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年华-(我的知青岁月)_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编委会_9787511720665

　　《苦乐年华：我的知青岁月》是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中的第一卷。书中的作者是45年前曾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当风华不再、青春已逝，追忆当年在延安的黄土地上度过的苦乐年华，更有一种人生况味。书中所收录的这些追忆文章，感情真挚深沉，文字朴素优美，尤其是在对插队生活细节的挖掘和展示中，呈现出那个年代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精神气质，将陕北黄土地浓郁的乡土风情和知青们的心路历程给予了准确的描述和表达，是一部滋养人精神的、充满正能量的励志之作。

　　总序

　　宝塔山下倾听历史的回声

　　圣地延安，三山鼎峙、二水交融。宝塔山、延河水相映生辉，构成了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的红色符号，成为圣地延安绝佳的形象标志。

　　这套散发着陕北黄土气息的丛书，用以情纪史的笔法，向人们展示了近28000名北京知青，在延安黄土地上度过的峥嵘岁月和苦乐年华。丛书中所收录的每一个人，或作为插队岁月的亲历者、见证者，或作为对青春往事的追忆者，他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深藏着一个与自己相伴终生的“圣地情结”，他们对延安的宝塔山和延河水，对这片曾养育了中国革命的黄土地，始终怀着一种深深的眷恋。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深植于灵魂深处的红色革命情结，在那场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这批满怀革命豪情的青年学子，告别了繁华的首都，开始了人生最初的“朝觐”。他们从金水桥头集结，向着一个越走情思越浓的熟悉而又陌生的圣地进发。他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怀着类似贺敬之在《回延安》中所表达出的那种真挚的感情，并在赶赴延安的征途中，就产生了一个朴素而又简单的意念——以延安的宝塔山和延河水为背景，照一张留驻青春倩影的照片，寄回北京，告慰父母及家人。这样的情感与意念，都出自对圣地延安的一种向往与景仰。从知青们当时所接受的教育来看，充满红色革命传奇的圣地延安，无疑成了他们最向往的地方。延安的宝塔山、延河水，以及山崖上错落有致的土窑洞所构建起的红色革命历史长廊，是最能表达革命豪情、展示英雄主义情怀、放飞青春梦想的绝佳之地。能在圣地延安的宝塔山下，倾听历史的回声，解读革命之所以能在穷乡僻壤取得胜利的历史逻辑，能在革命圣地接受延安精神的熏陶和滋养，对人生的成长，定会聚集起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

　　浑雄苍茫的陕北高原，像被群山环绕成的一个巨大的聚宝盆，她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在79年前，接纳过一支在枪林弹雨中转战大半个中国、用坚定的理想信念来传播共产党人改天换地革命理想的红军队伍。长征，是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一个大事件。延安，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中国共产党人演绎红色革命传奇的大舞台，已被载入中国革命的辉煌史册。近28000名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堪称是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群体实践活动，是继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又一个庞大的外来群体，也是对延安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1969年那个多雪的冬天，充满红色革命印记的圣地延安，在接纳这批胸怀革命理想的青年学子的同时，也将这方地域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贫穷落后的面貌，以猝不及防的方式展示在他们的面前。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中，知青们开始用一种平民的视角来观察体验生活，他们看到了生息在这方土地上的父老乡亲，面朝黄土背朝天，终年劳作却难以温饱的生存现状；看到了牛踩场、驴拉磨，传话隔山吼，点灯靠麻油的原生态的生活场景。在经历了痛苦的磨炼和深刻的思索之后，知青们很快就从浪漫、狂热和困惑中平静了下来，以一种平民意识和平民情怀来融入生活，用青春的激情，在贫瘠荒凉的黄土地上燃起了理想的火焰，以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风貌，面对严酷的现实开始书写自己的人生。他们与延安人民一道，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战天斗地，改造山河，搏击贫困，演绎出一幕幕“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青春活剧。

　　从文化史、思想史和自我认知的结合上来看，陕北这块厚重的黄土地里，蕴涵着一种豁达、包容、互助、亲善的文化基因。知青们少小离家，来到这块被群山阻隔、举目无亲、多风少雨的荒僻之地后，很快就从这块厚重的土地上感受到了人生的艰辛，同时也感受到人性的温暖。这里淳朴的民风，古老、甚至近乎愚昧的乡俗，就像蹲在土窑洞里的粮食囤和酸菜缸，在不紧不慢地散发着一种湿润温和的气息，让远离父母的知青们有了一种归属感和家园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为了接受一种“再教育”，而这种“教育”，实际上是让这些来自城市的年轻学子，通过自我认知的方式来阅读社会这部无字的大书；通过上山下乡的磨砺，来接受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教育。知青们在延安插队的岁月里，看到了当时中国社会最真实、最基层的一面。他们在接受艰苦生活的考验中，懂得了人生的衣食之难，体会到了稼穑之苦，并在与延安人民朝夕相处、共同生活中，学会了坚忍、顽强与拼搏。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生经历，才“玉成”了知青健康的人格、志存高远的情怀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气质；正是因为有了上山下乡“这碗酒垫底”，他们才会在日后漫长的人生岁月中，对遇到的各种人生风浪总能等闲视之。在圣地延安的土地上接受了精神洗礼的知青们，学到了在书本中根本就无法学到的东西，收获到一部不着一字、但却可以受用终生的人生宝典。作为一种回馈和反哺，知青们将大好的青春年华、将单纯而又质朴的青春热情挥洒在延安的土地上。

