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本求新_孟庆枢_9787511722416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固本求新》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20卷丛书之一。作者本着“和而不同”的原则，提出中国比较文学应以日本为参照系，作者认为，日本同处东亚，是汉文字圈国度之一，她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是非曲直，足资借鉴，是不可或缺的参照系。日本在古代深受中国文化的浸润，近代以来又始终处于和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漩涡（但在深层次上仍与中国文化有割不断的关系），为此在日本发生的东西文化交融中的经验可从另一角度做立体思考。作者指出，在过去的许多研究著述中关注、记述了近代中国借助日本这个“窗口”、“桥”而了解西方和借鉴西方的作用，这是确实的，也有必要。但是，如果将日本文化的作用止于此，则是片面的。其实，在近代史上，日本了解西方有相当大部分是来自于中国，当时中国译介西方的一些著作倒是早于从日本传入中国的译著。我们应该不仅重视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对西方的了解，而且更应深思日本是如何消化、吸纳西方文化的过程。

　　比较文学理论发微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比较文学

　　自从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我们把它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重新崛起和确立的标志)以来，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比较文学始终是伴随着争论前行，在留下一系列成果的同时也不断留下亟待解决的一些理论问题。最近有的学者援引西方学者的观点认为“比较文学的大势已去。”这位学者认为这与“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关系至为密切，因为“从后现代的观点看，事物内部并不像一般所认为的那样有一种本原或本质……同样的道理，文学本身也没有本原或本质。”这位学者批评中国比较文学界“根本而言，它在思想方式上还是完全照搬传统的法国派和美国派研究方法，没有任何新的突破”(这一倾向是存在的，我们亦想针对这一问题探讨，但这位学者言过了)。还有的学者疾呼：“‘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论问题的提出已经到了十分紧迫的时候了。”此论并非危言耸听，如果认真地了解一下我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现状，确实会感到并非言过其实。“多元”似乎是当今学界的表征，但是从比较文学来说，在“多元”的掩盖下，也遮蔽着对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并未取得共识的偏颇。对这一学科的本质、方法论和其他有关重大理论问题都需要深入探讨，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这一学科的健康发展，使它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学科，要想把握它的本质就必须从其历史中看其不断变化、丰富的过程，而决不能把它看作是一个一经产生就一成不变的客体，置言之，要在动态中把握它的实质，要把“比较文学”历史化，在发展中完善它的学科定位。如果从宏观上来说，无论“法国学派”还是“美国学派”，它们之间是有相通的东西的。“比较文学”之所以产生首先是人们对于文学研究的思想观念和方法的革新，认识的飞跃，是人们不满足于就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学来认识文学，不满足于就文学外部和囿于文学自身认识文学的一种超越和突破。同时还应该认识到比较文学的产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而且它的内涵与时俱进，在不同国度有独特的内涵。可以说产生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比较文学担负着特定的历史使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识形态性。

　　中国比较文学是在“全球化”时代重新崛起的，它在整个比较文学中是继法国、美国比较文学之后具有代表性的第三阶段的比较文学。把握它的本体性和掌握它的其他特性必须从这一基点出发。众所周知“全球化有它的不同侧面，它融合和重建的不仅仅是经济，更兼有思维、文化和行为的方式。全球化是变化的因素，它使我们反省自己的传统和行为方式。”为此，我们有必要从全球化语境来谈中国比较文学。

　　一

　　要了解中国比较文学不能不回顾比较文学的历史。我们先要从“比较文学”的故乡法国谈起，在法国比较文学的提出和形成是在19世纪初至30年代。诺埃尔?拉普拉斯于1816(或1818)年首先提出“比较文学”这一概念，维尔曼于1828年于巴黎大学首次谈到“比较文学研究”，由于维尔曼、安培、圣伯夫的努力，促使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在法国初步确立。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今天似乎更多地注意了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方法论，而对其当时的时代背景的一些方面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这不利于对其学科实质的把握。在法国比较文学产生之际，法国文学研究法一般称作“文学史”的方法，以朗松为代表，称作朗松方法，又因以巴黎大学为中心，俗称索尔篷法。“文学史的方法如名字所示，乃是与美学相对的历史的方法。是通过文献学的运用，实证的文学研究。”法国学派的方法是文献学的历史研究在更高层次上的运用。正如日本学者所说：“在这点上与日本和威廉?席勒代表的德国文献学、清朝儒学的考证学派大有区别，其独特的法国学派比较方法产生的基础即在于此。即称作‘影响’研究者是也。其中分为接受影响与给予影响，统一为源泉研究，或称命运研究。”

