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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山之助》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20卷丛书之一。是作者近年来在比较文学新兴学科文学地理学领域研究探讨的成果集结。该书在关注比较文学学科建设问题总的框架之下，主要进行了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的研究以及中外文学个案的研究，本书所辑是发表在各学术期刊上相关学术问题探讨的主要论文。

　　文学地理学批评

　　作为一种批评方法的文学地理学及其实践意义

　　——以《海上夫人》为个案

　　文学地理学批评与从前的作家地理与文学地理研究不同，最大的区别在于文学地理学批评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后者只是借用地理分布的概念来分析作家的地理分布与文学的地理流变。中外文学批评史上的许多作家与作品，只要其创作过程、艺术文本与特定的自然山水环境相关，就可以用此种批评方法进行批评与研究，而这种批评和研究会给我们提供全新的视野、全新的认知与独立的观念。但是，正如其他所有的批评方法一样，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也不可能包打天下，只有与它与其他相关批评方法有机结合，才可发挥最佳效用，产生最大意义。对于易卜生名剧《海上夫人》，如果我们采用文学地理学、文学伦理学、精神分析批评、女权主义与审美批评等多种方法并有机结合，就可以把握其要旨、触及其美妙、解说其特质、揭示其内在的艺术与美学图式。本文试图以其为例，作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本批评尝试，并以此说明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原创性与具体的操作方法。

　　一、地理批评：对《海上夫人》的四种发现

　　《海上夫人》是易卜生后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中外学者都曾经做出过批评与的研究，得出过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剧本有三位最主要的人物：男主人公房格尔是海边小城里的一各医生，女主人公艾梨达是其续弦妻子，庄士顿是艾梨达年轻时代的恋人，即“陌生人”。除此之外，还包括房格尔和前妻所生的两个女儿博列得与希尔达，大女儿从前老师阿恩霍姆，以及两位年轻的艺术家巴利斯泰与凌格斯川；不包括没有出场的房格尔前妻、房格尔与艾梨达所生的小孩，一共有十位人物；出场的八位人物之中，很难分辨出哪些是主要人物，哪些是次要人物，因为所有的人物都具有独立的意义。从剧情来看，故事发生在夏天，海峡即将封冻以前，剧作家主要关注的是他们的爱情、婚姻、家庭与未来的命运；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他们几乎都处于情感与思想层次，虽然都是生活化的故事情节，然而也具有一定的传奇性。剧本完成的时候，易卜生给出版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它标志着我找到了一个新方向。”对此，中外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不知道他所说的“新方向”究竟是什么?其实，作家所说的“新方向”，主要指向两点：一是从写实艺术转向象征艺术；二是从关注社会问题转向挖掘人物内心。可以这样说，《海上夫人》一剧中人物形象鲜明，内容广博且艺术精湛，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我们所说的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主要是根据对古希腊悲剧与19世纪英国诗歌的研究，而提出来的一种新文学批评方法，然而它的运用前景却十分广阔，不限于外国文学，也不限于小说、戏剧、游记与长诗等文体，对于与地理相关的所有文学作品以及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运用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解读《海上夫人》一剧，有以下四个方面新发现：