　　在那个困苦的年代，曾作为革命中心的延安，战争的创伤早已恢复，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还十分落后，知青们的到来，为这两大建设注入了活力。他们将书本知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将聪明才智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对提高农村落后的生产力，改变延安贫穷落后面貌可谓勋业卓著、功莫大焉。尤其是在文化建设上，知青们更是领文明之首，开风气之先。他们每一个人，都成了文明的信使，成了乡村中一道亮眼的风景。他们将京城的先进文化、生活方式，将文明的种子和知识的甘霖，播撒在延安贫瘠的土地上；他们用自己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全新的生活理念深刻地影响着当地的乡俗和民风，给生活在这方闭塞土地上的群众进行了一次现代文明的启蒙。从历史的角度来重新看待和审视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落户，就能让人发现：闭塞的黄土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能够很快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这与知青在延安插队期间，对这块土地在思想和文化建设上所做出的贡献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这片远离现代文明的土地，对于生息在这方土地上的人民，知青们在插队岁月中，对这方土地所付出的热情，所洒下的每一滴汗水，都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并将会被这片土地和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延安父老乡亲所铭记。

　　宝塔山高延水长。感谢造化的恩赐，将这样一方圣洁的山水景象馈赠给了延安；感谢历史的垂青，将这道亮丽的风景演化成中国革命的一种象征。尽管岁月不居、时光荏苒，但宝塔山和延河水所激荡起的历史回声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回响。“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这是从延安土窑洞中走出来的一代“老延安”对这块土地的深深眷恋；“踏遍了黄土吃遍了草/我也是你怀里的羊羔羔”，这是在延安度过青春岁月的插队知青的真诚吟唱。这种眷恋、这种吟唱，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心灵的回应，更是一种历史的链接。知青来延安插队的火红岁月，已成为延安红色革命历史的一部分，并丰富和拓展了延安红色革命文化的内涵。而今，英雄的延安人民可以引以为豪的是：这块浸润着英烈的鲜血、洒满了知青青春汗水的沧桑土地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涌动着现代潮的延安城乡，蔚然深秀、满目苍翠的山川大地，以及洋溢在延安人民脸上的幸福笑容，这一切的一切，不正是曾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和战斗过的革命前辈，不正是近28000名北京知青所希望看到的美好景象吗？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延安变了，变得山绿了、水清了，变得文明了、富裕了，而唯一没有变的是延安人身上所具有的那种淳朴、厚道、善良的精神品质。寸草常念三春晖，涌泉永记滴水恩。40多年来，延安人民与知青结下的这种亲情，在岁月的流逝中愈加显得弥足珍贵。曾在延安黄土地上插过队的知青，将对圣地延安的眷恋化成了一条条红色的感情纽带，将北京与延安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他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怀着一种“惜身亦家惜土地，终怀父母之心”的情愫。他们在这40多年间，时刻关注着延安的发展。让延安人民能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子，是他们由衷的期盼。他们以游子感念慈母的情怀，发挥自身所长，整合知青们所拥有的各种资源，通过不同渠道，不遗余力地给延安经济社会的发展以无私的帮助，其情其意，令人感佩。为了铭记这段难忘的历史，珍藏这份亲情，我们觉得趁这段历史还不算久远，趁知青们当年在延安插队留下的珍贵史料还没有被岁月所尘封，我们有责任通过开展搜集、抢救和挖掘这批弥足珍贵的史料来以情修史、以诗纪史，这不仅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使命所在。延安的历届领导，对知青来延安插队的这段历史向来十分珍视，延安曾在不同时期，编辑出版了北京知青在延安的画册、图书，拍摄了电视专题片以及举办图片展览，旨在通过各种形式，来真实地展示知青在延安度过的青春岁月和苦乐年华。为了更加完整地记录这段历史，让这段历史在建设“圣地延安、生态延安、幸福延安”，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发挥“资治、存史、育人”的作用，延安市委决定开展广泛的史料征集活动，通过对那段峥嵘岁月的悉心梳理与钩沉，编辑出版这套从思想和文化视野上都具有经典和史实意义的大型系列丛书。