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的思想、文化与文学。他不但推动了东方文化的世界化，而且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在东、西方文化语境中都引起了深远的争论和矛盾。因此，梳理泰戈尔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复杂关系，不但可以丰富东、西方文化的内涵，而且可以拓展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研究的视域；不但可以进一步理解东方文化及中国思想文化如何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融合中不断摸索、发展的历史，而且也可以从一个角度研究20世纪以来关于东、西方文化冲突及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各种矛盾和论争。《泰戈尔：中国之旅》基于原始资料，致力于还原泰戈尔访华的真实历史图景和价值，并简单分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泰戈尔访华的各种不同态度及原因；同时提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全面研究泰戈尔访华的文化价值的必要性，因为在全球化语境下全面阐释这一问题，不但可透视中国思想文化自身的复杂性，也可探索世界文化交流的规律性。
读了孙宜学教授的《泰戈尔：中国之旅》一书使我非常激动。泰戈尔是我父亲谭云山一生中最关键的友人兼导师。谭云山和泰戈尔成为增进中印友谊与了解的紧密同志与合作伙伴，共同建立“中印学会”与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我不但在襁褓（刚生下两个月）时期获得泰翁给予的印度名字“Asoka”，而且是在泰戈尔灵感照耀下追随父亲的学术事业，毕生奉献给“中印学”与“中印大同”（Chindia），“春蚕到死丝方尽”。我经常想：没有泰戈尔就不会有谭云山，就不会有谭中，自己这一生的事业是泰翁给我印度名字时就注定了的，我别无选择，也义无他顾。
我想本书读者应该知道泰戈尔的出身背景与文化特征。泰戈尔的母亲莎拉褡（Sharada）是印度孟加拉富裕家庭童婚、多产、长寿妇女的典型，泰戈尔是他父母亲13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泰戈尔从小和父母亲、7个哥哥、5个姐姐，外加嫂嫂、姐夫、侄子、侄女、外侄、外侄女共同生活在同一个亲切、热闹、富有人情味的大院之中。在他幼年时代很少见到喜欢出外云游的父亲，他的母亲经管庞大的家务，也很少对他管教，他是和与他年龄差不多的姐姐、童婚嫂嫂、侄子、侄女、外侄、外侄女玩乐成长起来的，尽情享受天真、仁爱、和睦，关怀（包括纯洁、高尚的异性交往）。这种环境使他后来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理论：认为人类最伟大的是童年，人们一到成人阶段就丧失思想自由与高尚情操而变得世俗化、庸俗化、是非纠葛、利益矛盾。也是他小时候成长的那种环境使他的文学作品总是想和儿童对话，总是想美化儿童的天真无邪，尽量远离成年社会的“假恶丑”现象。
孙宜学，男，1968年生，文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泰戈尔与中国关系研究，已出版学术专著10余部，编、译著20余部，在《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等杂志发表论文60余篇，主持各类科研项目8项。现担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理事、汉语国际传播研究会副秘书长、“中欧学术连线（CEAN）”顾问等。曾获教育部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先进个人、上海市教学成果二等奖等。
序
泰戈尔小传
上篇 飞鸟翼影：泰戈尔的中国之旅
第一章 新月耀东方
欧美“泰戈尔热”
“遥寄”诗人表深情
世界诗人
初现研究高潮
两种文化态度
喜从天降
讲学社的使命
文化界的热情
唯泰戈尔是谈
好事自古多磨
东行漫记
第二章 上海：诗人的声音
沪上印度风
“欢喜的日子”
泛舟西湖
在上海的第一次谈话
徜徉夜上海
第三章 北上途中的风景
溯江北上
东南大学的花间树下
泉城新颜
第四章 北京：诗人的哀伤
警笛声声
应接不暇
在英美协会演讲
畅游北海
法源寺赏丁香
“觐见”溥仪
情不自禁
雩坛谈东西文明
北京画会谈艺录
水木清华
“竺震旦”的诞生
高山流水
反对声浪涌
黯然神伤
日俄相邀
最后的演讲
禅语佛心
《洛神》赋情
余墨飘香
“三友图”
第五章 伤感的告别
诗人、军阀与乡村试验
太原演讲
汉口谈教育
异样的告别
东渡日本
第六章 真情不改
第二次到中国
第三次到中国
中印学会
中国学院
……
下篇 园丁留痕：泰戈尔的中国影响
第一章 新月耀东方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和印度曾有过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白马东渡，佛经东传、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在中国都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并浸润着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影响着中印两国的文化。
遗憾的是，因各种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原因，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也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进入近代以来，两国人民的交往主要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在文化方面则几乎是一片空白，虽然期间也有印度文学作品被零星翻译、介绍到中国，但两国之间并无正常的文化交流，更谈不上成功或大规模的文化交流。
1924年，泰戈尔抱着沟通两国文化的目的，受邀访问中国，并因此形成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高潮，也使中断的中印文化交流重新焕发了活力。当时的中国，时事纷乱，思想矛盾层叠交杂，社会和文化环境让人迷茫，甚至可以说使人绝望。在这样的复杂情势下，泰戈尔带来的印度声音，使中国人看到了另一种文化特质与中华文化具有可比性、可互为参照的东方文化，这对急于寻求中国文化出路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无疑具有积极的启迪和建设意义，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也正由于当时中国这种特殊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以及泰戈尔对这种特殊环境的复杂性一无所知，最终使这次千载难逢的中印文化交流活动出现了让人遗憾的不和谐音。既被鲜花的芬芳环绕，也被尖利的荆·棘刺得遍体鳞伤的印度诗哲直到黯然离开中国都不明白，自己怀抱着一番善良的诚意而来，却为何得罪了历来好客的中国。但诗人对自己梦中天朝的深情厚谊，却始终未因这次交流的不愉快而有丝毫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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