　　其一，《海上夫人》中因为人物与不同地理意象之间的关系，而存在多种相互关联、照应、依存的环形结构。所有的人物都生活于与小城相关的地理环境里，由于人物和人物的特殊关系，人物与人物之间形成了三个连环圈。第一是艾梨达、房格尔与庄士顿之间所形成的三角情人关系，出现了第一个连环结构。第二是艾梨达、博列得与凌格斯川之间的三角情感关系，出现了第二个连环结构。第三是博列得、艾梨达、房格尔及其前妻之间的三角情感关系，出现了第三个连环结构。人物与人物之间形成的三个连环结构，与人物的性格、作品的主题、艺术的结构与艺术风格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然而，如果没有小城、海滨、浴场、山坡与海峡这样的地理环境，每一个人物就没有了生存的依托，人物的性格与某种特定地理景观也就没有了关联，比如房格尔与陆地、艾梨达与大海、陌生人与远洋、博列得与海边水池之间的种种关联。更为重要的是，人物与人物之间似乎不存在真正对立的冲突，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与心灵上的关联，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你、我、他之间所形成的都是一种相互渗透、相互依托的连环体。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人物关系，也许在易卜生看来，人类社会的本相应该如此：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对立与斗争，都只是某种特定情境下的一种变相，荒唐而可笑。相比较而言，曹禺剧作《雷雨》里也有八个主要人物，然而他们之间却基本上都是对立与冲突的：周朴园与鲁大海之间是劳资之间的你死我活，蘩漪与四凤之间因为周萍也是水火不容，周朴园与侍萍之间更不消说，周萍与周冲之间因为四凤也没有兄弟亲情，如此等等；在阶级斗争的时代里，人与人之间是陌生与冷漠的，没有《海上夫人》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情感连环体。由此可见，两位作家对于不同社会形态与人物关系的认知，是不相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然而，没有大海与陆地、山坡与海峡、小城与世界、凉亭与走廊之间的关联，易卜生所理解的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联，就得不到深度的表达。

　　其二，每一位人物的性格与命运，都有一个象征体与之对应，从而形成了一种由诸种因素之间相对性而产生的立体结构。主要有这样几种立体关系的存在：艾梨达——“美人鱼”；庄士顿——“淡青色的大珍珠”；博列得——“老鲤鱼”；阿恩霍姆——“夏天的海峡”；凌格斯川——“黑衣寡妇”。如此众多具有象征性的意象琳琅满目，犹如闪闪发光的珠贝，让人回味与沉思。经过深思，才发现它们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存在，而是有其对应物的。由于主要人物的性格和命运都有一个象征意象与之对应，自然而然就让全剧形成一种对应性立体结构。每一个人物都有与之相对应的意象存在，不仅让读者产生一种满目琳琅的感觉，同时也让剧情发生由时间向空间的转向，从而形成一种圆形的艺术结构，读者不仅可以深究，并且可以将自己的审美情感投入其间，并延伸到其他许多相关的方面。由此可以看出，《海上夫人》是了不起的艺术创造，精巧的艺术构思、出色的艺术想象、精致的艺术传达、独到的艺术风格。然而，与人物心理性格对应的物象，基本都是自然景观，而不是人物内心的某种东西。按照文学地理学批评对于地理的理解，所谓地理就是“天地之物”，那么，《海上夫人》里的人与天地之物之间的关联，就是作家艺术构想与艺术创造的具体体现。也许这就是《海上夫人》超越同时代许多剧本的关键所在。

　　其三，自然地理空间链接让剧作产生一种循环往复的空间结构。剧中所发生故事的地理环境，可以分为内圈、中圈与外圈。所谓“内圈”，是指由花园、凉亭、水池、山沟、丛林、海峡、大海与人物群像活动其中而产生的地理空间；所谓“中圈”，是指由小城、港口、海峡与大海而构成的人物活动并可以远观的自然景观；所谓“外圈”，是指由人物主要活动地区海滨小城为标志的挪威，庄士顿因杀死船长而逃往美国、英国、前苏联阿尔汉格尔斯特，以及东方的中国、澳大利亚等地，所构成的涉及世界各国的自然地理景观。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由小到大、由点到面，以及在此基础上一圈一圈扩大的自然地理空间的组合，《海上夫人》的思想境界也许就没有如此高远，艺术时空也许就没有如此阔大。如果所有的故事都发生于海边小城，就像《玩偶之家》所有故事都发生在家里一样，其艺术效果也许就会发生变动。一般而言，地理因素在文学作品的人物关系与主题表达中并不具有决定作用，然而其美学意义也不可小视，《海上夫人》正是以大陆与大海之间的地理关系为骨架，让所有的故事发生在以挪威为中心的世界地理空间里，人物的性格与人物形象的立体感，也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这样一种循环往复的地理空间，正凝聚了易卜生的艺术智慧，说明他是一个具有深厚地理思想的作家。