丛书共分为六卷本，依照编著的内容和体例，第一卷以知青追忆插队生活为主，用第一人称的手法，真实地讲述了插队岁月所经历的思想感情的变化和人生成长的过程。文中所展示出的原生态的乡土场景，所散发出的青春气息，在朴素真诚的表达中，让人感到一种温馨。第二卷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未了之情。卷中着重记述了知青返城之后，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所给予的关注和所浸注的心血，让人在感受这份亲情中，看到在艰苦岁月中所结下的深情厚谊，历时愈久，愈加显得珍贵。第三卷和第四卷所展示出的是知青在插队时所经历的心路历程，展示出的是谱写在他们心田里的人生华章。其中所收录的许多篇什，在知青插队的年代曾被传诵一时。尤其是第三卷中所收录的知青日记和书信，填补了记述知青史的一个空白。这些带有私密性质的日记和书信，像一幅幅清晰的心理图谱，照彻出知青们所经历的心路历程。第五卷则以更加直观的读图手法，来展示知青们来延安插队时的花样年华。尽管岁月流逝，青春不再，但面对这一幅幅泛黄的照片，犹如在时间的遗址前流连。第六卷按编年体的形式，将知青在延安插队期间大的历史事件给予了准确的记录，为后人勾勒出了一个清晰的历史脉络。在对这六卷本丛书的编撰中，力求全方位、多角度来再现知青插队岁月的历史场景，让原生态的乡土风景在追忆中复活起来，让结缘于黄土地上的这份亲情，像陈年的老酒，散发出更加浓郁的芳香，让昔日高唱的理想之歌不要成为绝响，让每一幅老照片都留驻着知青们的青春梦想。对于已经走入人生秋天的知青来说，这套丛书不仅仅是他们对插队岁月的一种追忆和记录，而更多的是，表达了知青们的一种人生态度和人生情怀。在一年四季的轮回中，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在生命的流程中，人生之秋是思想凯旋的岁月。这套丛书中所展示出插队岁月的乡土场景，所表达出知青与延安父老的那份真挚的感情，既能勾起知青们对青春岁月的怀想，又能让人感悟到：历史就是由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链接而成。这套丛书更像是一幅纷繁万状的历史画卷，那一幅幅熟悉的乡村景象，包含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飘着炊烟的村庄，朴素的窑洞，包括硷畔前的那盘石磨，窑壁上挂的那顶草帽，都在知青的心中成为一个有价值的景象和器物，并让人在阅读这些饱含真情的文字时，似乎看到陕北高高的山峁上，黄牛正在缓缓行走。犁尖像唱针，在嵌入土层的那一刻，一首无言的黄土之歌在心中骤然响起，那感人的旋律舒缓深沉，令人回味无穷。

　　宝塔山依然屹立在延河之滨，那高耸的塔尖上曾悬挂过当年来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的理想风帆。尽管岁月像延河水一样一去不复返，但历史已经将那段难忘的岁月，将曾在延安插过队的每一个知青的光荣的名字镌刻在延安的大地上。宝塔含笑遥祝赤子幸福安康，

　　延河欢歌颂唱神州筑梦时代。是为序。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姚引良一个伟人的期待

　　李华松

　　1970年3月，陕北大地春草浅发，杨柳依依。来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已在这块土地上度过了一年多的插队岁月。不知是思乡的缘故，还是陕北春寒料峭的季节特点，这一年的春天让许多知青都感到有些“冷”。他们刚来到延安时的那种新鲜感已经丧失，心中的远大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令他们感到困惑。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我顶着冷风去出工，忽然听到了广播里传来“特大喜讯”：3月10日至26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并重新发表了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给延安人民的《复电》。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是兴奋。座谈会精神的传达和毛主席《复电》的重新发表，像春风一样温暖了我的心。

　　23年后的一天，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与我一起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周秉和，他是周总理的侄子，是我插队时的朋友。我们在这次偶然相遇的谈话中，自然而然地说起那段令人难忘的插队岁月。这次谈话，不仅让我了解到总理和他侄子在情感上的交流，更使我感动的是：当年召开那个座谈会，是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召开的。出于职业习惯，我想把这段鲜为人知的史实记录下来，于是，翻阅了当时的一些资料，写下这篇文章。

　　一

　　1968年12月23日，是我们这代知青难以忘却的日子。

　　那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也就从这一天起，一场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拉开了帷幕。

