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2年间美国不承认中国,并且不承认中国独立于苏联之外,与苏联的政策也不同。以往的观点认为“共产主义”国家是铁板一块,中国与苏联没有不同。这种观点一直蒙蔽美国政府。张少书教授利用多国文献(包括中国材料)证明:尽管美国政府从杜鲁门开始到约翰逊时期在公开场合没有承认中苏的分歧,但是大量文献表明,这几任总统不但认识到中苏的不同,而且还利用这种不同和分歧。本书重点分析了冷战时期的复杂问题并对以往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全书的结构和写作清晰,出色地使用大量原始和多国档案,结论令人信服。
——斯图尔特·L.伯纳斯图书奖(The Stuart L. Bernath Book Prize)获奖评语
敌人?朋友?非敌非友?亦敌亦友?
1949年由乔治·凯南负责、美国国务院新成立的政策规划研究室出台的代号“PPS-39”文件是如何看待新中国成立前的国内国际局势的?
所幸无战事,1954—1955年中、美在金门、马祖的对抗,是偶然、运气还是威慑之功?
冷战时期美国政府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精心策划,长期践行”的对中、苏战略中的“心理战”是怎样一步步实施和演化的?
一份绝密的国家安全理事会制定的代号“NSC-68”文件是如何促使美国外交政策全盘军事化的?
朝鲜战争结束不久,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制定的关于中国问题的高级文件——代号“NSC-166/1”对中、苏关系的未来动态和随后的瓦解可能作出了怎样的预判和评估?
日内瓦会议休息期间,周恩来总理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握手之谜”流传着多少个版本?
美国情报机构预测中国的原子弹试爆日期准确率前后误差仅几天,美国肯尼迪政府是怎样差点走到“轰炸中国核设施”的危险边缘的?
……
美国知名智库外交史学家协会斯图尔特??L.伯纳斯图书奖获奖作品
凭藉多国解密档案,披露高层决策细节,完整呈现国际关系史上一段非常时期的“三国演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章百家、瑞银投资银行副主席何迪、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国际关系和历史学终身教授卿斯美 ,联袂专文推荐
一国外交政策的先决条件之一是能够辨识敌友
本书首开对冷战时代中美苏三角关系的系统梳理,史料功夫媲美沈志华“冷战五书”!
一位美籍华人写的值得中国人阅读的冷战史经典之作,在英语世界比福山的成名之作《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还早一年问世!
镜鉴全球化、碎片化与网络化时代国家安全战略博弈进程中的大国外交风云!
冷战时代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再发现与改写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美两国的历史学家聚集在一起,开始共同探讨中美对峙的那段历史。我与张少书先生便是那时相识的。当时,他正在撰写博士论文。1990年,他的博士论文《朋友还是敌人?——1948—1972年的美国、中国和苏联》在美国出版。现在,这部书的中译本终于与中国大陆的读者见面了。
无论在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还是在冷战史研究领域,张少书先生的这部著作都具有开拓意义。80年代中后期,中美关系史研究发展迅速,但那时绝大多数学者还是从双边关系的角度来审视这段历史的。尽管一些站在前沿的学者们已经注意到苏联在中美双边关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其作用究竟如何并不清楚。少书先生的书第一次以翔实的史料和细致的分析说明,在美国制定对华政策时,对革命的中国和苏联之间关系的思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从杜鲁门到尼克松的历届美国政府都千方百计,不是试图破坏两个共产党政权之间的关系,就是试图利用一方去对付另外一方。
少书先生的专著出版后即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评论认为,该书提供的一个重要论点是:中国共产党、苏联和美国之间关系的大国政治是美国亚洲政策的推动力。美国倾向或期望以哪种方式对付中国或苏联,视情况和不同的政策制定者的偏好而定,但在通常情况下,美国会利用或寻求社会主义同盟的分裂。他的专著的最大价值是提供了对中美苏三边关系的全面叙述,并对每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批判性的评估。见沃尔多·海因里希斯(Waldo Heinrichs),载《美国历史评论》,1991年3月第19卷第1期。对于这一评论,我基本赞同。的确,该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首开对冷战时代中美苏三角关系的系统梳理,虽然这项工作不可能由一部著作完成。