　　其四，具有深厚内涵的象征意象，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意象群落。剧中存在许多关键性的、纠结性的、内涵丰富的自然地理意象，它们以自己的奇特而与人物、主题、艺术结构发生关联，具有独到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剧中许多关键性的意象，多半不具有单一性，而是具有双重性或者多重性。首先是“海婚”意象。艾梨达少女时代与庄士顿恋爱，庄士顿把钥匙和两人的戒指挂在一起，用力丢进了大海。两个戒指所具有的意义就是让两个人的命运从此就联系在一起，让它具有一种双重影像与双重精神。其次是房格尔与艾梨达所生的小孩子，虽然十分可爱却很让人纠结：在三、四个月的时候，艾梨达发现他的眼睛和大海具有相似性，一双深邃的眼中总是出现像大海一样的潮涨潮落景观，这种眼神与从前的庄士顿极其相似，小孩眼睛与大海、庄士顿眼睛发生了重叠，具有了多重性。再次，英国的大轮船从海峡外面开进来，然后又开出去，在来来去去之间，陌生人由此而来，也由此而去，海峡的解冻与封冻也由此展开，人物的命运与性格得到暗示，因此海峡及英国的巨轮，具有象征意义。第四，几个死亡意象形成复合性结构：孩子的死、房格尔前妻的死、船长的被杀死、凌格斯川的将死，四个死亡意象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关联性，对于主题的表达与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深刻的意义。第五，人物之病的描写具有重要的意义：艾梨达的思乡病、凌格斯川“劳伤症”、庄士顿的心结、博列得的心病等，说明每一个人物虽然身体健康，然而又都是有病的，有的是身体上的病，有的是心理上的病，人物所有的情感与思想往往都是因为病症而产生，所有的故事情节也都是因为病症而发生。因此，所有这样一些意象以及由于相互之间的关联，构成了一种复合性的意象群落，值得在文本细读基础上进行深入全面的探讨，从而得出与从前的学者不一样的，甚至是全新的结论。

　　由此可见，今天重新解读《海上夫人》，之所以能够得出以上四点认识，是因为我们选择了一种新的角度，采取了文学地理学批评这样一种新的方法，于是发掘出了原作里本来存在的深度思想与艺术意义。

　　二、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与多种批评方法的结合

　　运用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可以发现《海上夫人》中存在许多与地理相关的问题；然而，要真正地理解与研究它，如果只是运用一种批评方法，是远远不够的，而需要多种批评方法的有机结合。对一部本身曲折而复杂的文学作品，只用某一种批评方法往往都是不够的，因为没有哪一种批评方法可以包打天下。只有将多种批评方法结合起来，才能直抵其思想和艺术本质。任何批评方法都不能离不开审美批评而存在，因为文学作品本身是审美的产物，文学研究是建立在对文学文本仔细阅读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文学欣赏与批评基础之上的。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就是审美，因此任何一种真正的文学批评方法，首先就是一种审美判断与审美探究。

　　对于《海上夫人》的探究，也是如此。首先，如果我们关注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构成，探讨由人物的情感与婚姻而形成的三个环形结构，就可以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以此观之，就可以发现此剧存在复杂的伦理关系网络，每一个人物都具有深厚的伦理内涵：是离开还是回归房格尔，是摆在艾梨达面前的一道伦理难题；是让艾梨达离开而获得所谓的自由，还是以自己的实力果绝地阻止她的离开，是摆在房格尔面前的一道伦理难题；是违背艾梨达的自愿要她跟着自己离开小城，去过从前所向往的自由广阔生活，还是让她自己自主地选择自己的未来，是摆在陌生人面前的一道伦理难题。因此，如果我们提出此剧是一出伦理悲剧的话，相信没有人会加以坚决地反对。因为剧中人物之所以处于两难境地，主要就是人物与人物之间的伦理关系，不容易处理与解决，所以才产生情感的浪花与思想的交锋。其次，如果我们关注小孩子眼中的“海潮”、“海青色的大珍珠”，以及“美人鱼”、“老鲤鱼”意象，以及与剧中人物相关的四个死亡事件及其内涵，就可以运用精神分析法进行全方位的观照与深度分析。因为在这些与自然地理相关的意象里具有深厚的心理与人格内涵，与他者的情感、想象、感觉能力相关联，其独特思想价值与美学意义，也与此产生密切的相连。不仅是对剧中人物形象可以进行细致心理分析，如果与特定的自然地理意象相结合，就可以发现易卜生从此剧开始告别外在社会现实描写，而特别关注人的内心世界与灵魂问题，并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深度。并不是说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用精神分析法进行探讨，只有像《海上夫人》这样本身具有心理内涵与情感力量的作品，精神分析法才有用武之地。