　　在来延安插队的知青队伍中，有一位与共和国总理有着近亲血缘关系的人，他就是周秉和。周秉和是北京35中67届初中毕业生，是周恩来总理的亲侄子。秉和在家排行老五，老六是周秉建。不知因为秉建是个女孩，还是因为她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的缘故，她得到总理和邓大姐的“偏爱”。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也记述和表现了周总理关心支持侄女插队的事。事实上，在对待他们兄妹上山下乡问题上，总理的态度是一致的。总理出于对延安的特殊感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周秉和赴延安插队更是给予大力的支持。

　　周秉和在回忆赴延安插队之前，与总理见面的情景时说：“‘文革’开始之后，伯伯一般不会客，与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很少。当伯伯得知我报名去延安插队的消息后，破例约我去他那里，并和我共进晚餐，可见他很重视这件事。吃完饭，我提起去延安插队的事情时，心情还有点紧张，因为父亲当时还在受审期间，家里没有生活来源。我急切地想听听伯伯的意见。只见伯伯沉思片刻之后，抬起头，直视着我。他的眼神里有几分赞许——想不到这个孩子居然能作出这样正确的决定，他会意地和伯母点了点头，一字一句地说：‘好！我们支持你去延安。’”秉和还告诉我，总理一说到延安时，就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怀念之情。接下来，总理又勉励秉和要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还要求他到了农村之后，要向贫下中农学习。最后，总理和邓大姐还拿出一些钱，让秉和买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要他不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放松政治学习，要关心国家大事。带着伯伯和伯母的殷切叮嘱，时年16岁的周秉和踏上了到延安插队的人生征途。

　　秉和来到了延安县冯庄公社新庄科大队插队。这是一条山沟，生产和生活条件都比较落后。十几个知青，刚到村里时，分别住在老乡家里，后来，生产队为知青建了新窑。由于新修的窑洞潮气很大，不少知青住进去之后，身上长了疮，后来经过烧火做饭，窑洞里的潮气才渐渐散去，身上的疮也自愈了。最让知青们感到为难的是，供应的粮食不够吃。当时，分配给知青的粮食中有许多是黄豆。他们在北京吃惯了大米、白面，一时不能适应陕北农村的饮食。连住吃黄豆，使许多知青闹肚子，引起消化不良。陕北农村的劳动强度特别大，拉石头、送粪、背庄稼、起羊圈等重体力活，对于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的知青来说是一个考验。但面对这些困难，知青们都坦然面对。秉和也同其他知青一样，在生产和生活中，他时刻牢记总理的嘱托，有了吃苦的思想准备。在经过一个时期的艰苦磨炼之后，秉和不仅过了劳动关、生活关，还与村民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1970年初，秉和从延安回京探亲，抽空到中南海西花厅，利用吃晚饭的机会向总理畅谈了自己在延安农村插队的感受。总理非常关心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也很想从多方面来了解延安的情况。于是，他希望秉和能否再找一两个和他一起插队的知青来谈一谈。这时，秉和想起过去曾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一位老同志的女儿，她的名字叫何立群，她也在延安县李渠公社插队，总理对她也很熟悉，于是，秉和把她也找来。他们俩一起向总理和邓大姐汇报了插队知青在延安的情况以及他们的所见所闻。

　　首先，他们向总理谈到延安人民的生活。当时的真实情况是：延安的广大农村还很贫穷，有的老乡家里吃糠、吃菜团子，有的人家里几口人盖一条被子。尤其是在闹春荒时，还有人外出要饭。延安当地的老红军、老干部常常回忆起党中央、毛主席当年在延安时的生活，他们说：现在的生活还不如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时那样好。总理听到这里，心情十分沉重，尤其是听到延安现在还有要饭的，吃糠的，脸上显出十分惊讶的神色。之后，秉和又谈到延安买卖婚姻的现象在农村很普遍，谈到知青在安置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口粮不够吃，常常饿肚子；不能同当地老乡同工同酬；对知青管理不好，学习、住房等问题无人过问；知青之间相互闹矛盾；有的知青受到体罚等现象。他们还谈到北京八中一名女知青在一次洪灾中不幸遇难的事情，总理听了之后连连感叹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听完秉和与立群所讲述的知青在延安插队的种种处境后，总理说：“你们谈的情况还需要了解，但是，你们反映的有些问题中央会重视的。”谈话结束时，总理神情严肃而又慈祥地问周秉和：“你能不能表个态，到底回不回延安去？”秉和虽然不知道伯伯的神态为什么会变得严肃起来，但仍然不假思索地表了态：“我当然还要回延安！”总理好像还要再试探一下他的决心，又问秉和：“那你能不能向我作保证。”周秉和以发誓的口吻一字一板地答道：“我向您保证，我还要回延安。”这时，总理才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就这样，过了春节没多久，秉和带着伯伯的嘱托又返回延安。

