与皇甫陶商量国事，皇甫陶敢于直言，有一次竟与司马炎在朝廷上争得面红耳赤。散骑常侍郑徽见状，想讨好皇帝，便上表说皇甫陶竟敢与皇帝顶撞，目无圣上，请求治其罪。没想到郑徽拍马却拍到了马蹄上，司马炎厌恶地说，忠直之言，唯恐听不到，怎能以皇甫陶敢于直言而治其罪呢？结果不但没治皇甫陶的罪，反倒把郑徽的官职给免了。不耻下问、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在司马炎和智囊团、谏官的共同努力下，西晋初年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牛马遍野，余粮委田，出现了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四海平一、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这就是史称的“太康盛世”。但好景不长，一方面是司马炎有意在回避矛盾，当郤诜敏锐地认识到吏治恶化及其严重后果，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的对策时，司马炎因“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即使认同郤诜的对策，亦不能“直绳御下”，有效地抑制当时选官上的弊端，导致吏治恶化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司马炎在平吴以后，日子越来越幸福，生活越来越安逸、上下越来越和谐，他“遂怠于政术”，不再重视智囊团的作用，甚至有人提批评意见时也大多爱理不理，对一些潜在的隐患都无动于衷，任其泛滥成灾。再好的做法如不坚持，终归等于零。晋惠帝司马衷即位后，智囊团成员之一的索靖有先见远量，他预知天下将要大乱，便指着洛阳皇宫门前的铜塑骆驼感叹说：“大概以后会在荆棘中看到你吧！” 政治危机最终在司马炎去世以后剧烈爆发，并以“河洛为墟，戎羯称制，二帝失尊，山陵无所”的惨状，结束了西晋的统治。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晋初的经验与教训确实值得后人深思和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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