　　再次，如果关注艾梨达对于自由的追求、博列得对于外面世界的向往、希尔达对于母爱的眷恋等，就可以运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并且恰到好处。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关注女性人物的心理世界构成及其成因，关注社会生活里的女性性格与政治权力，也注重探讨作品里的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她们所产生的影响。《海上夫人》里所有的女性形象都与男性相关，就是没有成家的博列得与希尔达，也不例外，她们既与继母艾梨达发生这样那样的冲突，同时也与房格尔、阿恩霍姆，以及两位艺术家之间存在种种形态的情感关系，在剧中的所有人物里，就是与陌生人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她们不认识陌生人，她们并不了解艾梨达的过去，也不想去了解。无论从剧中女性的欲望、心理与情感构成而言，还是从她们与男性的关系而言，女性主义批评方法都是有用武之地的。艾梨达身上典型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女权主义意识，她从少女时代开始就追求自由与幸福，并且以自愿为基本原则，一生都生活在自己的梦里，生活在对过去的回忆里；然而，当梦里的陌生人真的到来的时候，她的心理与情感却向相反的方向回转，让所有的人物都始料不及，让所有的读者与观众都感到惊奇并受到震动。在她那里，自由与权力、幸福与约束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在房格尔、阿恩霍姆与陌生人之间，她身上的女权意识发生了怎样的意义?如果不运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真的还没有办法进行解释与回答。

　　第四，如果关注剧中对自然风景的种种描写、与自然相关的意象呈现以及特殊的地理空间的建构，并探讨其中所存在的思想与哲学意蕴，就需要运用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在所有可以运用的诸多批评方法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因为《海上夫人》中具有对应性的几对重要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此等等，都体现了易卜生对于人生的约束与自由之间的哲学思考；然而，所有这样的一些关系都与地理空间相关联：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关系、挪威与整个世界之间的关系、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作家所提出与探讨的所有问题，与特定地理空间建构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如果不对剧中的自然山水意象与地理空间建构进行独到把握与探究，就不可能准确地理解与把握作品的主题与人物形象，以及作品的艺术结构、艺术追求与艺术风格。可见，以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为中心的多种批评方法的结合，正是我们解读与研究《海上夫人》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三、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的可能性

　　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是一种理论发现，然而它的作用并不只是停留在理论表述层面，也不能停留在理论表述的层面，而是体现在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实践里。文学地理学批评的生命力，主要还是体现在对于中外作家作品批评里，即对于具体作家作品等文学现象的讨论上。正是在这里，它才具有了我们想象不到的多种多样的可能性，以及广阔的用武之地。

　　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具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择其要者，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既然作家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天然联系，作家身上的地理基因问题就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世界文学史上的每一位作家，都不可能脱离他自身的生存与创作环境而存在与发展。易卜生出生于奥斯陆附近小城斯基恩，从小生活于木材商人家庭，因为家境富裕并且娇生惯养，养成了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一有不满意就大发脾气；后来，由于挪威与世界其他国家关系发生变故，生意受困，家境日窘，于是外出另一小城药店打工，受尽种种屈辱。正是在这种生活窘迫与情感苦恼里，不知不觉间与一个大十多岁的女人发生关系，并生下私生子，从此易卜生一生与痛苦相伴左右。这就是他独有的生活经历与家庭环境。易卜生对由高山与峡湾为主体的自然山川深有感情，性格与人格上也受到重大影响。由于性格上的孤立与自我本位主义，同时也由于挪威当政者的不智，以及与他人关系的处理不当，易卜生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祖国，而到德国、罗马等国家旅居，生活了长达27年的时间。在这个漫长的人生历程里，西南欧诸国独特的自然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民情风俗，对于其情感、心灵、世界观与宇宙观，以及其文学写作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那么，作为“现代戏剧之父”、“伟大的问号”的易卜生，作为一个典型挪威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易卜生，他身上存在什么样的地理基因?在他曲折而痛苦的一生里，由于不同时期生活环境的巨大落差，地理基因发生了什么样的演变?地理基因对他的文学与艺术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所有问题的解答，都不可能离开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的运用。