　　那年，在总理的鼓励下，周秉和积极参加劳动，刻苦接受锻炼，拜农民为师，受到当地农民的赞扬，并担任了村团支部书记和民兵连长，还入了党。1972年4月，周秉和被当地贫下中农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跨入了清华大学的校门。

　　二

　　在与周秉和、何立群谈话不久，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北京市的几个城区，也分别找来回京探亲的知青开了几次座谈会，了解到延安插队知青的一些情况，并征求了他们的意见和要求。这些意见和要求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第一，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较好的生产队，知青的思想比较稳定；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差的生产队，存在的问题比较大。第二，在管理工作上，知青普遍要求对他们在政治上、生产生活上要有人管。有的生产队把口粮交给知青自己保管，由于无处存放，或不会保管，浪费很大；知青们还要求解决住房问题，安置费要做到专款专用；希望加强农村建设，加强管理工作，抽调一些干部同他们一起插队。第三，对延安农村出现的早婚和变相买卖婚姻问题，知青们反映强烈。有些队干部、社员给女知青“作媒”，使女知青精神压力很大。知青们提出的这些要求，后来作为“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的文件，在会上进行了研究。

　　1970年3月，国务院在京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有两位副总理和北京市委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陕西省革委会、延安地区所管辖的十三个县革委会的负责同志，北京市七个区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参加了会议。就一个地区插队知青工作，专门召开如此高规格的会议，在全国尚属首次。

　　这次会议通过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以学习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给延安人民的《复电》为指导思想，要发扬延安精神，焕发起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搞好老区建设，打几个生产建设的硬仗，搞好130万亩农田基本建设，达到全区每人一亩高产田，尽快实现农业上纲要。”《纪要》同时强调，插队知青是“三大革命”运动的一支生力军，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教育他们立志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为延安地区的革命和建设贡献力量。《纪要》的第二部分指出，要认真总结经验，在九个方面加强领导，做好知青管理工作。《纪要》第三部分，强调了知青到延安插队的意义，并指出：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把首都人民和延安人民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为首都干部和群众学习延安精神创造了更好的条件。《纪要》还做出了北京市要有计划地支援延安地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决定。要抽调一批干部到延安去，一面参加劳动，一面协调做好插队知青的工作。北京市决定：每年组织学习慰问团到延安去，通过学习交流，协调解决知青插队中存在的问题。

　　1970年3月26日，在座谈会结束的这一天，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并作了重要讲话。总理在讲话中说：“毛主席在全国解放初期给延安人民发了一个《复电》。《复电》的电文虽不长，但表达了主席对延安所寄托的希望。”接着，总理说：“从1935年到现在35年了，全世界都知道延安，可现在的延安呢？我一听插队青年谈起延安的情况，心里就非常难过。”总理在讲话中还回顾了战争年代的历史，他说：“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主席是最后离开延安的。敌人到了宝塔山以南，离我们不到20公里，我们走的时候，人很少，只有一百多人，主席一直是同延安人民同患难的。”总理接着说：“我说这段历史，也算是忆苦思甜吧！全国解放都20多年啦，北京这样好，延安那样穷，这怎么行呢？我们怎么对得起延安人民呢？”

　　总理接下来谈到延安的工作时说：“我们这次座谈会形成的这些文件都很好，关键是要落实兑现。你们把主席给延安人民的《复电》印一下，给一个生产队一份，组织大家好好学习。全国胜利后，主席进了城没有忘记延安，你们光是把主席和我们其他同志住过的窑洞搞得那样漂亮，这样，不能使人家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建国20多年，国务院就是不盖大楼，现在会议室有了地毯，借口我们年龄大了，怕摔倒，其实，有块塑料布就可以了。还是要艰苦朴素，延安窑洞不要再锦上添花，要雪中送炭。老百姓的生活还要改善嘛！”接着，总理又说：“陕北是个好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把延安搞得繁荣昌盛。”

　　接着，总理又着重谈到插队知青的问题。他说：“要把知识青年教育好，发挥他们的作用。要把粮食搞上去，否则老百姓不满意，吃粮还要从外面调。”总理说到这里时，问参加会议的延安地区的领导同志：“你们劳动吗？你们要首先带头参加劳动，移风易俗，发扬延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陈永贵开会回去就参加劳动，劳动成了习惯。”总理又说：“北京派干部去，挑选一些身体好的干部，要参加劳动，同甘共苦。给一个大队派一个干部，这是上海的经验。知青有人带就好了。过去你们派的慰问团，是走马观花，有的叫工宣队，名字好听，但关键是要解决实际问题。”

