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邪教的形态与治理_朱建伟_9787513054034

　　《中国古代邪教的形态与治理》内容简介：邪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邪教，实际上是历史邪教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本书通过揭示中国邪教在古代社会从孕育、萌生、发展到成熟的整个过程的不同形态，对这一社会毒瘤的根源和治理予以总结和批判，并对现实社会的邪教防治提供历史和法理借鉴。

　　前言

　　党的十八大召开不久，我参与了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委托课题“惩治邪教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邪教问题本身是一项涉及面广、影响面大的社会难点问题，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影响，邪教问题研究被认为是一项冷门工作。而即使是付出了心血，出了一点成果，如果运用不当，可能还会适得其反，给邪教治理工作带来被动，那就失去了邪教研究的意义，违背了邪教研究的初衷。虽然我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传统邪教的法律治理问题上，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对邪教危害的认识也愈发深刻，这激发了我对邪教的产生、发展和思想流变进行“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好奇，于是有了关于“中国古代邪教的形态与治理”这一课题的研究，系统开启了我对中国古代邪教思想渊源、发展形态和社会治理等问题的爬梳和思考。因此，本书的主旨，即在于通过揭示中国邪教在古代社会从孕育、萌生、发展到成熟的整个过程的不同形态，对这一社会毒瘤的根源和治理予以总结和批判，并对现实社会的邪教防治提供历史和法理借鉴。

　　“邪教”一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固有词汇，最初只是一个对象并不十分明确的指称，随着古代封建社会的发展，其内涵才逐渐明晰起来。如果把“邪教”的概念采取狭义和广义来划分。一般认为，作为一种相对确定的政治概念，狭义的“邪教”是经过宋元时期的演变，直到封建社会后期才逐渐形成反映某种社会现象本质特征的政治概念。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各种宗教流派、秘密会道门层出，于是“邪教”一词被统治阶层用来专指那些偏离社会正统、对抗封建政权的民间秘密宗教及其流派。因此，狭义上“邪教”的概念，是指在思想、意识上偏离社会正统，在组织、行动上对抗封建政权的民间秘密宗教及其流派。广义的“邪教”，则可以认为，凡是历史上被封建政权、正统宗教和主流社会排斥的宗教、流派及其原始形态都可被称为“邪教”。本书基于广义的“邪教”而展开，这是必须首先予以明确的。

　　邪教问题是一项庞杂的社会问题，是上层建筑问题，是意识形态问题，它包含了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法律、文化乃至艺术等诸多要素。本书在研究邪教问题时，严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宗教观，以历史唯物主义审查古代邪教问题。对于古代各社会阶段出现的邪教形态，除将其在历史资料中的记载予以客观呈现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拘泥于时人、后人乃至今人对邪教问题的观点。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凡是释放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并有助于改善人民生产生活的，就是正义的，理应得到正面评价；反之则应予以否定和反思。同时，本书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客观分析宗教在历史上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影响，既认可宗教在人类社会中的心理调节和道德规范作用，也认清其对人民群众思想意识的麻醉和控制作用，同时还关注宗教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起作用的转化问题。虽然邪教具有一定的宗教因素，但邪教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积极因素。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就是要旗帜鲜明地指出邪教不是正常形态的宗教。这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意义所在。同时还应看到，中国传统邪教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邪教活动经常与农民运动、农民起义相结合，或者说邪教活动经常利用农民运动、农民起义来实现其超越农民运动宗旨的“邪恶”目的。本书严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于借助邪教活动进行敛财骗色、愚弄百姓甚至残害身体、践踏生命的反人类、反社会的行为，坚决予以否定和批判。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本书作者不会因为持续关注邪教问题而产生“泛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不会对邪教产生正面的情感和评价。所以，本书始终坚持对邪教毫无保留的批判态度。