　　这种寻根溯源的文学研究，必然超出一国一民族文学的范畴，自然地进入了比较文学领域。置言之，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是自然产生的，不是方法论的问题，它的本体论意义亦在于它和法国国文学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对法国比较文学学派的导入存在误解。日本学者指出：“在日本导入比较文学法国学派时，大概被突出忘却的是，这一学问的研究态度和相同的法国学派的‘国文学研究法’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一面。即使现在(指20世纪70年代——笔者)，在我国把比较文学法国学派仅看作独立一派的文艺学观点的人很多，而把它理解为法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特殊分野的人却非常稀少。正是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在日本给予法国学派预想以上的华丽，但当美国学派兴起之后，马上顷刻间败北了。”除了史的观念促使比较文学在法国产生之外，使它促生的因素还有许多。19世纪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有两种意识形成强大的潮流，这就是“综合”意识与同时产生的“寻根”意识。“综合”意识促进形成“世界主义”(在当时的欧洲主要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概念，而“寻根”意识又恰恰促进民族国家的自觉。这两种看起来相悖的观念的撞击恰恰推动了比较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为此“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同时支撑了法国比较文学。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比较文学之所以首先在法国问世，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比较先进的法兰西民族文化试图向欧洲乃至世界证明自己优越的产物。”

　　比较文学创始人之一的戴克斯特(1865—1900)曾经说过：“研究一国文学史的时候，也不容许忽视综合的观点”，他提出理由有二：“(1)国际文学的理想在渐近地形成，(2)三百年来欧洲各国的文学总是相互影响的。”同时进化论的影响对法国比较文学学派的产生不可忽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对其影响是全面的，连世界上第一本比较文学著作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1886)也是“根据后期达尔文主义——社会进化论的观点写成的。……他认为比较的意识就是时刻不忘社会发展对文学生长的变动关系”。特别是布隆迪埃的文体学更为典型，“把自然科学的分类用语转到文艺上使用的首创者是布隆迪埃，布隆迪埃吸收进化论，阐述文体的存在、分化、定位、变貌、转移、变形”。与此同时，丹纳(1828—1893)的实证主义文学理论都为比较文学提供了理论支援。当时新兴的一些自然科学学科也给予比较文学产生注进了活力，如“比较解剖学”就直接启示了文学上的比较研究。

　　法国产生“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时代恰与歌德提出“世界文学”命题一致，我们不妨从欧洲文化背景来进一步窥探“比较文学”产生的原因。“世界文学”(Weltiteratur)是由歌德(1749—1832)首创的用语。“歌德在1827年1月15日的日记里写道：‘在修哈尔特写法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文字’。”同年1月31日歌德又在自己的寓所对秘书爱克曼说：“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说，诗的才能并不那样稀罕，任何人都不应该对因为自己写过一首好诗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过说句实在话，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上面说的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现在算不了很大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虽然对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否认它与“比较文学”的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日本比较文学学者小林路易甚至将“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比作盾的两面。认为阳面是比较文学，阴面是世界文学。歌德提出“世界文学”这一命题的19世纪30年代，在德国除了少数作家(如歌德、莱辛)外，许多外国作家也大受德国读者的欢迎。荷马、拜伦、司各特、杨格、莎士比亚、卢梭等作家的作品在德国读者中风靡一时。歌德本人也曾花费很大精力翻译了伏尔泰、狄德罗的作品。同时，由于斯达尔夫人(1776—1817)的介绍，歌德的作品已经誉享全欧。《塔索》、《浮士德》在巴黎上演，引起很大轰动。拿破仑在戎马倥偬中还把《少年维特之烦恼》带在身边，这些足可见当时德国文学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学互相交流之一斑。正是歌德与爱克曼谈及“世界文学”这一命题时，他饶有兴致地谈到了他当时读过了中国传奇《好逑传》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歌德以锐敏的洞察力和感知力意识到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在文学业绩上，德国人一方面显示了值得惊叹的才能，另一方面却又被禁锢在狭隘、愚昧和自我满足之中。他提醒人们“必须用另一个本质来衡量自己的本质，必须向别人敞开思想”。歌德站在了时代发展的前端，他的上述论述得到了时代发展的风气之先。

