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山百年新诗选_罗国雄龚静染_9787541143199

《乐山百年新诗选》是反映乐山地区新诗创作的一部诗集，该诗集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以年代划分为标准，横跨百年，集中呈现出乐山诗歌的演变进程和发展现状，尤其是收录了新诗奠基人郭沫若的诗作，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诗集的史学价值，而对于四川诗歌来说，其文本意义也不言而喻。

百年之约：唤醒的时光与诗意（代序）

龚静染

1917年2月，胡适先生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两只蝴蝶》，被学界认为是中国现代诗歌之肇始。今年正好是新诗百年，各种纪念活动在陆续举办，我居住的成都也搞了一系列的诗歌活动，声势不小。这期间我专门写了一篇名为《萤！你造的光诗人叶伯和先生纪略》的长文，来纪念这位四川最早的新诗实践者，这是国内第一次最为详细、客观地介绍这位被长期遮蔽的开创性诗人，他出版的《诗歌集》仅仅比胡适的《尝试集》晚两个月，所以我用萤来比喻他曾用微弱的光芒划亮过新诗的天空。这篇文章的价值在于为四川的新诗百年找到了回顾的源头，而借着这样的时间节点，是重新梳理中国新诗历史，反思新诗发展之路，重估诗人作品及其艺术价值的一个契机。

从地理上讲，乐山偏于西南，是一个千年古城，看起来远离新文化中心，但它在新诗百年中却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那是因为这个地方跟当年的新诗大潮是相呼应的，与新诗的脉络是相通的。而更重要的是，在其间有几个乐山人的身影是不能被忽视的，他们已经光亮地、巨大地投射到了中国新诗历史的背景墙上。当然，乐山也因为这些诗人而不同凡响，他们都是从乐山走出来的，为乐山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同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风起云涌的现代诗潮中，乐山作为巴蜀诗群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川南地域文化气质抒写了绚烂多彩的诗篇，所以乐山的新诗百年是值得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的，而编辑出版《乐山百年新诗选》的意义就在于回顾与展望，提供一个以时间为线索、以文本为尺度的选本，留下在乐山这片土地上行走过的诗歌脚印。

在乐山籍的诗人中，最重要的当属郭沫若，他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在中国新诗史上他占着极重的分量。他的诗集《女神》堪称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被视为五四时代狂飙精神的文学再现，一个新的时代几乎都是最先呼唤着浪漫主义诗情的来临，而《女神》让新诗的火苗在旧文学中得以熊熊燃烧，并光耀于新文学的天空。有人曾称郭沫若是伟大的五四启蒙时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国的预言诗人（周扬《郭沫若和他的〈女神〉》），也有人称郭沫若是百年新诗的状元（谢冕《百年新诗排序，郭沫若/艾青/徐志摩》）、桂冠诗人（程光炜《解读桂冠诗人郭沫若的内心世界》），这些评价其实是比较客观的，细数百年过往诗人，在思想精神层面那样广泛、猛烈、持久地影响过中国诗歌的，确实难以找出一二人来与之相比。当然，由于郭沫若的存在，乐山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作中国新诗一块特殊的土壤，而这个文化巨匠背后的地缘背景也就成为了后世研究者们恒久的课题。不过，郭沫若的后半生为人诟病者甚多，相信他今后也会成为文化与人性批判中的鲜活个案。郭沫若特殊时期的政治打油诗，也许正是荒诞时代的真实反映，在今天对这一文学现象和精神现象的深入探究，也许比对它的彻底否定更有意义。但瑕不掩瑜，郭沫若在中国新诗上的独特贡献是不能被抹杀的，这也是我们在重温新诗走过的百年历程中需要的价值判断和立场。

陈敬容的出现无疑让乐山诗歌再抹上了一层亮色，在当年她是个传奇女子，人生经历颇为丰富，有幸的是我曾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乐山玉堂街与她有一面之缘，而那时她是以归来者的形象出现的。陈敬容出生于1917年，正好是新诗萌芽的那一年，可能这也预示了她的一生在诗歌道路上的不平凡。实际上她成长的时期，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新诗受西方诗歌的影响日盛，中国新诗正在接受现代性的输入，而就在这个过程中，陈敬容的青春与诗歌的现代思潮遭遇了。也就是说在她的精神资源中，西方文化成为了唤醒她生命之诗的助燃剂，而这一时期正好与郭沫若时代的狂飙猛进形成了反差，诗艺的细腻与风格的纷呈把一些优秀的诗人推到了前台。陈敬容成为九叶诗派中的佼佼者不是偶然，这是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里面的主要成员如辛笛、穆旦、郑敏、袁可嘉等都已成为中国新诗早期的杰出代表。这个群体的诗歌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所以陈敬容的文学视野极为开阔，具有深刻的现代文学意识，而正是有着这样艺术自觉，才让她在经历了文革浩劫后仍然延续着持久、鲜活的诗歌生命，保持着诗歌探索的先锋姿态。毫无疑问，她是中国早期一位优秀的现代主义诗人，同时也是在诗歌抒情艺术上最为出色的女性诗人之一，而特别是后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个特殊的历史氛围下，她的作品中呈现的女性意识是极为重要的，而遗憾的是至今仍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点，陈敬容的诗歌价值也未完全得到彰显。在今年举办的2017成都首届国际诗歌周中，我作为策划人之一，专门将陈敬容的名作《窗》选到了开幕式中朗诵，我想这是对她在中国新诗中的贡献的致敬。