　　第二、叙事文学作品对自然地理空间的建构，以此为基础而构成的独立艺术审美空间。特有的地理空间建构，对作家在特定作品里的主题表达、人物塑造、艺术框架与审美方式，往往起着基础性与制约性作用。因此，文学地理学批评关注作品里的地理空间建构及其意义，就是理所当然的。在叙事文学作品里不可能不存在地理空间的问题，因为人物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时空环境里，戏剧人物故事也有其特定的“舞台提示”；就是在抒情文学作品里，除了抒写的对象以外，也有自然地理意象呈现与布局的问题。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每一部作品里的审美空间的建构与展现，往往离不开对特定地理空间的描写与展示。那么，地理空间在作家的创作构想与表达过程中，就不得不居于重要位置，并被赋予重要意义，包括思想与艺术意义，在作品里直接体现为审美意义。因此，文学作品里地理空间的建构及其审美意义，就成为批评家关注的重要对象，文学地理学批评就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第三、地理大发现与宇宙空间探索为诗人作家提供的科学观念与科学视野，为作家作品的与时俱进提供了重要前提。有史以来，特定的地理现象与地理环境对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是人所共识的，更不要说地理学家对世界地理的大发现、海底世界的探索，天文学家对宇宙空间的新发现，对宇宙产生原因的新认识，与世界各国文学的发展都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从地理大发现的角度分析柯勒律治长诗《老水手行》，就可以得出和从前的学者不一样的结论

　　对于宇宙空间的新探索，让诗人作家的想象方式与想象方向发生改变，古代诗人的“望星空”与当代诗人的“望星空”，其内容与方式是不一样的。因此，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就可以关注地理新探索与作家作品新观念关系的讨论。13世纪以来，人类对于自然的探索越来越全面与深入，对外层空间与地球内部的探讨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文学作品里留了深深印痕；还不包括各国作家创作的大量科幻作品里的地理因素。由此可见，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在此方面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第四、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忽略了作家成长中的地理基因问题，缺少对文学作品里地理空间建构问题的探讨，对世界地理大发现、宇宙空间大探索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也很少进行深入探讨。因此，文学地理学批评不仅对西方学者有较大的启示，首先是对中国当前文学批评与研究发生重大影响。从本质上说，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方法几乎全是从西方引进的，不具有原创意义。而文学地理学批评作为中国学者首先提出、并倡导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不仅可以用之于当代的文学批评与研究实践，并且具有理论探讨与学术探索的意义，也会引起文学理论研究者的重视与运用。

　　由此可见，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具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其理论原创与实践意义是不可忽略的。限于篇幅，以上只是就其要者，作一个简明扼要的论述。

