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新论_翟玉忠_9787511718440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经济学轻重之术完全能够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的《国富新论》相媲美，在某些方面，甚至达到了西方这些经济学元典无法企及的理论高度。

　　中国经济学轻重之术认为：市场能够自组织，却不能自动实现均衡；市场调控的目标不是增长，而是均平；市场当以商品、货币为手段进行双向调节。

　　百年中国，是一个文化上丧魂落魄的中国。

　　人：无魂，行尸走肉。国无魂，国将不国。六十年前，伟人毛泽东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终于走出饱受西方列强掠夺欺凌的悲惨境地，赢得了国家主权独立。

　　独立，一个人和一个国家多么宝贵的站立姿势。

　　六十年的和平，没有挨揍受欺了，来之不易。众多知识“精英”福不知福，以为和平本来自然。六十年中国人民辛勤建设，曾经如一滩烂泥任人践踏的国度，如今已成为具有一定物质经济实力的国家……

　　然而细观当下，中国依然在文化上丢魂失魄，没有自己的“文化之魂”。用时髦话语说，中国没有自己文化的“软实力”。政论学理，都是西方话语，一切皆以西方“普世价值”为归依。

　　文化上的无魂状态，导致了中国某些知识“精英”膜拜西方的文化迷狂。这是今日中国最凶险的祸根所在。

　　百年中国，何以丢魂？’

　　鸦片战争，惊魂伊始。甲午战败，八国联军入侵，终于魂飞魄散。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荡然无魂矣。

　　中国文化“精英”自绝于自己文化，全身心拥抱西方文化，二十多年前的一套《走向未来》丛书，还有电视片《河殇》，可谓登峰造极。西方即“现代”，西方即未来。中国的文化“精英”们西向而跪，口中念念“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痴痴然神往西方，魂迷西方。

　　被人打败了就认人家文化高明，问题未必尽然如此。中国历史上，汉家王朝两次被外族打败，读书人们并无文化自卑。西方历史上，德意志诸邦，当初被拿破仑大军横扫，那里的文化人也无自卑，反而激起了他们去文化寻根，唤醒他们的“民族”意识，甚至面对侵略者涌出一种文化自豪和优越感（赫尔德等人的“文化民族主义”）。因此，纯粹的军事失败，不是造成中国读书人在文化心理上如此溃败的根本原因。

　　西汉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八·度制第二十七》中将礼节称为度制，指出用礼制（下文用服制说明）整齐百姓，治理天下是由资源与人欲的对立关系决定的，如果让人们放纵极欲，结果只能是贫困和混乱。他说：衣服的出现，是为了掩盖身体保暖身体。可是染上各种色彩，装饰各种花纹图案，不是为了有益于肌肤和身体的本来要求，是为了用它使尊贵者显出尊贵，使贤能者显得高尚，并表现区分上下级的关系，使教化立即实行，风化容易成功，为了社会太平才做的。如果抛弃服制，让各人都按自己的希望去做，让他们快乐高兴，而人们追逐欲望无穷无尽，这就严重地扰乱了人和人的关系，并浪费财物，失去了花纹图案产生的本意。上下级的关系不区分，势必造成上级不能治理下级，为动乱所苦。嗜好欲望没有限度，势必造成欲望不能满足，为贫困所苦。（原文：凡衣裳之生也，为盖形暖身也，然而染五彩、饰文章者，非以为益冗肤血气之情也，将以贵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使教前行，使化易成，为治为之也。若去其度制，使人人从其欲，快其意，以逐无穷，是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上下之伦不别，其势不能相治，故苦乱也；嗜欲之物无限，其势不能相足，故苦贫也。）在中国先贤看来，礼是调节资源与人欲关系，使之实现动态平衡的政治经济制度体系。正是中华文化对礼的孜孜以求，使其在数千年的岁月里在整体上实现了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绵延至今的文明。在生态危机已经威胁到整个人类生存的今天，我们有必要从根本上反思西方文明体系，因为在有限资源与无限人欲之间，西方缺乏足够的思想资源解决这一人类生存最为本质的问题。进而言之，礼义文明可能不仅适用于中国，更是全世界所急需的。

　　因为中国人找到了平衡资源与人欲矛盾的准绳——礼！

　　中国礼制具体起源于何时？从史籍中我们只能从三皇五帝的传说中找到蛛丝马迹。现代考古学的一个伟大贡献在于，它明确告诉我们在周代礼义文明成熟以前，存在着一个相当漫长的古礼时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卜工先生指出，这种古礼发端于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本身就是以农耕方式的经济形态为基础的。因此，这时的礼多以祈求风调雨顺、人寿年丰为目的；从时间上说，从古礼到周礼是一个持续的发展进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古礼期，包括前仰韶的陶质祭器和仰韶的陶礼器两个阶段，标志是以祭天祈年活动为主体的礼仪制度的发生和发展。二是中国礼制的酒礼期，包括龙山时期的陶质酒礼器和夏商两代铜酒礼器为代表的两个阶段，其特点是等级制度的发展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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