《朋友还是敌人?》的出版恰逢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时。此后20多年,由于大量新史料的公开,冷战史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这部书并未因此成为过时之作。一方面,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并没有推翻,而是广泛证明了此书独创的发现和所作的结论;另一方面,对冷战时代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的研究虽不断深入,但把两方面研究很好结合起来的著作仍不多见。同时,这部书所展示的生动丰富的历史画面,在看似僵硬的美国对华政策表象背后,那些复杂的动机和工于心计的算计,对于今天了解和认识美国的政策仍具有启发和教益。
最后,衷心祝愿此书能受到中国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朋友的欢迎。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章百家
2014年2月11日
张少书(Gordon H.Chang),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奥利弗·帕尔默人文学科荣誉教授,现任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参加斯坦福大学的美国亚裔研究、美国研究、东亚研究、亚太研究中心、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等研究工作;同时参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有关美国亚裔著作的编辑工作。主要研究与教学方向:美国与东亚关系史,中美关系史,亚裔美国人之政治、经济和文化史。
主要代表著作:
独著:《朋友还是敌人?:1948—1972年的美国、中国和苏联》(Friends and Enemies:The United States,China,and the Soviet Union,1948-1972,1990)
独著:《亚裔美国人和政治:一种探索》(Asian Americans and Politics:An Exploration,2002)
合著:《美籍华人的声音:从淘金潮到当今》(Chinese American Voices:From the Gold Rush to the Present,2006)
合编:《美国亚裔后裔的艺术史:1850—1970年》(Asian American Art:A History,1850-1970,2008)
译者简介:
顾宁,女,江苏吴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华美国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美中关系史、美国史、妇女史。主要著作:《美国文化与现代化》等。
刘凡,男,1972年5月生,山东邹平人,毕业于山东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东欧史。
李皓,男,1988年9月生,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获广告学学士学位,现为北京某4A广告公司高级客户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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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过去20年的历史研究 / 9
前言 / 1
导论 / 4
第一章 老朋友和新敌人 / 1
第二章 联盟被削弱,联盟被铸造 / 40
第三章 分化的战略 / 81
第四章 核战的边缘 / 118
第五章 中国是主要的敌人吗? / 145
第六章 走向美苏利益共同体 / 177
第七章 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帝国主义者 / 206
第八章 肯尼迪、中国和原子弹 / 232
第九章 回到起点? / 259
结语 / 290
索引 / 300
冷战时期中、美、苏三角关系研究的背景、意义、挑战和贡献
——作、译者访谈录 / 317
译后记 / 321
冷战时期美国对中苏战略中“心理战”的运用
张少书教授的这部著作,于1990年出版后,即获得美国学术界的广泛热评。对于美国历届政府分裂中苏同盟的长期战略(1948—1972),张教授所作的分析与阐述,与此后美国出版的其他同类著作相比,尤有下列独到之处。今天读来,依然促人深思,发人深省。
第一,美国对华战略中“心理战”的运用
