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_【美】魏斐德_9787214046024

《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特别版)》叙述了一个非凡的秘密警察，一个阴影般的险恶幽灵：戴笠的一生。他的生活体现了20世纪中国所具有的、再封建式的多变个性与难以逾越的职业纪律之间的平衡。戴笠及其创建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是蒋介实反共反人民的忠实爪牙，在为蒋排除异己，维护国民党专制统治，以及保护蒋介实安全方面效尽犬马之劳，犯下了种种罪行。同时，抗日战争期间，在抵抗日寇、铲除汉奸方面也做过一些工作。

幽灵
戴笠是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没有毕业的学生。他虽不擅长骑马，却很喜欢马。因他面带马相，特别是有严重的鼻炎，时时流鼻涕，很像马一样成天哼个不停，每日要用很多条手帕擤鼻涕。他很迷信“人的面相肖动物是主大贵之相”。别人当面说他举止和马一样，他也不以为忤，反而沾沾自喜。后来他用的化名也叫马行健，居然以马自居。他常说愿为蒋介石终身效犬马之劳，他是甘心为这个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暴君充当犬马并引以为荣的。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
这本书叙述一个非凡的秘密警察，一个阴影般的险恶幽灵，他的生活体现了20世纪中国所具有的、在封建式的多变个性与难以逾越的职业纪律之间的平衡。曾经既是个有自觉意识的游侠又具有现代组织才干的戴笠，想通过树立起一种适于统治充满共和政治阴谋的拜占庭式世界的个人英雄主义，创造出一个新的自我。
他的这个自我并非仅仅从实用出发，而是中国的新精英们在1911年废除帝制后所采用的一系列新型职业中的一个，这些职业包括银行家、记者、律师、家庭主妇、军官、女演员和医生等。这些新颖的身份反映了现代中国在形成过程中的许多取舍：国家企图以自身来取代家庭的努力、旧科举制度废除后对职业教育的普及，以及取代那些随着帝王时代儒家体系的消亡而破落的儒生——文官们的新兴社会阶层的出现。
戴笠来自于这样一个背景：作为闭塞的“中等县城”里的精华，这些年轻人离开了世代居住、树阴稀疏的村子，为升官发财而奔向繁华的沿海城市。这群年轻的冒险家们好比社会弃儿，虽然缺乏引导，但却雄心勃勃，受着“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民族使命的驱使。尽管许多人无力实现这种使命，而戴笠却能克服某种城乡间的巨大差别——在具有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个人关系的乡村世界与一个更加广阔、充满职业责任和冷冰冰的专业知识的领域之间的差距。
在前者的后面是等级制，这种意识处处体现在戴笠对他特工部下的家长作风之中。与戴笠对待下属的冷漠态度十分不相称的是戴笠广泛的个人关系网：从家乡江山县至省会然后到上海、广州及最终的南京；从河里的舢板至汽船最终到飞机；从“江湖”好汉的小股密探，到受过高级训练的特务和使用电子窃听的先进间谍行业；从与中国的帮匪及惟利是图之徒结伙，到与英国特工和美国战略情报局情报官员们为盟。
这种延伸部分是由于中国新的城乡差别，在战时尤其如此。戴笠最初在中国的城市环境里找到了作为一个特工头子的落脚点，那里成了他的部下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白色恐怖阶段进行绑架、酷刑和暗杀的理想环境。当时的军阀混战集中在铁路、河流和城市方面。但抗日战争使战地从城市转移到了农村，并“从空间和时间上被分散了”。戴笠在城市里的对手们离开了上海的弄堂深处，集中精力在内地的农村根据地开展新形式的斗争，包括群众动员、经济战、渗透、颠覆和宣传。
戴笠对这种变化表示欢迎，尽管这使他在对付共产党的斗争中竭尽了全力，绞尽了脑汁。特别是，作为一个能干的领导人，他具有包容对立面的能力。凭着个性的力量，戴笠从自己在军队里的劲敌手中赢得了对国民党乡村武装力量的控制，并制定了一系列后勤计划来迎接即临的内战(爆发于1946年，他死的那年)，从而再次成功地克服了战略转变。
戴笠对自己个人领导作风的依赖具有一些短处。首先，这经常引起他与国民党內劲敌之间的争斗，弄得两败俱伤，消耗了自己的元气。其次，为迎合蒋介石，同时也为了在那些具有他所缺乏的战地经验的老资格军事将领眼里摆脱自己的自卑感，他采用了夸张的军事作风来训诫下属。第三，这使他不能把权力下放，也使他无法信任把信息落在纸上，来形成真正现代的情报组织中常见的“档案”。相比之下，他更相信自己惊人的记忆力。第四，这使他无法欣赏他的头号敌人毛泽东所具有的更加戏剧化甚至是不修边幅的政治风度。
然而，最终还是戴笠不达目的死不罢休的毅力和狡猾机敏，而非政治偶然或官僚政治的需要，在那个革命的时代把他推上了中国政治的顶峰。当然，社会进程和经济发展永远是重要的世间变化的原因，但政治绝非只是附带现象。尽管有一种群众创造历史的虔诚观念，个别男女生动而强大的个性一直是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当中的关键因素。