　　同时，歌德所处的时代又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很有市场的时代，为此他的“世界文学”的主张实质上是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的有力反驳。1806年，法国在耶拿战役中击败了普鲁士，10月法军占领了柏林，次年拿破仑击败了俄国，于是法、俄、普三国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根据和约的规定，俄国退出了反法联盟，并且承认法国的一切国外占领地。法国以不干涉俄国侵占瑞典、土耳其领土和独霸东欧作为酬答。普鲁士在这场战争中丧失了二分之一的领土，付出了一亿法郎的赔款，还要裁减军队，拿破仑以被普鲁士侵占的波兰领土组成华沙大公国，并在德国境内建立了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民族意识自然被激发起来。文学家们表现出一种激昂的爱国热情，德国民族解放运动广泛展开。费希特(1762—1814)在1807年发表了著名的《告德意志国民书》，号召人民起来抵抗法国的侵略，争取德意志的统一，联邦制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酝酿起来的。在德国文学界涌现了一大批爱国歌手。1813年拿破仑在进攻俄国中败北，随之在德国掀起了反对拿破仑占领的解放战争。许多作家从不同政治立场出发参加了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形成了“解放战争”文学。这在德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是在这时爱国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混杂，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学抬头。有批三流、四流作家出于一种盲目的排外主义立场，鼓吹一种闭锁式的排外文学。在他们眼里，唯有德意志的东西才是最优秀的，只要是外国文学作品，不问其进步与否、优秀与否统统予以反对。歌德针对这一点曾作过严厉的批驳。由此可见，歌德的“世界文学”的论述实质上是那个时代开放精神的卓越体现，他是站在时代发展的前端高屋建瓴地预见到了文学的发展(当然还主要是欧洲文学)的趋向。他所作出这一论述的时代与法国比较文学创始者们提出“比较文学”的时间的一致该不是一个历史的巧合吧。

　　对于歌德的“世界文学”术语的理解至今仍然多歧。“有时指人类有史以来所产生的世界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有时指世界文学史上出现的那些具有世界意义和不朽价值的伟大作品，有时根据一定标准选择和收集成的世界各国文学作品集。”

　　一位日本比较文学研究者认为：“‘世界文学’作为诸民族的文学特产交易市场，在那里精神财宝可以自由交换、相互理解和促进亲善。而且这些特殊之物，在相异的条件下亦存在着普遍性，犹如植物界虽然物种繁杂，但它们都不过是原基植物(UrpAanze)的变貌而已。歌德是持这一观点思想的。他认为所有的人类也只是超越人种国籍的人的唯一原基的变貌而已。文学同样有同一根源。他是持这一基本认识的。并非现存的民族文学的总和才是世界文学，因为最具民族特色的才能具有人类的普遍性，由于是最现代的，才是最有永远的人类的本质生命，这才是世界文学的未来面貌。”

　　事实上任何人所说的“世界文学”都只能从他所处时代、地域、视点出发的建构，不可能存在一个成为绝对对象的“世界文学”，同时歌德自己也感到把“世界文学”看作是各民族共通的无差别的文学，实在是个乌托邦的幻想，至少在人类社会存在民族、世界大同之前，这种文学是不存在的。

　　在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接受了它并对此进行更为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阐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他们针对资本主义的现代工业生产必然冲破世界各个民族在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狭隘的民族界限，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出发，认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各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这一分析揭示了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也必然带来文化交流的巨大变化。接着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再次论述这一规律。“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文学”的核心思想是世界范围的经济交往必然带来世界性文学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19世纪中叶比较文学的产生无疑又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建立本民族与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密切联系对于欧洲来说已经提到日程(当然许多人还存在欧洲中心主义)，对于落后于时代发展的亚洲许多国家(包括我国)还有待时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比较文学的产生必然首先在欧洲，最佳地点当然是法国。

　　如果从戴克斯特建立法国比较文学学科(1897)算起，过了半个多世纪，美国学派崛起，并且针对法国学派进行了措辞严厉的发难。正如著名美国比较文学家雷内?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指出的：“人为地把比较文学同总体文学区分开来必定会失败，因为文学史和文学研究只有一个课题：即文学。想把‘比较文学’限于两种文学的外贸，就是限定它只注意作品本身以外的东西，注意翻译、游记、‘媒介’；简言之，使‘比较文学’变成一个分支，仅仅研究外国来源和作者声誉的材料。”