　　审视邪教，还需要对邪教、民间宗教、正统宗教的关系予以界定。在中国大陆学术领域，“邪教”与“民间宗教”的关系被密切联系起来。长期致力于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马西沙先生认为，“所谓民间宗教，是指流行于社会中下层，未经当局认可的多种宗教的统称。由于这类宗教大都秘密流传，因此有的研究者则称之为秘密宗教、民间秘密宗教或民间秘密宗教结社”。【注文：本书认同马西沙的观点，将秘密宗教、民间秘密宗教、民间秘密教派或民间秘密宗教结社视为同一概念，简称民间秘密宗教。】可以说，“民间宗教”“秘密宗教”“民间秘密宗教”和“民间秘密宗教结社”这四种表述是一个概念的四种不同表达形式，本书在表述时，可能存在混用的情形，但所指概念不变。有的学者还进一步将上述概念与“邪教”直接关联。比如，芮传明教授认为，“民间宗教”是指有一定组织、口号，甚至理论的，往往被官方视作异端乃至“邪教”的宗教性团体。【注文：芮传明编：《现在学术精品精读：中国民间宗教卷》“导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这一观点近似于将中国的邪教与民间宗教等量齐观。关于民间宗教与正统宗教的关系，马西沙认为：“民间宗教与正统宗教虽然存在质的不同，但差异更多地表现在政治范畴而不是宗教本身。前者不为统治秩序所承认，被污为邪教、匪类，屡遭取缔镇压，往往只能在下层潜行默运，后者从整体上属于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受到尊崇、信仰和保护。就宗教意义而言，民间宗教与正统宗教之间没有隔着不可逾越的壕沟。”【注文：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按照这样的思路，中国的传统邪教，似乎可以与“民间秘密宗教”画等号。但由于中国历史上有些秘密教派一度取得合法的活动身份，比如元代中前期的白莲教，明中叶的无为教、三一教等，所以一概视民教秘密宗教为“邪教”在逻辑上并不周延。所以，本书认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宗教形态有三种：第一种是合法宗教，即“官方”认可的“正统”宗教，包括传统的佛教、道教等，以及在一定时期取得合法身份的其他宗教或教派；第二种是民间宗教，即没有取得官方认可的秘密教派，属于地位未定状态；第三种是“邪教”，即因危及政权统治而遭到官方明确否定和禁止的民间宗教、秘密宗教和教派。简单地说，民间宗教在自然发展状态下，为避免受到官方打击，一般都主动进行秘密传播，这时的民间宗教即称之为秘密宗教、民间秘密宗教、民间秘密教派或民间秘密宗教结社等；民间宗教一旦得到官方认可，则属于合法教派；民间宗教如果遭到查禁，则沦为“邪教”。

　　由于秘密教派与邪教天然上的关系，所以对秘密宗教研究成果的吸收，有助于启发本书对“邪教”问题的思考。学界在“秘密宗教”研究领域，首推戴玄之先生。戴先生生于1922年，少年时其家乡河南省各地多有红枪会组织，先生家中即雇有红枪会众保护庄园，所以对秘密会社之组织、活动、功能留下深刻印象。后长期进行中国秘密会社研究，对白莲教、义和团、红枪会、天地会、洪门等都有开创性的见解，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戴先生于1990年辞世后，其生前的主要著作经王尔敏教授汇编成“戴玄之遗著”：《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二册），对近年来的中国秘密宗教和秘密会社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注文：戴玄之：《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与戴玄之先生同庚的李世瑜先生（1922～2010年），早年就读于辅仁大学社会学系。从1940年开始，李世瑜以田野工作的方法调查研究民间秘密宗教及结社，并于1948年在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现代华北秘密宗教》，把民间宗教的发生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进行考量，对于中国现代民间宗教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注文：“我常把秘密宗教的散布拟为附在面包上的微菌。把面包放在通风的地方，几天也不觉它有微菌的存在，若放在阴湿的环境中，很快就可以看出它们的生长。”李世瑜：《现在华北秘密宗教》，古亭书屋1948年版，第8页。】新中国成立后，李世瑜的研究又旁及人类学范围内所属历史、宗教、民俗、方志等领域，有《宝卷宗录》《天津的方言俚语》《社会历史学文集》等著作问世。继戴玄之、李世瑜后，卓有建树的研究当推马西沙、韩秉方于1992年出版的《中国民间宗教史》。【注文：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再版。】该书用宏大的笔触描绘了瑰丽多姿的中国民间宗教画卷，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翔实的民间宗教素材。该书前五章“汉末民间道教及其形态的演变”“弥勒救世思想的历史渊源”“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佛教净土信仰的演进与白莲教”“罗教与五部经典”对本书邪教的源流和形态的研究给予了很大的启发。该书对民间宗教的论述，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2009年，秦宝琦先生出版了150万字的《中国地下社会》（三卷本）。作为中国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研究领域的专家，秦先生在该书第一卷对明清以来的民间秘密教门、教派给予了系统疏理，对罗教、黄天教、弘阳教等20多个民间秘密教派的流变给予勾勒和批判，读来使人茅塞顿开，深受启发。戴玄之和马西沙、韩秉方以及秦宝琦的研究成果，对于本书的研究帮助甚大。