第七章力行社与蓝衣社这个社团的背景现在已经交待了。人们管我们叫蓝衣分子或恐怖分子。这没关系。关键是如何制造一个新的革命气氛来引导革命群众……在中国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暂缓局势，这也是一种根本的解决办法。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正是一种根本的对策。我们当前的问题不是日本人。我们的问题不是东北省份及热河受到侵略。假如我们能够维持现状，目前就够了。作为一个革命政府，丢失一点领土关系不是太大。当我们的力量不足时，撤退是自然的。今天我们丢失了领土，但当我们有力量时，我们将把它们夺回。历史告诉我们，失去领土的人们必须努力才能收复它。重要的问题是民族的生存。为使中国免遭毁灭，我们应当重振民族精神。虽然我们仅有一个县的领土，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重振中国民族精神，我们就能够收复失去的领土。为了这个根本解决办法，我们的组织应当担负起责任——重振我们的民族精神……忠、孝顺、德性、爱、和与平应当成为我们取得礼、义、廉和耻的核心指导原则——中国的民族精神由它们组成。日本法西斯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成功全靠了这些。我们若要革命成功，我们必须建立党的独裁。传说中的蒋介石秘密演讲（1932年春）外围组织1932年3月1日，在宣誓成立力行社的次日，力行社的创始人们在南京黄埔路的办公室开了一次干部会议。开会的目的是建立一个领导班子并成立外围组织。贺衷寒主持会议，邓文仪宣读了蒋介石定的该组织干事名单。干事会将成为该社的常务领导班子。该社第一年的常务干事兼书记是总书记滕杰。次年由贺衷寒接替，第三年由刘健群担任。除书记处以外还有四个部门：郑介民负责的总务处，萧赞育下面的组织处，康泽领导的宣传处，以及先由桂永清、后由戴笠指挥的特工处。1933年1月，从各外围组织来力行社的代表变得越来越多，又一个检察会成立了。它负责指导分支机构的工作、执行纪律、审查账目和主持新成员入社的宣誓仪式。其成员听从干事会指挥，但他们有权在组织内关押和枪决不法分子，而相关的秘密报告可以直接呈送力行社书记处。为执行保密原则，他们都宣誓不泄密，干部们决定建立两个前沿组织。第一个是“革命军人同志会”，潘佑强为常务干事和总书记。这个同志会很快就办得非常成功，其会员也迅速增加。许多人认为它之所以得人心是由于胡宗南的资助，该同志会被当作是“浙江圈”（包括戴笠）在军队里的一个臂膀。结果，革命军人同志会很快被解散了。1933年春力行社成立代表大会后，蒋介石以它会干扰军队里的正常指挥系统为理由，命令废除革命军人同志会。但他授权在力行社总部内成立了军事处，并任命杜心如为其头目。第二个外围组织存在的时间与力行社一样长，它叫“革命青年同志会”，是力行社的一个“内层”。葛武启任常务干事和总书记，干国勋负责组织，康泽管宣传，刘诚之调度总务。革命青年同志会是力行社最早的掩护组织：它的名字被用来招收新成员，在它的资助下，许多力行社的特务活动得以在其他组织和机关里展开。大多数成员是黄埔的毕业生或其他右翼组织的中层干部。另外还有包括大学教授在内的高级知识分子，以及党组书记、科长、处长、局长和厅长这类的中层官僚。组织内层的所有骨干或书记要么是力行社成员，要么是在该社通过支会扩大后的中央级干部。革命青年同志会的总部设在南京中央军事学校明瓦廊大院内校友信息局的调查处里面。革命青年同志会一度有两万成员，经过“民主集中”和预算制度得到加强。该会的每一层经费由上一级拨给。总经费由会员费补贴，但主要资金来自军事委员会的一个特别部门，并由蒋介石亲自审批。该组织每一个层次的地方机构显然都是军事委员会下属调查局的通讯处，负责调查军事委员会中央各学校毕业生，同时又与黄埔校友会挂钩。所有省市的分支机构的门上都挂有通讯处的牌子，它有权向本机构工作人员颁发身份证。不过，书记们和各组的头目能以参谋一类的军事头衔公开活动。每个分支机构都有代名。选定的代名须经省一级或中央办公厅的批准，然后便可在所有的通讯中使用。高一级的组织会以“弟”称呼低一级的组织，下级组织则以“兄”称呼上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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