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主干，在东亚乃至人类文化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尊孔孟 重德性：儒家文化纵横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众化系列读物》以儒学发展史为线索，系统地探讨了儒学起源、儒学的本质、原始儒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乃至当代新儒学，客观地展示了儒学两千多年的兴衰变化。从推陈出新、薪火相传的角度，对儒家价值观、处世方法进行较为系统地说明，论述了儒家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所发挥的作用。作者武宁以朴实的文风将儒学这一“生命的学问”娓娓道来，深入浅出，详略得当。
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和主干。春秋末期的孔子集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大成，创立了儒家思想学说，后经孟子、荀子等先贤的弘扬和发展，在战国时期成为“显学”。及至汉代，儒学上升为“国家意识”，成为此后两千多年中华民族思想的主流，对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正确认识和理解儒家文化，是树立中华民族自尊、自信的基本前提。张岱年先生认为：“一个民族立足于世界，必须具有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才能具有独立的意识。而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的基础是对于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有一定的理解。”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两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主导思想绝非偶然，在笔者看来，这其中有两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首先是儒家的担当意识。从孔子的“天生德与予”，到曾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再到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儒家在创立之初，就自觉肩负起匡时济世的历史重责。宋儒张载一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将历代圣贤先儒之心声道尽。孔子周游列国之际，路遇隐者长沮、桀溺，两人劝言乱世滔滔，想要变革谈何容易，不如随他们一起归隐山林。孔子听后，怃然叹日：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无道，更应站出来挽救苍生！与避世隐者相
比，夫子勇于担当的君子风骨肃然可见！
其次是儒学的“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而道中庸”语出儒家典籍《礼记·中庸》，“极高明”指最高的道德境界，“道中庸”是说不离百姓日常。看似决然对立的两个极端，却在儒学这里融为一体，天道与人道、超越与现实在这里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这种境界是最高的，但又是不离乎人伦日用的。这种境界，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的”。在建立“经虚涉旷”的理论体系同时，恪守“道不远人”的儒家更多表现的却是对现实的关怀，对民生的关怀，而非超验的对象。弟子季路曾向孔子请教鬼神之事，孔子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季路不甘心，又追问死后之事，孔子仍旧答：“未知生，焉知死？”在现世的此岸和超验的彼岸，孔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历史需要“担当”，治世需要“高明”，生活需要“中庸”，种种因素聚集在一起，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主导便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然而，五四运动之后，这种历史的必然受到了极大的质疑与打击，尤其是到了当代，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与经济的迅猛发展相比较，中国在思想、道德、文化等精神建设层面上表现得相对滞后，个体道德和社会公德滑坡、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弱化，“不合时宜”的儒家文化貌似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然而，认真回望，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就精神文明建设的努力其实从未中断，只是在物质文明高速发展过程中处于相对被动和弱化的地位。国人的言行举止、往来日常，处处留有儒家的影子，儒家思想早已在每个中国人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这是中国人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更是不可替代的精神财富。要留住这份精神财富，就要对它有一个全面且客观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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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孔孟 重德性：儒家文化纵横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众化系列读物》：
3.汉武帝何以“独尊儒术”
经历了秦朝的苛政严赋，再加之连年战乱，西汉初年国家满目疮痍，经济凋敝，民生穷困。国家需要安定，人民渴望安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道家思想成为统治者此时的最佳选择。
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宽舒举措使得汉王朝社会经济得到复苏与发展，并出现了封建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文帝、景帝时期，社会富足，仓廪充实，到了汉武帝初年，钱库的钱多到穿钱的绳子都朽烂了，粮仓的粮食多得吃不完都生霉了。
然而，宽松的政治环境带来的弊端也日益凸显。首先是地主阶级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与农民矛盾逐渐加剧，地方势力膨胀，景帝时期就爆发了“七国之乱”，虽然之后被镇压，但也为汉王朝的统治亮起了红灯。其次是匈奴在边境的侵扰，对西汉政权构成了极大威胁。经济繁荣的外衣之下是严重的政治危机，时刻威胁到汉王朝的统治。另外，思想上，一方面宽松的政治环境为百花齐放提供了便利条件，有利于学术思想的全面进步，但另一方面学说的过度自由，也使得一些学派对朝政随意指责，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利于汉王朝的统一的。发展至此时，“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显然已不利于汉王朝的统治。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实现思想上、政治上的“大一统”，成为统治阶级的迫切需求。
公元前141年，历史上可与开创封建帝国的秦始皇齐名的帝王登基上位了，他就是汉武帝刘彻。刘彻是位极具个人抱负的君主，无为而治之下松散的朝政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于是继位不久，他就开始着手实施新政。先是任命喜好儒术的窦婴、田蚧为丞相和太尉，后又重用精通《诗》的儒生赵绾和王臧。然而此时真正控制朝权的是喜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也就是汉武帝的奶奶，她对汉武帝的这些举措十分不满。加之后来赵绾建议武帝不必事事都向窦太后禀报，彻底激怒了窦太后，她免掉了窦婴和田蚧的职位，将赵绾和王臧下狱，俩人最终被迫在狱中自杀。
建元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施展政治抱负的最后一道屏障没有了。
他开始诏令各地举贤良，让各地推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人，而且亲自策问贤良，“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为汉王朝寻求长治久安之道。在对策中，有一人的策文脱颖而出，引起了汉武帝的关注。这人便是后被称为“群儒之首”的董仲舒。
董仲舒（前197一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枣阳）人。年少时刻苦研习儒家经典，尤精于《春秋》，史书说他因钻研经典“三年不窥园”，三年连自家的园子都不及窥视，可见董仲舒研习之刻苦。、
在这次策问中，汉武帝向他连问三策，董仲舒也相应呈出三篇策文，因其主要围绕天人感应这一论题，所以史称“天人三策”。“君权神授”是其中一个论述核心，同时也是汉武帝最感兴趣的一个理论。
君权神授，指君主秉承天意统治国家，他手中的权力是上天所赐予的，君主是上天的儿子，因此被称为“天子”，“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天子是代替上天来行使统治人民的权力的，他的所作所为反映了上天而非他本人的意志，这就为君权的行使披上了顺应上天的神圣外衣，君权的履行自然也就意味着不可违抗的上天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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