　　对于美国学者的发难，许多人大约只重视了美国学派的标新立异，变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平行研究”，而未能充分地注意它的文化背景。美国比较文学研究是在20世纪50年代崭露头角的。1952年《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在美国创刊，接着在1954年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建立以后，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逐渐在美国形成蔚然壮观之势。20世纪四、五十年代是美国各种文学思潮迭起，文艺流派纷呈的时期。论及美国比较文学不能不联系起20世纪50年代美国新批评派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美国比较文学学派的观点与美国新批评派有着亲缘关系。

　　“有人曾讽刺把热衷于考究莎士比亚洗衣费清单也算作文学研究。这是嘲笑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英美文献派文学研究趋向的一件事。这是对那些一味钻在作家的传记研究、时代背景的琐细末节不能自拔的学风的批评。”美国的新批评派就是作为它的反动而出现的。这是一种认为对于作品背景等方面，即使缺乏学术的严密性的考究，但是只要直接精细地阅读作品就可以奏效的一种批评方法。

　　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瑞恰兹(1893—1979)、艾略特(1888—1965)、兰色姆(1888—1974)等人是广为人知的，其实，最早提出新批评概念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焦吉?斯宾汉，他于1910年首先在讲义中使用“新批评”这一术语，而且指出“艺术是表现，批评是对其表现的研究，新批评家(the newcritic)就是要探讨艺术家的创作意图和表现技巧这两个问题。”而这位焦吉?斯宾汉恰恰是位比较文学研究家。可以说，所谓美国学派的比较文学家们，他们的比较文学主张中存在着一种十分强烈的文学研究回归本体的意识，这与新批评派是异曲同工的。正如韦勒克多次强调比较文学要挣脱人为的桎梏，成为文学的研究其本意亦在于此，这一观点是具有代表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文学批评的繁荣并非空谷来风，它是伴随世界上一个超级大国的形成，在各个领域显示它的姿态的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带来最重要的变化，是使它从战前的一个经济上的世界强国，变成为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超级大国，成为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盟主。随着国际地位的变化，美国势必也希望在文化上处于某种中心的位置。然而美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短浅，实在难以充当此任”。为此，对于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必然反感，这是在情理之中，“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脱颖而出，非常看重自己作为潜在的世界领袖的地位；这是一种硬化成某种国家使命的思想。于是加大对学术界、大学的投入，一些散在的文学理论精英(如韦勒克)被聚集在一起，他们的新论在美国大有用功之地，可以说美国学派的比较文学也使‘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心也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为此，我们可以说比较文学的美国学派不仅有文学研究自身的机制，同时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意识形态性是相当鲜明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与法国学派的差异泾渭分明。

　　“比较文学”学科在我国的崛起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教育要“四个面向”的春风催放的花蕾，我们回顾中国比较文学近20年的历程，我们会更清楚中国比较文学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建设这一学科的。它应该属于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当今世界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一个由冷战而转向多元文化的时代。“全球化”是表述这一时代特点的又一术语。何谓“全球化”?它是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应包括经济体制一体化、科学技术的规范化，还应有信息的网络化。“全球化”既给各国“世界如同一室”之便，同时，毋庸讳言，“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以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是悲惨的祸根”。在这样的时代里文化越来越起着巨大的作用。比较文学必然被赋予一些新使命。“人类社会正在从工业社会跨入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从这个高度看，狭义的文化指的是在社会系统内人脑产生出来的智能信息流的记录，而广义的文化则还要加上这些智能信息流物化的生产过程。”并由此导出“文化不是名词，而是动词”的见解。在这种全球性的文化背景下比较文学，成为动态文化的前沿，这恐怕是其一个显著的当代品格。

　　显而易见，“全球化”对往昔的“民族文学”、“国别文学”概念构成了挑战，提出了新课题。也就是说许多国家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既积极与域外文化交流，又要保持自己文学的传统问题，比以往更加迫切。

