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与京报》主要为你讲述了邵飘萍与京报的风雨历程。《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美国第二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甚至认为自由的报刊应该成为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起到某种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这种“第四种权力”的出现对西方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立的立场、客观的报道为新闻业提供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判断标准，成为通行的基本新闻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报人的政治地位，也使中国新闻人萌生了做“无冕之王”的职业理想。邵飘萍曾说过，“夫新闻社为社会机关，在社会上有独立之地位，且此种独立地位，与任何机关，皆属平等”，这句话说明邵飘萍对新闻传播者的角色权利是有深刻认知的。然而，与其说他是一位在“西风渐进”的时代风云中的职业记者，莫不如说他是集报人、学者和政治家三种角色于一体，有着中国文化背景又被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影响的新闻人。
邵飘萍曾呼吁，“吾人既为中国之从事新闻业者，决不能谓闻学之进步须坐待夫新闻业之进步。尤不能谓新闻业之进步，须坐待社会之进步而始进步也”，“新闻业之发达与社会之发达与否，两者处于互为因果的关系”……这些都说明在邵飘萍的新闻观中，除了“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外，他更认为新闻媒介的功效就在于对政府的监督和对社会环境的监测。因此，他主张新闻知识应列为国民普通知识之一，中学以上的学校都应开设新闻课程，大学应设立新闻系。
他呼唤新闻自由，对反动政府对新闻自由的压制，他坚决反抗。他甚至说：“尤有当警告该秘书长者，报纸登载失实，更正亦至平常……岂并世界新闻惯例而丝毫不知，竟动辄以警厅‘严切根究依法办理’腐败官话来相恫吓……苟下次再有此种可怜之事，请恕忙碌，相应不理。”这是当时知识分子追求民主与自由的时代精神的反映。
他始终以“探究事实不欺读者”为新闻报道的信条，在《京报》上自诩“本报刊载新闻向极慎重”，申明“本报不肯随便乱来之态度”可以大白于天下；他强调报纸的指导性，反对所谓的“有闻必录”和“趣味至上”；他的文章以议论见长，但注重用事实说话……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有着热烈的报国热情和高远志向的新闻记者，却不能把自己的理想坚持到底，并要用自己的生命来祭奠理想。
中国报人的理想主义情怀，并非邵飘萍独有，准确地说，邵飘萍是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中国报人的代表。在邵飘萍生活的时代，除了谋生之外，相当多数的报人，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还是有着理想化要求的。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接管了1902年创刊的《大公报》，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这是倡导“独立、客观、公正”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中国版。上世纪30年代初，胡政之曾说：“办报要有原则，政治是灵魂，对国家社会提不出主张，起不了作用，光是想赚钱，又有什么意义？”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大公报》既坚持了理念，也赚到了足够的钱来维持报纸的运营。和《大公报》相比，倒是那些试图依附于某种势力苟活，或是一味靠迎合受众来获取利润的报纸，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印记就销声匿迹了。
理想主义者的哀伤与宿命
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抵都是有一些普世情怀的，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气质和道德准则，被认为是衡量一个知识分子历史地位的重要标准。报业知识分子，作为与公众接触最多、为公共领域服务最为直接的群体，更能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那种以思想、学说、文章济世救国、劝民教民的特色。
在刚刚过去不久的20世纪，中国报业经历了此前从未有过的辉煌，一群杰出的报业知识分子更是令人怀念。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张季鸾等中国早期的职业报人，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那种济世救国的理想主义情怀，他们用自己的新闻实践和精神气质影响了中国人对记者这个职业的理解。回到20世纪初的历史语境之中，怀抱理想的职业记者的出现更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
中国人自写文章始，就有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体现在新闻业上，就是讲究“开民智”、“立民言”，“铁肩辣手”是那一时期新闻记者最经典的信条。他们将“道义”与“文章”结合在一起，作为发布真相、号召大众、监督政治的重要手段。即使在现代传媒高度商业化的今天，生存的压力巨大，广告的多少决定着一家报社的生死，报纸上最重要的版面也还是时政新闻和社论时评，这几乎已经成了规矩，对报人和读者来说均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传统、一种精神的体现。