　　此外，刘平、冯佐哲、李富华以及濮文起关于秘密宗教的研究，对于本书开展邪教研究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刘平教授于2010年出版的《中国秘密宗教史研究》，虽然没有冠以“邪教”名目，但仍可作为邪教问题的研究成果予以关注。该成果将民间教派、秘密教门、邪教之类都纳入民间宗教结社研究，为我们勾勒出了秘密宗教的发展线索：中国最早起源于道教、佛教等宗教的异端教派，在中国下层社会滋蔓，转而形成邪教（或称秘密宗教），明清时期成为正式意义上的秘密宗教，发展至民国以后，则成为会道门而受到打击。该书还论述了明清秘密宗教之生存、发展与传统小农社会以及教门领袖个人欲望、教派性质等诸因素问题，多角度地探究了中国秘密宗教的上下、内外以及过去与现在的关系等深层次问题，是拙著认真学习和参考的对象。【注文：刘平：《中国秘密宗教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为便于对比研究，本书附录一收录了《中国秘密宗教史研究》目录。】冯佐哲、李富华于1994年合著的《中国民间宗教史》【注文：冯佐哲、李富华：“中国民间宗教史”，见刘如仲、李泽奉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按照历史脉络分别研究了“史前时代的古代宗教神话”“先秦时代的民间宗教”“秦汉时代的谶纬迷信、神仙方术和民间道教的初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宗教”“隋唐五代时期的民间宗教”“宋元时代民间宗教信仰的蓬勃发展”“明清白莲教及其众多民间教派的并生”，以及“清朝严禁‘邪教’与民间秘密宗教顽强的抗争”。濮文起于2000年出版的《秘密教门——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溯源》【注文：濮文起：《秘密教门——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溯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分五个章节论述了汉末五代的五斗米道、太平道、大乘教、弥勒教和摩尼教，宋元的明教、白莲教，明代的白莲教、无为教、黄天道、东大乘教、西大乘教、弘阳教、三一教，清代的天地门教、八卦教、大乘教、在理教、龙华会、江南斋教、真空道、黄崖教、刘门教、上帝教、义和拳教和民国同善社、道院、世界红卍字会、一贯道、红枪会等民间宗教。最后的结语还分析了“教门文化”的根源、特征和影响等。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遵循了历史发展的脉络进行探讨，对本书的研究帮助很大。

　　邪教研究是一门交叉学科，既涉及宗教学领域，也涉及史学、社会学、法学等多重学科。本书在研究过程中，还参考和借鉴了以下成果。关于邪教概论的研究，有刘平《中国“邪教”的由来与演变》，习五一《宗教与邪教——中华民族文化古今渊源辨析》，何秉松、廖斌《论当代邪教》，任志毅《中国宗教法总述——世界诸宗教与宗教法系统之比较研究》，秦宝琦、谭松林《中国秘密社会》等；关于巫术、淫祀的研究，有张亮采《中国风俗史》、周风霞《汉代的巫蛊术》等；关于道教与太平道问题，前后有任继愈和卿希泰所著《中国道教史》；关于佛教与弥勒信仰问题，有马西沙《历史上的弥勒教与摩尼教的融合》、劳政武《佛律与国法——戒律学原理》、侯印国《略论弥勒净土信仰在中国的兴衰》等；关于摩尼教与吃菜事魔问题，有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陈高华《摩尼教与吃菜事魔》、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王媛媛《唐代摩尼教史研究综述》等；关于白莲教问题，有戴玄之《白莲教的本质》、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范立舟《白莲教与宋元下层社会》等。关于罗教与无生信仰问题，有郑志明《无生老母信仰溯源》、孔庆茂《无生老母研究》、杨惠南《〈金刚经〉的诠释与流传》、周作人《无生老母的信息》等。清代是邪教发展的最为泛滥的时期，相应的研究也最为深入。秦宝琦先生除在本领域建树卓著外，还对20世纪初年以来到2007年期间，中国学者对清代秘密教门和秘密会党两大系统的论文、著作及史料汇编的篇目进行了收集整理，形成了《清代秘密社会史论著索引》近6万字的长文，是一篇近百年秘密教门和秘密会党研究的目录集成。【注文：秦宝琦：《清代秘密社会史论著索引》，载中华文史网，2007年6月19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lzsy/361168.shtml。】该文是清代秘密教门和秘密会党研究工作者的指南，此文在手，研究者只要按图索骥，利用现代化的搜索系统，加上足够的严谨治学精神，对于清代秘密教门和秘密会党研究工作，就必然能够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关于清代邪教的研究，本书参阅并借鉴了赫治清《清代“邪教”与清朝政府对策》、常学智《那彦成治理教门初探——以嘉庆十八年天理教暴动为个案》、韩志远《晚清政府对民间秘密宗教的治理——以末后一着教案为例》、郑永华《清代秘密教门治理》、台湾“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庄吉发《清代乾隆年间的收元教及其支流》等研究成果，特此郑重感谢。关于邪教的治理问题，刘正峰、周新国的《邪教的法律治理》，王立的《惩治邪教相关法律问题研究》等都有深入的研究，本书也不同程度地进行了研读和参阅。