　　不容否认有的西方学者企图向东方、向第三世界推行西方文化，妄图把西方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文化体系。这些人实际上还重复着昔日“欧洲中心主义”的陈词滥调。例如像亨廷顿就宣扬西方与非西方的文化冲突将引发世界大战。有见识的西方学者早就提出了“文化相对主义”的主张。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1887—1948)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写下了《文化模式》这本著名的著作，她主张诸文化间的交流、交融和相互的理解，把人类的平等作为自己追求的崇高理想。她指出：“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整个世界上不管哪个民族都能够接受别的血脉的民族文化。人的生理结构中并无任何东西去妨碍这种接受。人的行为有什么特殊变化，完全不取决于他的生理构造。……文化不是一种生理遗传的综合体。”她还认为：“对一种艺术成就不能用评价另一种艺术方式来评价，因为各种艺术都力图达到完全不同的目的。”这是由于各种文化之间“整体决定着它的部分，不仅决定着这些部分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决定着它们真正的本质。两个整体之间存有一种类的间断，任何一种理解都必须考虑到两者之间的不同的本质。”毫无疑问，本尼迪克特的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解对于批判某种文化优越的论调显示出一种进步，这种主张对于文学比较研究是有促进作用的一种文化战略。但是，它也容易为文化上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或称文化部落主义)辩解。近年来有的西方学者对“相对主义”提出了质疑。荷兰著名比较文学家佛克马在1993年于我国湖南张家界参加中国第四届比较文学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所作的题为《文化相对主义的相对性》的报告中就全面阐述了他的观点。他既肯定“文化相对主义”的进步，同时又指出这一理论带来的两难的困惑。他认为“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急遽增长，各大不同文化内部(重点原有——引者)的差别日渐增多，而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则日渐减少，他性文化成规就在你的隔壁，存在于另一文化或者亚文化群体或者另一个社会阶级之中。”他还引用贝蒂?让?柯勒治的观点来佐证自己的论述。他认为“我们身上的‘自我中心’这种顽疾永远也批判不尽……从本质上说，我们的价值判断将永远是主观性的，这与我们在生活中的定位密不可分”，“一旦你为自己定下一个道德教化的目标并且进行价值判断，文化相对主义的二难困境将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比较文学既然生于此时就必然要解决这一时代提出的问题。我们既不能盲目欢喜在“多元”中已有了一席之地，同时还要继续进行与不同文化的交融。为此，中国比较文学可以说是受命于重要之时。一些有识之士的西方学者的话也证明了这一点。著名意大利比较文学家罗马大学教授阿尔蒙多?尼兹在1996年8月在长春举行的中国比较文学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了《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报告。他指出：“在这个世界里，前殖民者应学会和前被殖民者一起生活、共存……只有通过比较倾听他人，以他人的视角看自己之后……他们最终才会向他人，也向我们自己学习那些我们永远不能通过别的方法发展的东西。如今，这一切无需离开家就可以实现，因为其他人已前来与我们相会。他们的目的不是武力征服，或以文化优越性压人一头，而是希望平等尊严地生活在我们当中。”他还说：“如果对于摆脱了西方殖民的国家来说，比较文学学科代表一种理解、研究和实现非殖民化的方式；那么，对于我们所有欧洲学者来说，它却代表着一种思考、一种自我批评及学习，或者说是从我们自身的殖民中解脱的方式。”

　　“全球化”给中国比较文学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它肩负着东西文学(文化)对话、沟通的使命，不仅能在这新一轮的对话、沟通中求得自身的发展与创新，同时也将对西方面临的理论危机提供不可或缺的借鉴。这是一场双赢的交流。在西方“比较文学”已成为昨日黄花之时，“比较文学”似乎到了穷途末路。正如西方的比较文学有其自己的发生、发展的轨迹，中国比较文学是立足于本土产生的。在全球化语境下，它既要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同时又要时时克服“文化部落主义”，它所肩负的重任刚刚开始，大可不必以西方标准而判定它的生死。而且，我们亦看到西方学者(不限于比较文学界)在为解决西方文化危机中正努力从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中寻找借鉴以寻出路。如果西方的比较文学更注视东方文化，在那里“比较文学”复苏也未可知。在中国并非具有西方后现代背景的情况下，我们照样可以不必过急袭用西方后现代话语来解构我们的文学批评方法，不加区别地将中西类同，过早地唱比较文学的挽歌。我们可以走自己的路，就是在西方，一些学者也在向我们走来，我们可以与之密切合作。