　　总理最后说：“陕西的问题，农业要帮陕北，工业要帮关中，基建要帮汉中，这要成为国务院各部门和北京市支援陕西的工作重点。要把陕西搞上去。20多年来，我们对不起陕北人民。我当总理，陕北没有改变，心里很不好受。”总理接着又对北京市的领导同志说：“我看你们派1600名干部，一个大队一个。要把知青的管理工作搞好。无论如何不能搞强迫婚姻，不能搞买卖婚姻。有那么一些干部，老是不像话。”总理接着又说：“你们开座谈会，就是不让孩子们见我，这就是脱离群众。”这时，在座的陕西省和延安地区的领导同志说：“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我们要作检讨。”总理说：“首先我要负责，我是做总理的，我也是从陕北出来的嘛！”这时，延安的同志又谈到关于纪念馆的问题，总理说：“先不急于搞陈列馆，晚个十年二十年也不要紧。这是表面的，真正的纪念是先把建设搞上去。”

　　在这次座谈会后，延安地区的各项工作和知青管理工作都有了明显的好转。从总理的讲话，到《纪要》的传达，有关部门及陕西省和延安地区，对知青中存在的同工同酬、住房、吃饭、保护女青年、反对旧风俗等，都作出了符合延安经济发展和知青利益的规定。

　　据当时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讲，1970年初，自从与周秉和、何立群谈过话后，总理的心情很沉重，好多天都吃不好饭。后来，在一次大会上总理还提到：“你们大人都不向我反映延安的情况，还是孩子们向我做了反映。延安的问题引起我注意的是几个青年人。”从引起总理对延安问题的注意，到总理过问延安知青的情况；从座谈会的召开和各项政策的制定，到派北京干部到延安，前后不过几个月，在延安插队知青的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这在当时中国政治动荡的情况下，这样的效率是令人赞叹的。《纪要》的传达，倾注着总理对延安人民的深厚情意，表达出一个老革命家对插队知青的关怀，闪烁着总理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密切联系群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的人格魅力。

　　延安青年工作座谈会召开以后，北京市派了1250多名干部到延安的知青点插队，协助做好知青的安置管理工作。插队干部的任务是协助延安当地发展经济，同时，每个驻队干部也兼有接受再教育、进行劳动锻炼的使命。在总理的关怀下，尤其是座谈会精神得到落实后，知青的住房、吃饭、同工同酬、婚姻等方面的问题很快得到了改善和解决；同时，对某些地区出现的迫害、欺辱知青的现象也进行了严肃处理。尽管我当时作为一名普通知青，并不知道这一重大举措出台的原委，但在当时那样一个年代，在远离首都的偏僻山沟里，都能感受到来自首都的关怀。那是一束多么温暖的阳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温暖了我们的心，使我们更加坚定了人生的信念。

　　1992年，我又回到延安。我在吮吸着那散发着泥土芳香的清新空气时，对这块土地的情思油然而生。村里的那些老红军依然健在，他们的脸上还洋溢着昨日的风采；昔日那穿着红肚兜、常跟在我们出工队伍中的娃娃们，如今已出息成人；我们当年住过的窑洞仍依稀可见，而窑洞的主人——当年的那些“插友”们，而今又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演绎各自精彩的人生。

　　当我走近延安城，走在延安大桥时，眼前仿佛看到1973年，周总理回延安受到延安人民热情欢迎的情景。今天的延安已旧貌换新颜。改革的春风吹绿了延安的山川大地，现代潮在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中涌动。延安富裕了，山绿了、水清了，这种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正是我们这些知青所希望看到的，也是一代伟人周总理所期待的。

　　启程

　　朱学夫

　　1969年1月19日，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日子，而对我和我的同学们来讲，这一天却是我们走向社会的开始。

　　早上八点半，我们在学校操场上集合，按已排好的下乡村队序列，分乘大客车去北京站，搭乘知青专列去延安插队。

　　此时的北京站已是人山人海。广播喇叭里，在革命歌曲的伴奏下，反复播放着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这种气氛的烘托下，从未离开过北京的同学们，怀着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向往，对新生活的憧憬、好奇及疑惑，准备迈上人生的新征程。

　　知青专列停在第一站台上，车窗前站满了送行的人群。火车开动了，人们挥动着双手，依依不舍地告别。此时的火车站台上和车厢里，哭泣声和呼喊声汇成一片。我在窗前看见前来为我送行的妈妈和已在内蒙古插队回家来探亲的姐姐，她们伫立在站台旁，看着渐行渐远的列车，不断地在向我挥手。就这样，我和同学们告别了亲人，那天，恰好是我过完17岁生日后的第10天。