　　直接关注邪教历史的研究，目前能够看到的只有王清淮、朱玫、李广仓于2007年合著的《中国邪教史》。【注文：王清淮、朱玫、李广仓：《中国邪教史》，群众出版社2007年版。为便于对比研究，本书附录二收录了《中国邪教史》目录。】该书站在正统立场对邪教的发育、秦朝廷的方士、西汉的巫术、道教的早期形态、太平道、五斗米道、大乘教和弥勒教、摩尼教和明教、白莲教、罗教、斋教、东大乘教、弘阳教、闻香教、圆顿教、八卦教、清水教、拜上帝会、义和拳等涉及邪教发展历史的种种形态和因素进行了政治审视，值得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参考和学习。《中国邪教史》从邪教的发育落笔，论及秦汉方士、太平道至明清白莲教以及清代各类型邪教组织，最后也将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纳入研究范畴，提出了“邪教乃为害社会、祸乱中华的毒瘤”的观点。可以说，该成果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邪教史。但是，“作者只看到历史上这类组织的消极作用，却忽视了历史上‘邪教’同当代邪教有着不同的生存环境与历史背景，于是用审视当代邪教的观点去看待历史上的‘邪教’，结果必然把红巾军发动的元末农民大起义和清代的太平天国起义，均视为‘邪教’而加以否定。”【注文：孟超：《明清秘密教门滋蔓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本书在写作过程中，着意与《中国邪教史》保持不同的侧重，力图把邪教“是什么”延伸到“为什么”和“怎么办”上面，主要从意识形态领域，研究邪教形成的思想根源，同时关注历朝历代在邪教暴力行为结束后的应对，包括政治预防和法律处置。