　　综上所述，中国比较文学这一学科是否可以这样表述：它是在全球化语境下，立足中国文化传统，以跨国家(民族)、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的态势进行中外文学对话、沟通，以促进世界各国相互理解，各国文学共同发展为己任的新兴学科。当然这一任务并非比较文学独自的任务，然而，它应该在这方面站在前沿，作出更多的贡献。

　　二

　　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比较文学在方法论上同样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在当前对这一问题的反思与深入探讨，对这一学科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显而易见，“比较”决不代表这一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它颇具诗意的描绘。人们往往把法国学派的方法论等同于“影响研究”，把美国学派的方法论等同于“平行研究”。实质上，它们之间并非等质。中国比较文学界至今仍沿袭这一套陈规，为此，也给自己的方法论的建立设置了许多障碍和带来混乱。处于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比较文学在方法论既不会同于法国学派，亦不应尾随美国学派，它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体系，中国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应该具有自主性。

　　中国比较文学重新崛起和确立的时期是处于西方现代、当代文论蜂拥沓至之时，从20世纪初至80年代的文论，不论时差(有的已是迟到的，有的是同步)几乎无一遗漏地介绍到我国来。特别是后现代主义作为上个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在西方发达国家盛行的文化思潮，广泛地影响到哲学、文学、社会、历史学科，也必然冲击中国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的中坚有的就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的最早译介、研究者。

　　由于中国学界对于西方文化思潮在开始还处于知之不多的状态，为此，有种盲目的接受在所难免。“从80年代中期以来，‘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同步进入中国文学艺术界，随后，迅速在电影、电影制作、舞美和建筑、装饰等各方面产生了反响，但这一反响是可笑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大陆学者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与19世纪的欧洲文化传统相对应，几乎完全忽略了后者的来源针对性。原因是，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与西方几乎是隔绝的，中国学者对西方的文化思潮和文化实践一无所知，一旦隔离被打破，西方这30年的文化成果便同步引进、接受。本是相互替代的历时性的思潮被当作逆时性的思维成果，于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便尴尬地处于同一平面而生存于中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最早的一些比较文学论著中或是对此置若罔闻，似乎这种冲击不存在，或是生搬硬套，简单译移，造成一种混乱的局面。这种局面也必然使比较文学的方法处在一种极为复杂(甚至可以说是混乱)的状态，蹈袭者有之，追求时尚者有之，即使在同一教材里也可以看出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

　　在新的语境下，如果泥于前两个阶段的比较文学旧有的模式，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论就会随处遇到难以避免的尴尬。比如“影响研究”一般来说是比较文学不可或缺的内容。我国的一些比较文学教材里开始大都采纳了来自法国和日本比较文学著述中的论述。如日本比较文学研究者大冢幸男的《比较文学原理》(1977年版，白水社，中文译本翻译了该书的一部分，于1985年译为中文出版)，把影响研究从发动者、接受者、媒介者等方面切入，作了理论探讨。这些论述曾对刚刚崛起的中国比较文学界起到有益的参考，也曾被不少研究者引用。经过一段时间，从许多著作和论文中可以看到在西方现代文论的冲击下，对于“影响研究”就有了新的理解，意识到过去一些著作中界定的局限。按照法国学派的观点“影响研究”是以探讨两国或两国以上实际存在的文学关系为宗旨的一种方法论，而在现象学、存在主义、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的启发下，所谓“影响”已经不可能再框定在这种实际交流史的范畴，在深层次上也是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

　　作为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阐释学认为文本的创造者和阐释者都是“人”。为此，他们的偏见和前理解都是必然的。为此，阐释的过程就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就会理智地进入意义的不断动态生成的过程。在西方现代阐释学者眼里认为人是通过理解而存在，理解不是人的认知方式，而是人的存在方式。伽达默尔说：“本书探究的出发点在于这样一种对抗，即在现代科学范围内抵制对科学方法的普遍要求。因此本书关注的是，在经验所及并可以追问其合法性的一切地方，去探寻那种超出科学方法论控制范围的对真理的经验。这样，精神科学就与那些处于科学之外的种种经验方式接近了，即与哲学的经验、艺术的经验和历史本身的经验接近了，所有这些都是那些不能用科学方法论手段加以证实的真理借以显示自身的经验方式。”伽达默尔并非简单地否定科学方法，而是“反对人为地异化真理的本来样子，反对以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模式把原本是经验方式的存在真理抽象为静止不变的概念的科学方法”。这对“影响研究”是很具启发的。那种x+y式的“影响研究”的主要症结就是囿于这种二元对立形而上的思维模式之中，把文学作品的“影响”的复杂机制简化为一种加法。事实上“影响”乃是一种神奇的化合，它不仅体现了作家对他人的超越，也是对自己的超越，它不是一种简单的认知，而是受影响者的一种存在方式。