本书多次提到美国运用对华“心理战”以分裂中苏同盟。例如,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间,为分裂中苏同盟,专门组织了由美国外交政策专家们组织的工作小组,该小组特别建议要重视“心理战”之作用。霍普金斯大学的兰巴格(Paul M.A.Linebarger)教授是当时美国研究“心理战”的首席专家之一,亦是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兰巴格分析说:“中国人——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最怕白人之间达成牺牲中国的秘密协定。”他的建议是,要分裂中苏同盟,就要利用这种心理,展开“心理战”,竭尽全力,增加中国对于苏联的不信任感。他所提出的策略是,美国必须坚持不与中国人,而只与苏联人谈判中国问题。目的是给予中国一种印象,即只有苏联,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大国;只有美苏之间,才可以解决有关中国的所有问题。他还建议,白宫可以故意放出风声,表示美苏之间已就台湾问题,或“两个中国”问题,即将达成协议,以进一步激怒中国。这样的例子,在书中还有不少。在美国出版的有关中美关系史的著作中,这是第一次提到美国对华战略中“心理战”的独特与重要的地位。
第二,美国对苏战略中“心理战”的运用
这本专著亦首次提到,赫鲁晓夫1959年访美期间,美国国务院精心策划了分裂中苏同盟的战略,即赫特战略。1959年,赫特(Christian Herter)接替杜勒斯,担任国务卿。赫特建议,应将苏联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美国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直接挂钩。亦即用美国在德国问题上的对苏让步,换取苏联公开谴责中国就台湾问题所持之立场。德国问题一直是苏联的“核心”国家利益,而当时赫鲁晓夫正对中国在1958年拒绝建立中苏联合舰队,大为不满。且中国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被西方主流舆论界所嘲笑,预言中国即将“崩溃”云云。
但是,凡熟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人们都知道,这个战略的实质是,失去中国的苏联,将在地缘政治上遭遇其“滑铁卢”,不得不消耗巨大财力在中苏边境布置重兵。而一旦苏联在欧洲的“强势”不复存在,美国可立即将在德国问题上所作之“让步”,一举收回。即苏联今日所得之“核心利益”,将来会转瞬之间,失之殆尽,且毫无还手之力。因此,当时国务院内部,对于赫鲁晓夫是否会因德国问题而改变对于台湾问题之立场,或对于国务卿赫特之分裂中苏同盟的战略能否成功,大多忧心忡忡。正如作者所指出,此后赫鲁晓夫在访华期间之言行,令美国政府大喜过望。在北京庆祝国庆十周年的国宴上,赫鲁晓夫公开批评中国政府对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像是“好斗的公鸡”。而当时为美国政府所不知的是,第二天,在国庆十周年的游行庆典上,在天安门城楼,赫鲁晓夫突然转向毛泽东:“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赫鲁晓夫政府于1960年6月20日终于单方撕毁了这项协定。自此之后,中苏同盟,实质上不复存在,中苏国家关系,亦急转直下。
本书出版后所解密的美国外交文件,更进一步说明,赫特战略之所以成功,或赫鲁晓夫对于赫特战略之悄然引领,之所以亦步亦趋,事实上,与美国对于苏联长期实施的“心理战”,息息相关,紧密相连。杜勒斯担任国务卿期间(1953—1959),亲自制定的对苏“心理战”,主要包括两个层面。(1)充分利用苏联新一代领导人渴望获得西方“文明世界”尊敬的心理,对于苏联所作的让步,美国要公开表示尊重与赞赏;而对于中国,则不断公开加以谴责。(2)要对中国实行长期、全面之经济封锁,迫使中国无路可走,只能更多依靠苏联与东欧,而增加苏联与东欧的经济负担,最终导致苏联的不满。杜勒斯常告诉他的同僚,对华经济禁运的实质,并非只是针对中国,更为重要的目标,是对苏联的“心理战”。其目的,在于让苏联领导人最终“厌恶”中国这个游离于“文明世界”之外的“负担”,由苏联出面动手,“甩掉”中国这个政治与经济上的“包袱”,以求苏联自己与美国达成相互之间的“全面谅解”。从这两个层面来说,赫特战略的成功,可谓是杜勒斯对苏长期精心运用“心理战”的“水到渠成”吧。当然,赫鲁晓夫始料未及的是,一旦确认中苏同盟最终分裂,美国立即与中国修好,从东方、西方与中亚腹地,各个方向,包围苏联,导致苏联财政极度空虚,最终击败美国当时在世界上的这个头号竞争对手。
这本专著出版20余年后的今天,重读作者的结束语,依然使人感慨,令人感动。张少书教授说,回顾美国政府耗费如此巨大的精力,“精心策划,长期践行”的分裂中苏同盟的战略,不禁使一切关心人类前途的人们问道,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对于中美俄三国人民来说:“我们的敌人,应当是战争的共同威胁与核武器的毁灭性杀戮,是经济的萎靡与衰退,是生存环境的破坏。而我们共同的朋友,应当是合作、对相互依存的认可与一个和平的世界。”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国际关系和历史学终身教授卿斯美
2014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