　　四、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具体操作方式

　　文学地理学批评是一种批评方法，然而主要是一种与文学相关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体现。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一个是方法论，一个是具体操作方法。从方法论来理解：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体现了一种以天地之物为人类生存基础的世界观，人类的来源、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的命运都无法离开自然环境即“天地之物”，“天”、“地”、“人”三者之间，“人”在中间，并且“人”也只能在中间，不可能超越“天”、“地”而存在一天半日。首先，人不能离开“大地”及其所提供的一切物质条件而存在，没有江河湖海，没有高山平原，没有雪山冰川，没有风雨雷电，人类可能生存下去吗?其次，人类也不可能超越“天空”而存在。没有太阳与月亮，没有星星与云彩，没有空气与蓝天，人类将是多么黑暗!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上帝”的存在，没有“天主”的存在，没有“玉皇”的存在，人类就没有所谓的宗教信仰；而没有所谓的宗教信仰，人类与动物则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所以，文学地理学批评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批评文学作品的角度，而是一种具有方法论即世界观性质的批评方法。这也许是从前的一些批评方法，包括从西方引进的一些批评方法，本身所不具备的。不可否认，当代西方的一些批评方法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如女权主义、原型批评、精神分析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等；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批评方法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特别21世纪初兴起的一些所谓的新的批评方法，与人类世界观的改变与发展没有任何的关系，它们只具有工具论性质上的意义。

　　文学地理学批评，同时也具有工具论上的意义。从具体的操作方法来理解，可以有以下六种：

　　第一是实地考察。地理学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实地考察，古代地理学家如明代徐霞客所写的游记，就是对中国南北方自然山水进行实地考察的结果，如对天台山、黄山等地自然景观的描写，十分引人入胜。古代中国权威地理著作《山海经》是如何产生的?虽然存在很大的争议，然而没有众多人士所做的实地考察，就不会这样一部地理巨著。因此，文学地理学批评工作者研究作家成长的地理基因问题，研究作品的写作与地理环境关系问题，研究文学作品里的地理空间建构与某种特定自然山水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就是要到作家的出生地与居住地看一看，到作家创作某部作品的地方看一看，不然也许就只是一种空对空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就是一种想当然的东西。对于李白诗歌与江汉山水之间关系的研究，对于华兹华斯与昆布兰湖区关系的研究，对于陶渊明作品与桃花源关系的研究，都需要作实地考察与亲自体验。亲自感受一下那里的自然环境，体会一下那里的人文风情，对于分析与探讨无疑是有巨大帮助的。在这种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原来不太明确的问题，也许一下就茅塞顿开；原来不能认识的现象，也许就忽然开朗了。

　　第二是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是考古学、民间文学或者人类学研究所常常采用的研究方法，其实也是文学地理学研究者不可忽略的重要方法。如果说实地考察主要是解决对自然环境的具体印象问题，那么田野调查主要是解决某个特定地区的民情风俗，即文化传统的生成与发展问题。在文学地理学批评者看来，地理并不是单一的地形与地貌问题，也是某一地区民众在自然环境基础上所建立的生活方式与采取的审美取向的问题，即地方文化传统之构成与演变问题。所以，了解华兹华斯的故居、李白在安陆的居住地、李白在当涂的终老之地及其人文环境，对于研究其诗歌思想与艺术特别重要。华兹华斯诗歌作品里有许多故事，有的是民间传说，有的是当时发生的事件，诗中的许多人物都是实有其人，许多故事也都是实有其事，因此，对华兹华斯所生活湖区的历史传统与人文风情进行田野调查，无疑是华兹华斯诗歌的研究者必不可少的一道功课

　　王忠祥为《傻小子》做有注解：“这里叙述的乃是真人真事，但贝特曼的教名不是理查而是罗伯特。‘海岸’指意大利西海岸的里窝那。贝特曼为故乡修建的小教堂至今犹存。”(见《华兹华斯诗选》，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59页)又为《苏珊的梦幻》做有注解：“据查尔斯?兰姆写给华兹华斯的一封信，这首诗中的苏珊实有其人。这个贫苦女孩生长在农村，后来被迫进城来当使女。诗中通过苏珊的幻觉，表现她对故乡、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眷恋。”