　　接受美学的“期待视野”对所谓的“影响研究”也提供了更具体的理论依据。所谓“期待视野”显然是指一个超主体系统或期待结构，一个所指系统，或一个假设的个人可能赋予任一本文的思维定向。“‘期待视野’是由读者自己的文化、兴趣、经验、学识、经历、年龄、性别等诸多因素综合形成的一种以本文的潜在准备，是读者参与创造的原动力。”这就为进一步深入探讨“影响”问题开拓了新的视野。

　　读者反应批评文论家费什提出的“解释团体”(interpretive communities)，认为“‘解释团体’既决定一个读者(阅读)活动形态，也制约了这些活动所制造的文本。”“解释作为一种艺术意味着重新去构造意义。”“就其文化上的形态而言，正是衍生于解释范畴的意义制造了读者。”也就是说我们的思维行为(接受影响)乃由我们已经牢固形成的规范和习惯所制约，这对于深入“影响”研究也是很有裨益的。

　　存在主义文论家萨特同样强调从作者、作品、读者三个方面作一个统一整体来把握文学作品。他在阐述作者与读者关系时谈到：“作者与读者的自由通过一个世界彼此寻找，相互影响，我们既可以说作者对世界某一面貌的选择确定了他选中的读者，也可以说他在选择读者的同时决定了他的题材。”这些西方文论显然帮我们突破了“传统的影响研究”，为其开拓了新的前景。正因为如此，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从新的语境下来探讨“影响”问题。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注意到把传统的(法国式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介绍和与接受美学结合起来的“影响研究”作了充分的阐释，有代表性的该是1988年出版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接着有的学者又提出了将影响研究与“接受”结合起来研究的批评策略。“‘接受’这个术语跟信息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但是必须注意到，这种关系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两种不同的矢量前景去考察，可以把交流作为信息对接受者的影响加以研究，也就是，存在着两种方向，一种是‘信息——接受者’，另一种是‘接受者——信息。’接受美学的代表理论家在论及接受时主张第二种方向，第一种方向可以称为‘影响’。”为此这位研究者提出“从‘影响’的界定到‘接受’的研究，都说明影响研究在不断地深入，在不断地力求自我完善。这种研究重点的转移，表明一种新的研究方式，即接受研究，正式成为比较文学的组成部分，并深深植根于其中。”同样，现代西方文论对于文学和其他学科结合起来的“跨学科研究”也提供了很多启示，注入了活力。试想如果涉及文学和语言的跨学科研究，怎能不认真对待洪堡特、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而且必然要研究罗兰?雅各布逊如何在语言学和文学之间架设桥梁。也要涉及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要借鉴“陌生化”理论。到了海德格尔强调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已把语言问题作为批判逻各斯(词语)中心的切入点，将语言学研究推到一个新的平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对于比较文学研究无疑具有更多的启发。从中西语言宏观比较来探讨各自的文学的不同已经成为当今我国不少研究者的课题。汉语是宽式语言，是它铸就了一种宽式思维模式，它给中华文化、文学带来的是悟性精神，这也是它区别于印欧民族那种智性精神的原因之一。在这里，我们不必再一一列举由于西方文论的冲击而引起我国比较文学方法论上的变化，以上文字力图表明，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比较文学已不可能再蹈袭法国学派或美国学派的路数。它必须走立足于民族传统吸收西方一切批评方法而形成新的批评方法体系的路子。这些年来，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正在于此。从简单地搬用到逐渐融汇，直至“打通”，在不同著述中可以看到探索的步履和前进的方向。