这种话语表达方式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追寻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粱启超、严复、章太炎等），到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和学人（如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周作人等）的思想轨迹，不难发现，他们都把报刊作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力工具。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无论是著名的报刊还是著名的记者，评价其社会影响和贡献，首先看的就是在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上所起到的启蒙作用，其次是针砭时弊、自由议政的舆论监督力度，而作为最基本的新闻职业的功能——报道新闻、传递信息，则被放在了最次要的位置。也就是说，中国新闻人身上的理想主义是具有血脉道统的。那么为什么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等人的殉道会使记者这个职业光芒万丈呢？说明这个问题，必须从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和生活传统说起。
“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马克思这样定义报刊的功能。民主政体之下的当权者必须乖乖地接受报刊的监督，尽管他们的很多做法其实就是一种做秀，是不得不做出来给选民看的，但他们至少在表面上，是万万不敢忽略民意，藐视民意，更不敢弹压民意的，甚至可以说，通过媒体给民众留下好的印象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专制政体之下的当权者则正好相反，在几乎不存在任何可以挑战他们的力量的情况下，践踏民意，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危险，因为他们可以用枪杆子对付笔杆子，用种种禁令和新闻检查来压制和管理舆论。中国的数千年历史，绝大多数时间，就是处于这样的制度之下，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都习惯于高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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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呼唤新闻自由，对反动政府对新闻自由的压制，他坚决反抗。他甚至说：“尤有当警告该秘书长者，报纸登载失实，更正亦至平常……岂并世界新闻惯例而丝毫不知，竟动辄以警厅‘严切根究依法办理，腐败官话来相恫吓……苟下次再有此种可怜之事，请恕忙碌，相应不理。，，这是当时知识分子追求民主与自由的时代精神的反映。
他始终以“探究事实不欺读者”为新闻报道的第一信条，在《京报》上自诩“本报刊载新闻向极慎重”，申明“本报不肯随便乱来之态度”可以大白于天下；他强调报纸的指导性，反对所谓的“有闻必录”和“趣味至上”；他的文章以议论见长，但注重用事实说话……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有着热烈的报国热情和高远志向的新闻记者，却不能把自己的理想坚持到底，并要用自己的生命来祭奠理想。
中国报人的理想主义情怀，并非邵飘萍独有，准确地说，邵飘萍是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中国报人的代表。在邵飘萍生活的时代，除了谋生之外，相当多数的报人，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还是有着理想化要求的。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接管了1902年创刊的《大公报》，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这是倡导“独立、客观、公正”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中国版。上世纪30年代初，胡政之曾说：“办报要有原则，政治是灵魂，对国家社会提不出主张，起不了作用，光是想赚钱，又有什么意义？”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大公报》既坚持了理念，也赚到了足够的钱来维持报纸的运营。和《大公报》相比，倒是那些试图依附于某种势力苟活，或是一味靠迎合受众来获取利润的报纸，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印记就销声匿迹了。
在1941年接受密苏里新闻学院的荣誉奖章时，《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而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按照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中国早期职业报人虽由传统文人过渡而来，却有着政治家的理想；他们试图通过办报促进社会的进步，而不是仅仅获得经济上的回报；他们肩负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历史使命，又履行着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操守……
但是，这些具有高度道德和理性精神的人们，却注定要比常人忍受更多的煎熬，经历更多的苦难，付出更大的代价，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做一位仗义执言的“无冕之王”，做一位良知灼然的“社会公人”，以新闻警世，以新闻救国，以新闻记者终其身……这些豪情满怀的理想宣言早已成为历史的回声，然而那些为理想而殉难的中国新闻人却拥有了生如夏花般的绚烂，那段历史也因为他们的存在而不断地引人追寻……
林溪声，1977年生，籍贯辽宁，讲师，新闻学博士。参与著述的有《名记者论》、《新闻传播精品导读——特写与报告文学卷》、《名记者丛书·范长江卷》、《辽宁老期刊图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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