　　第三是科学测量。如果说《徐霞客游记》文学性很强，并不只是作为一个行者的亲眼所见，还有作者本人许多想象与情感的存在；那么《山海经》里却有大量的数据，说明山与山的距离、河与河的方位，东方多少里是什么，南方多少里是什么，记载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此说《山海经》首先是一部科学著作，不会有任何问题。然而，它同时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作品，因为中国古代的神话与传说，基本上都保存里面。那么，在文学地理学批评实践里，也可以对某一地区进行实地测量，从而以科学数据说明相关问题。郭沫若故居四川省乐山市沙湾镇，从乐山城区出发到那里有多少公里，从故居出发到前面两条大河交汇之处有多少公里，从故居所在的山脚到屋后的山峰有多少公里，从故居出发到成都九眼桥多少公里，如此等等，虽然我们没有必要进行一一测量，因为这样的数据也许可以从地图上得到；然而，我们可以重新去走一走、看一看、量一量，计算清楚，可以说明一些与作家作品相关的重要问题。郭沫若上小学的时候，一路上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景象，早期诗作与散文里有多少意象来源于少年时代，中年以后的作品里有多少形象来自于童年记忆，就有例可寻、有案可查。地理研究是一门科学，文学地理学批评可以吸收其中的科学因素，加强文学研究的科学性。这样的测量数据，也许不能成为直接的研究对象，然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所研究的对象，进行深入的审美分析与准确的价值判断。

　　第四是画图标示与分析。地理学研究所采用的重要方法之一，毫无疑问是“画地图”。正是因此，才有中国地形图、世界地形图、中国历史地图、世界历史地图等。军事地图特别重要，大家都知道巡航导弹，就是将所要攻击目标之地形数据输入电脑，只有到了那个地方，它才会爆炸，所以巡航导弹想打那里就打那里，威力巨大。在文学地理学批评者看来，不仅是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作家的生活环境与写作环境可以画地图，作品里的地理空间建构也可以画地图，作家移居他国的生活历程、作家群体的文学活动，都可以绘制地图的方式进行表达，给人一种直观的感觉与具体的印象。当然，画地图的研究方法不一定就是文学地理学批评，然而文学地理学批评一定可以用画地图的方法进行表达，能够给论文带来一种实证性与科学性。

　　第五是数据统计与列表分析。数据统计与列表分析方法是经济地理、历史地理等地理学科研究所采用的方法。特定历史时期作家的地理分布，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发展的统计，西方作家作品的文学史统计，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列表分析及其结论，在从前古代文学地理学与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实践中，一直得到广泛的运用。而在文学地理学批评者看来，实地测量而得到的地理数据十分重要，而与文学研究相关的地理数据，及其相关数据的统计与列表分析，同样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易卜生名剧《海上夫人》里，“大海”、“海峡”、“凉亭”、“山坡”意象共出现多少次，分别是在哪些人物、哪些故事情节里出现的，只要一列图表，就一清二楚，不会有任何疑问。以此形成的意象群落，具有的内在美学意义，可以得到充分的论证。

　　第六是综合评估与价值判断。文学地理学批评虽然特别注重个案，然而在多个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最后总还要有综合评估与价值判断。唐代诗人的地理分布，浙江、江苏、湖南、四川、陕西、河南各出现了多少位一流诗人，他们分别出生于何地、何家族，后来到过哪些地方做官，或者被流放，对于他们的诗歌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分析是十分必要的。然而，这也是最为基础的统计与分析，最后能够说明什么样的问题呢?江浙一带文化传统深厚，宁波的天一阁有着丰富的藏书，无锡的东林书院有议论国是的传统，因此，江浙一带出现更多的具有文化传统与艺术创造性的诗人，是理所当然的。四川是天府之国，历代以来的四川人有走出盆地而行走天下的愿望，所以李白执剑出游、苏东坡父子三人外出参加科举考试而成名天下，创作出了许多文学杰作；陆游、杜工部、黄庭坚等外乡人从外入川，看到奇特的自然山水，感到新鲜无比，留下许多杰出诗作。如果能够走出盆地到外面世界看一看，自然会有很大的收获；如果从中原地区去到四川，也会因地理环境的巨大落差，而让诗人产生情感上的巨变，给创作带来动力。文学地理学批评虽然并不一定必须追求结论，然而通过具体现象与数据的分析，还是要力求说明某个学术问题。文学地理学批评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批评方法，它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是要与其他批评方法的结合，才可以得出更加科学与准确的结论。其实任何一种批评方法，都是如此!因此，以一种批评方法为主，适当结合其他批评方法，从而对研究对象进行综合判断与价值评估，得出有意义的、符合实际的结论，就成为文学地理学批评工作者的更高追求。