　　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举几本教材为例，在《比较文学》(陈惇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三编“当代文化理论与比较文学”中，即包含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比较文学、文化人类学与比较文学，阐释学与比较文学、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符号学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与比较文学、文化相对主义与比较文学等内容。在每一章中阐述每一西方文论的历史、内涵之后，专有一节论述这一文论对我国比较文学理论的影响及如何被运用。有的章节写得相当精彩、深刻。然而，这里偏于介绍，如何融会贯通尚处于摸索之中，而且对于西方文论的介绍，使它又难于区别“文艺学”教材。另外，有关西方文论尚未纳入教材，取舍标准为何?这是需要提出学科理论根据的问题。当代西方各种理论层出不穷，这样累加下去“比较文学”能否负荷得了?一些学者大概就是针对这一状况而发出“减负”的呼吁吧?

　　显然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感觉到这种累加式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与真正形成中国比较文学的方法论还有相当距离，还需要继续往前探讨。在新近出版的《比较文学概论》(杨乃乔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则进一步作了整合，如在该书第八章“诗学论”中就力图在沟通中西诗学(或称文论)上做了有益的尝试，特别是“中国古代诗学的现代诠释及其可能性”和第九章“思潮论”中则对西方现代主义文论、后现代主义文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作了整合，旨在沟通，显然比上述作法又前进了一步。本书研究者已在进行一种中西文论在新的层面上的“整合”。其内容已与大学教材的“西方文论”有明显不同，这是从比较文学学科出发的新尝试，作为方法论已不同于将西方文论简单取纳过来的操作。

　　写到这里又必须旧话重提了。几次关于比较文学危机的争论中一些学者往往以中国比较文学界的前辈、大师为例证，指出朱光潜、钱钟书从不认为自己是比较文学家。我想从方法论的角度来重复这一话题。钱钟书曾经在1987年说过：“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此词通常意义说。而是求‘打通’。以打通拈出新意。”显然钱钟书并非是否定比较文学，关键在于如果把“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方法论，显然不符合钱钟书先生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比较文学的经典之作，《谈艺录》、《管锥编》作为它的方法论是“一以贯之的跨越中西、打通各科的文化立场”而形成的深思熟虑，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与古今中外为无町畦的时空连线的“对话”。如果说钱钟书对比较文学界有一定的警戒，恐怕在于担心把他的研究纳入一种画地为牢的模式。在这一点一位比较文学家的话可以从另一面作为参考；“比较文学与其说变成了研究作品的一种方法，倒不如说变成了进行思考的方法——一种总是努力去获得对阅读与阐释之行为的深刻的自我意识的方法。”试想，比较乃是人类文明以来产生的本能，它无处不在，如果仅以此来标识这一学科的方法论特征显然非常不妥。

　　在这里笔者并非界定中国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就是“打通”“对话”。钱钟书的比较文学遗产研究急待加强，“打通”“对话”的具体内涵尚待总结。但是，可以使我们体会到的是作为一个学科的方法论，应是符合这一学科本体论的，而且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在条件尚不充分时不必先设定一些模式，不然容易削足适履，甚至南辕北辙。

　　对于产生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批评方法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它总是作为人们对文学探索的一步而显示它的价值。但是，正如世上没有包医百病的神药，自然在文学研究中也不存在囊括一切的理论大全，不存在绝对真理一样。任何一种文学批评方法都会帮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视角。西方文论是人类留下的一笔丰厚的遗产，我们当然要珍重它，借鉴它，使它为我所用，同时这种借鉴必须是与我国文化传统结合的。近年，许多学者在总结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结下了丰硕的成果，这无疑为我们吸收西方文论作了必要的准备。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以来出现的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或称作现代转换)的著述应接不暇。有些著述是比较文学界的学者的劳作，有的学者却实实在在置身于古典文学或中国古代文论界，这也从另一面佐证中国文学、文化界的学者都在瞩目于与西方文化的“沟通”，有些学者从中国古代文论的术语的原典的求证入手，有些学者以现代眼光重构中国文论的完整体系，有些学者把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作为不同质的文化遗产进行缕析，在差异中寻找参照该书对上述内容作了充分论述。这里不再展开。这一切启示我们要建立中国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必须走自己发展之路，它要求从此业者应该是知己知彼的“两条腿走路”的学者，即使不能做到学贯中西，也必须是立足民族文化传统的知己知彼，只有如此，比较文学学者才能逐渐构建出符合中国比较文学需要，有中国特色的方法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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