在抗战时期，乐山作为大后方成为了西迁重镇，当时的嘉州风云际会、群贤毕集，文学艺术一度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繁盛。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当时的青年诗人邹绛比较有代表性，如《破碎的城市》一诗就是他在1943年就读于西迁到乐山的武汉大学时期写的，其场景是登上了龙神祠眺望乐山城区，这是一首个人、城市、国家情怀交织的感奋之作，可贵的是，他的诗歌创作是在校园里进行的，还为抗战历史时期提供了一份地方人文记忆。邹绛1922年3月生于乐山五通桥，他的主要成就是在翻译方面，虽然他也是国内著名诗歌研究学者，但他早期的诗歌鲜为人知，在过去的各种选本中均未收录其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在编辑《乐山百年新诗选》的过程中，我们专门进行了打捞和补救，通过西南师范大学新诗研究所（他曾经的工作单位），找到了邹绛当年发行极微的个人诗集，从中选出了有代表性的诗作，让大家重新去认识一位曾经活跃于20世纪40年代的校园诗人，我想这也是纪念新诗百年的应有之义。

在乐山诗群20世纪50年代后写作的重要诗人中，首先要提到的是梁南。梁南是峨眉山人，出生于1925年，早年参军入伍，但实际上他是最早受新诗潮影响的一代人，同时也是天然具有浓烈的家国情怀的一代人。但在1949年后，他们这代诗人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命运，一种是去台湾后继续现代诗歌实践，但根是五四诗歌传统，此如纪弦、覃子豪、痖弦等；一种是在大陆经历了长期政治漂洗，又在历次运动中受到冲击的一批诗人，此如邵燕祥、公刘、白桦等。梁南属于后者，他一生坎坷，多灾多难，但也可能正是因为苦难让他的诗歌获得了一种人性的高度和独特的审美。梁南的诗是幸存者的歌唱，带着岁月的厚重、生命的透彻和思想的锐利，他是在中国文学经历了一段空白之后的最早发声者之一，所以他的声音是悲悯的，也是高亢的，这也注定了其作品带着深刻的时代性，为新时期文学留下了一份有血有肉的诗歌见证。

在梁南稍后一些的乐山诗人中，周纲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的诗集《大渡河情思》（列入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诗丛第二辑）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面临转型的样本之一，这本诗集出版于1983年，当时与他一起出诗集的诗人如流沙河、胡笳、戴安常等基本都已经步入中年，而这一年周纲也年满50岁。对于一个诗人而言，经历了大半生的文学荒芜，面对已失的青春年华，他们的内心是复杂的，而诗行是滚热的。这是一个特殊的诗人群，他们是站在贫瘠的诗歌土地上的反思者，也是刚刚来临的文学春天的拥抱者，所以从本质上讲，这些诗人是最为真诚的诗歌回归的呼唤者。周纲这一代诗人的有价值写作与朦胧诗派那一批崛起的诗群几乎是同期的，而显然那些诗人要年轻很多，他们在对社会批判的力度、对人性的高扬以及对诗艺的探索等方面更为大胆、有力，其诗歌的影响也更为广泛和深远。也就是说，周纲这一代诗人的文学命运注定是曲折而沉重的，他们处在一个短暂的过度时期，在文学史上可能留不下什么东西，但若论诗人个体生命价值以及在其作品中的呈现，仍然值得后人去研究和反思。

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古老的乐山跟中国的现代诗潮是合拍的，这一时期的诗人众多，诗派林立，诗作铺天盖地而来的景象同时在乐山也能见到。我们可以发现，在那一时期乐山诗人同外界的诗人联系广泛，信息通畅，这得益于民间性质的互访和地下刊物的流通。当年宋渠、宋炜兄弟虽然深居沐川，但诗名远扬，海子曾独自寻访至此谈诗论道，这不得不说那个时代颇具竹林七贤的遗韵，心灵与写作的自由为诗歌大开天窗。有个有趣的现象，由于诗人的活跃，四川被视为诗歌重镇，乐山自然也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有不少诗歌名篇、诗人故事，甚至诗歌事件都出自或发生在乐山，乐山是蜀地诗歌的风水宝地一说似乎很能够找到充足的理由。更为重要的是，乐山具有川南丘陵地带的氤氲气息，山灵水秀，在古代就是诗歌的繁盛之地，而这份自然馈赠转换成了诗人的精华内蕴；同时，又不得不说到岷江古音对诗歌语言的神秘影响，马悦然（瑞典汉学研究者，翻译家，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之一）当年寻觅于此，独缺了对当代乐山极具个性的诗歌文本的细微考察。可以说，诗歌场域的偏远与隐秘，不仅为诗人提供了清逸的容身之处，可能也有助于诗人发出天地真声。

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由于社会生活的变迁，80年代诗歌运动的热闹场面迅速过去，但我认为诗歌逐渐成熟了，微观诗学的呈现更为活跃，诗歌回到了更为个人的精神领域。激流之后，源远流长的诗歌在大部分时间是平静流水，也许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乐山的优秀诗人不少，限于篇幅就不再做蜻蜓点水的评论，其实我的意思是新诗百年相对于古诗历史而言，仍然是个极其短暂的时间，仍然只能算是新生事物，对其间的诗人、诗作的评判还远未形成一套牢固可靠的评论标准，此其一。二是当代诗歌仍然在嬗变之中，特别是新新诗人的不断涌现，都在诗歌观念、写作实践上突破我们的审美视线，我们常常会产生落伍的尴尬，但反过来也证明诗歌的未来值得期待。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把对同代诗人的评价留给未来，也许这才是明智的做法。那么，这本《乐山百年新诗选》的编辑出版就没有独具慧眼的自居，而是坦承其中可能存在的相对、局限甚至失误，虽然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为我们提供了有利的措辞，但我们还是应该为那些未选入的诗人和诗歌表达歉意。诗歌在人心，诗歌在路上，庶几这又将成为我们下一次时光与诗意的百年之约。

2017年12月14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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