　　列车徐徐出站，车窗外掠过北京城的街区，车厢内出现短暂的沉寂。此时的同学们仍沉浸在与亲人和北京告别的回忆中。保定、石家庄逐一经过，窗外的华北平原一派冬色。列车员沿着过道推来送饭车，将一只只装着“盖浇饭”的铝饭盒送到每位同学手上。在建平的小桌上，众人慷慨解囊，纷纷把带来的吃物拿出来“入伙”：香肠、小肚、广柑、苹果、梨，这些平时难得一见的美食堆起一大堆。

　　车过郑州，天色已晚，火车驶入陇海线，沿途景色隐在黑暗中。入夜，列车发出有节奏的声响，昏暗的灯光映照在同学们的脸上。忽然，车厢里传来《山楂树》的口琴声和低声的吟唱，空灵清澈的《山楂树》令人感动，使人不知此时身在何处。

　　天快亮时，火车终于进陕西啦！我下车花了六毛钱买了一罐标着“潼关酱菜”字样的竹篾子外包装的酱菜，准备带回村里享用。此时，车厢中活跃了起来。车窗的左边是秦岭，右边是关中平原，而引起大家关注和议论最多的则是山上的窑洞和半边盖的“厦子”。

　　中午时分，火车开进西安站，凭窗望去，站台上有欢迎知青的横幅。列车尚未停稳，忽然音乐声起，火车在停稳之后，音乐声又嘎然而止。这时，只见人们簇拥着一位身穿中山装的中年人走上前来，他代表陕西省革委会，对来自毛主席身边的北京知青表示欢迎，并讲了一些热情鼓励的话。

　　火车停站15分钟后又开始西行，不久到了咸阳后再次停车。停留了大概几分钟之后，火车又开始北进。从车窗向外看，只见黄土高原特有的“塬”连绵不断，望不到尽头。窗外景色越发单调、凝重，山洼里存留的残雪泛着白光，偶尔可见一缕炊烟从散落在崖畔上的窑洞顶上升起。经过庄里、富平、三原、耀县，这些后来被我们所熟悉的地名之后，于傍晚时分，火车到达终点。这里虽然也有欢迎的人群，但显然比西安少了许多。我们正准备下车，忽然听到有人操着北京腔在问：“哥们儿！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同学们循声望去，只见两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仰着头在和车上的同学搭讪。这两位果然是前几天就到达这里的知青，众人迫不及待地向这两位“先到者”打听当地的情况，那男生抬手向山顶一指说：“打个比方说，你住在这里”，然后，他又向沟底一指说：“而吃水要从这儿去挑”。他的一席话说得众人面面相觑。嗨！敢情这两位是要搭便车打道回府的。

　　排队完毕，开步走。在欢迎的锣鼓声和口号声的伴随下，我们列队走进知青中转站——铜川市二中。大家按村队，被分配到铺有麦草的教室里。大伙铺开行李，取出碗筷，到学校搭建的临时食堂去吃饭。当天晚饭是凭票领取的大肉、羊肉和全素的烩菜，外加四两一个的杠子白馍。

　　1月20日，天还未亮，催着起床的吆喝声响了起来，我一骨碌爬起，赶紧收拾行李，准备开路。外边黑沉沉的，院内十几辆蒙着帆布篷的军用解放卡车已被发动，车轮上挂着防滑链，解放军司机在灯影中进进出出地忙碌着。伙房那边灯火通明，鼓风机伴随着人声发出巨大噪音。简单地吃过早饭后，同学们按照编号，依次上了车。车队缓慢地行驶着。两天没睡好觉的同学们偎依在行李上，随着车厢的摇晃渐入梦乡。这时，天已渐明，黑色的柏油路不知何时变成土黄色的砂石路。走了好长时间，大伙似乎感到了旅途的寂寞，不由探着头向车窗外眺望，突然，“纸坊”两个大字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们想：纸坊到了，离茶坊也该不远了。

　　这时，有人用力拍着驾驶室，副驾驶探身一问，原来，大伙提出要解手。车队便临时停在两边都很陡的一个山脊上。“男生向左走，女生向右走，解决完就上车。”解放军一声令下，同学们赶快下车解决内急。这时，我抽出空闲在宜君梁上眺望，只见山河大地、千山万壑，尽收眼底。

　　又上路了，许多同学嫌车蓬太憋闷，执意要把车蓬拆掉，大家站在车厢中，刺骨的寒风裹携着车轮卷起的尘土，迎面袭来。车队驶进一个镇子，空气中迷漫着烧柴火的气味，欢迎知青的横幅横挂在公路的上方。公路两旁土坯垒成的“厦子”、房舍和远处的窑洞连成一片；早起拾粪的黑衣老汉和几个揣着手、背书包的小孩，在路旁楞楞地望着过往的车队。转弯处，一处上着门板的店铺上写着“宜君县哭泉”的字样。哭泉！这就是传说中“孟姜女哭长城”的那个“哭泉”吗？