　　五、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的原创性

　　以上对易卜生名剧《海上夫人》的分析以及四个新的发现，可以说明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的实用性与有效性，如果采用其他的批评方法也许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仅是对《海上夫人》这样的作品，对中国与西方的所有文学作品，都具有适用性，特别是对叙事性文学作品的解读特别有效。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作为一种具有原创性的批评方法，文学地理学批评的理论探讨与研究实践，目前还处于初创阶段，虽然我们已经完成并发表了40篇论文。然而，其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是不可低估的。三十多年来中国学者所采用的文学批评方法，基本上都来自于西方，本土自创的批评方法几乎没有，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界与批评界的悲哀。对于西方人来说，一个没有原创思想的民族是并不可怕的；然而，对于我们来说，一个没有原创思想的民族却是相当危险的。春秋战国时代，一批杰出的思想家产生了，可是它只是一个光辉的开始，而没有能够延续下来。近代以来，虽然有一批先驱者思考许多现实的问题，然而能够将问题提到哲学与宗教层面的思想，则很少见到。正是因此，学界公认百年来中国没有真正的思想家与哲学家，这种重大缺失，也体现在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方面，许多学者公认当代中国没有具有原创性的文学批评方法。女性主义批评、生态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以至于原型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等，全部都来自于国外，中国学者只是运用与解说，有的虽然有自己的独立解释，然而毕竟也只是一种“解释”而已。之所以出现这种让人痛心的情况，有整个国际局势与文化失衡的问题，也有我们民族传统自身的问题，即我们的传统里缺少深厚的哲学基础、浓厚的宗教情怀，从而忽略了人类与自然的联系，特别是人类的生存与天地共生共存关系方面的理论发现。在我们许多人看来，世间没有“上帝”的存在，没有“天主”的存在，没有“玉皇”的存在，没有终极关怀的存在，从而也没有未来的存在，因此，许多人对历史与人类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因此，我们没有自己稳定的思考对象，哪里还有博大精深的思想与哲学呢?哪里还有真正独立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呢?如果我们真正信奉金钱，就好好地思考一下金钱的问题，就会有新的《资本论》；如果我们真正相信权力，就好好地探索一下权力的问题，就会有新的《民约论》。然而，我们许多人只是实用主义地对待金钱与权力，不仅成不了真正的思想家与哲学家，还最大限度地贪污人民的血汗钱，成为了遗臭万年的贪官与污吏。在这样的时代处境之下，我们的文学批评方法哪里还有原创性呢?即使有人想有一点创造，也被那一群平庸之辈发出的浮泛之论所淹没，哪里还有理论的锐气与实践的动力呢?

　　在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里，提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批评方法，是当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要责任。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关注的是文学产生的基础问题、文学本体的构成问题、文学文本的接受问题，只是从一种特定的角度，即地理空间的角度进行观照与研究，从而具有自己的独立存在与发展的意义。西方有所谓“环境批评”，也有所谓的“地理学派”，然而他们所关注的只是“环境”问题，只是区域文化的问题，与“文学”、“美学”本身没有很大的关系。从相关资料可以看出，有的西方学者研究的只是与地理环境相关的皮毛问题，有的只是涉及地理问题而已，对相关的理论与学术问题并没有深究。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文学地理学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则是我们中国学者的原创。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切入对象，探讨作家作品等文学现象里的地理因素，并适当运用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与文学审美本有的批评方法相结合，就有可能推进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同时，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也不故步自封，相反它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与吸引力，它会在不断接受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其他文学批评方法的优势与长处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丰富与完善。现在看来，它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一是它有成系统的理论术语与概念的提出，二是它有扎扎实实的个案研究，二是它有十分广阔的研究对象，四是它本身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从而形成了一个颇有实力的研究团队相信在未来的半个世纪，文学地理学批评在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都具有广阔而美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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