　　行进中的车队卷起巨大的黄尘，远远望去像一条蠕动在崎岖山路上的“黄龙”。人群、街道、房舍、窑洞，逐一在我们的眼前呈现，瞬间又被抛在身后。

　　车队开始下坡，急转弯使人感到眩晕。这时，眼前呈现出一片绿色。这长满翠柏的地方就是著名的桥山，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寝之地就在这里。黄陵到了，富县应该不远了！

　　车队绕过黄陵县城后，公路沿着一条名为沮水的小河转向东北，路的右侧是水塘和稻田，左侧的崖畔上，零散稀疏的茅草和酸枣枝在寒风中摇晃。车到龙首再次停车休息，众人下车之后，蜂拥奔进厕所方便。这里的景色吸引了我：小河从一片树林中穿过，阳光下的冰面上泛着金光，这使我不禁联想起臆想中的苏联歌曲所表现出的场景。

　　近午时，车队经过洛川县城。那一天正好逢集。集市上，人声鼎沸，热闹异常。但当我们的车队驶达时，引得人们驻足观望。

　　汽车驶进洛川中学，这里是迎接北京知青的临时接待站。除停车、喝水、方便之外，当地也备有烩菜和蒸馍，但这些是给后面来的同学们准备的，与我们无缘。没蓬的卡车实在太脏、太冷，再次开车时，建平、和平、张淮、玉林、力群和我，又爬上一辆有蓬的卡车。

　　车队行进在洛川塬上，下一站该是富县了。这时，我看到塬上的景色完全不同于川道，近似平原。很快，车队通过“界子河”桥后，再次爬坡上山。爬上交道塬之后，太阳明显的暖和了。

　　“哥们，让让，我憋不住啦！”回头一看，高一的一位名叫守贵的同学正向后车厢移去，他一手扶着后车厢，一边企图探身车外，但车辆的左右摇摆和上下颠簸，严重地阻碍了他想要解小手的企图，再加上他在众人的呵斥与讥讽中惊慌失措，使他的正常操作更是难上加难。慌乱中，守贵不知从谁的行李中翻出口“钢精锅”，情急之下，竟以此为容器解决了一个大问题。随着“秽水”从后厢泼出，一切又都归于平静。

　　车队下坡进川，经过一座小石桥后，左转向西。“嘿！史家坪！”不知谁看到车外村子墙上写的大字，直觉告诉我：茶坊快到了。

　　“277”公里碑斜埋在公路左前方，车队临时停车。挑开车帘一看，只见远处黑色的山崖间，一群灰白相间的野鸽子在翱翔，近处的山崖上有“抓革命、促生产”的标语。到了，我们终于到了！

　　车队开进了富县茶坊镇，街道两旁站立着欢迎我们到来的小学生。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挥舞小旗、喊着欢迎的口号。最显眼的是，路南有一长溜房子，房子的两边写着“茶”和“坊”两个大字，合在一起就是“茶坊”。

　　下车后，我们被领到茶坊粮站，茶坊公社的领导在这儿等候着知青，并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仪式完后，我们分别被安排休息、洗脸，等待开饭、取行李及与各村来接我们的人见面。

　　“嘿，这地方真不错，哥们儿就在这儿了。”和平抽着烟，悠然地躺在印有“茶坊旅社”四个红色小字的白色床铺上。

　　“走！到对面公社大院吃饭，领行李！”有一位同学闯进院子里大声招呼着我们。我们来到大街上，只见公社大院门口，聚集着看热闹的人群和来接我们的各村“乡党”。“乡党”们基本都是身穿黑棉袄，腰束一条棕色线织的腰带，也有穿自家做的方口黑布鞋或旧解放鞋的。他们大多都揣着手，默不做声，面无表情地望着你。而当“乡党”发现你在看他时，他就会腼腆地龇牙向你一笑，算是和你打过招呼了。

　　“娃儿，多吃些！以后就没得吃啦！”看热闹的人群中一位穿黑棉袄的老大娘热情地对我们说。看着大盆里的烩菜和杠子白馍，许多同学经历了长途颠簸，已没胃口。高中同学毕竟比我们年纪大。其中一个名叫章重的同学从行李中掏出“钢精锅”，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竟满满装了一锅馍。

　　一阵忙乱后，川口村的“乡党”们终于找到了我们，他们手脚麻利地帮我们把行李绑上驴车上。众同学相互告别之后，我们川口村一行六人，跟着拉行李的驴车，背着夕阳，沿着来时的公路向川口村走去。

　　1969年1月21日，我踏上了新的人生起点，我在富县茶坊一个名叫川口的村子开始了我的插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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