　　本书共十章。第一章巫和第二章淫祀，主要揭示邪教这一社会现象出现的社会生态和文化渊源。巫文化和淫祀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客观上与邪教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因为前二者的某些天然特性在被邪教所利用后，对邪教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所以对巫文化和淫祀文化的研究，对于探索邪教的起源就有了切实的必要性。第三章道教与太平道，主要揭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产生初期与邪教的关系问题。按照中国传统观点，原始道教在产生初期，其重要支派太平道被视为邪教予以批判，道教文化中的黄老思想、谶纬学说、数术等都与邪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研究道教在发展初期的流变、原始道教的改造以及与道教有关的社会变乱等问题，对于古代邪教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第四章佛教与弥勒信仰，主要揭示佛教在传入中国的进程中与中国传统思想、宗教、社会文化碰撞所激起的各种事件、问题和现象。虽然佛教曾被贬斥为邪教，甚至遭受了像“三武一宗”那样极端残酷的法难，但佛教本身并不是邪教，其中国化的进程，不仅形成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佛教流派，还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积极深刻的影响。但是，应该对佛教思想中的某些要素——比如佛教弥勒信仰——予以特别关注。这一思想要素在中国的演化过程与后世邪教“劫变”思想具有某种传承关系，对于后世整个邪教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五章摩尼教与吃菜事魔信仰，主要揭示摩尼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以及对中国邪教思想的影响。同佛教一样，作为外来宗教的摩尼教也不是邪教，由于其在本土化进程中的曲折历史，加之其教义中所固有的“光明与黑暗”对立的思想要素，导致摩尼教与古代邪教活动关系更加密切，并影响了后世邪教教义发展。第六章白莲宗与白莲教，揭示了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邪教组织的演变。作为邪教的白莲教与作为宗教团体的白莲宗之间的关系如何，邪教是如何经过历史演变而最终以白莲教的形态出现在历史舞台，又是如何演化形成最终的邪教教义，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本章作为本书的重要章节对此都予以了详细解答。第七章罗教与无生信仰，对影响明清诸多民间宗教的罗教进行了分析评述，着重分析了罗教核心教义——无生信仰的产生和演变，指出其“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真诀是统领整个明清民间宗教思想的主流信仰渊源。第八章民间秘密宗教与邪教，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理清了民间秘密宗教与邪教的关系，并借助四例典型邪教事件对邪教历史发展中发生的几个重要的邪教组织、邪教教理予以阐述，借以剖析邪教成熟时期的邪教形态、内部组织、变乱活动。第九章邪教的治理，主要梳理了中国古代邪教治理的历史脉络，分别对邪教治理的政治特征和法律特征进行了归纳，以期对当前邪教治理工作提供参考。关于邪教的治理，本书尽可能全面查找各类历史资料、宗教典籍以及亲历者的笔记史料等，并对相关资料进行比对核实，尽可能做到准确、全面。第十章邪教亚文化，对于客观存在的邪教现象，将其作为一种历史亚文化进行理性分析。邪教作为一种危及社会治理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古代是与儒家主流思想意识相对抗的。本章节对于邪教的地域特征、思想特征都进行了分析，尤其对于可能影响当下社会的邪教教义的载体——宝卷，采取了审慎的态度，既积极地予以保护、整理，也要谨慎地使用、研究。最后，本书在余论中，提出了邪教治理的思考，希望对当前我国邪教治理工作能够有所帮助。本书所引史料较为详实。除正文35万字外，另有注释1500余条，5万余字；附录六种，2万余字。笔者在正文定稿后花费一年半时间，通过图书馆查阅、互联网搜索、旧书市场收集等多种途径对所引史料进行核校，尽可能做到直接引用权威机构的出版物，并确定到具体页码。对于尚没有进行校订、出版的古代文献，则争取查找到原始文本、微缩胶片或影印文本，力求引证准确、权威、可信。

　　“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纵观中华文化数千年的历史延绵，在辉煌的文明背后也有不时涌动的暗流，希望本书能够将这股暗流汇聚成“一瞬”呈现给大家。本书的思考和撰写，得到了多位专家前辈的支持。国家法官学院王立教授对我的研究做了悉心的指导，尤其在邪教的法律治理领域，使我的研究能够找准方向并坚持下来。本书作为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的研究课题，在评审过程中得到了中央维稳办研究室孔祥涛副局长、北京市社科院郑永华研究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孙先伟副教授的评议，我对三位专家提出的诸多中肯意见都做了吸收和采纳，这使得本书从结构体例到思想表达都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在此致以谢忱。在邪教问题的研究中，我还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冯玉军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孙宪忠研究员的大力帮助。冯教授对我的研究给予了莫大的鼓励和支持，除在学术上提出切中要害的意见、建议外，还多次邀请我参与宗教法律相关问题的学术研讨活动，接触到本领域的前沿成果并与有关专家、学者进行学习交流，使我进一步开阔了眼界，激发了学术灵感。孙宪忠老师作为西北政法大学的前辈专家，从国家法治建设的高度，对我的研究提出了宏观意见和建议，使本书的写作更加全面。我的校友天津大学法学院于阳副教授，在学术上多次与我砥砺交流，对本书也提出了很好的批评意见。

　　我要感谢国家法官学院的领导和同事们。在开展邪教研究的五年多来，学院各级领导对我关怀备至，以不同方式给予帮助。学院的同事们、老师们得知我所进行的研究，都给我以鼓励。一个肯定的眼神，一丝期许的微笑，使我倍感温暖，同时也不敢懈怠，因为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是我学习和追赶的榜样。在这样的良师益友帮助下，本书才能够得以顺利完成，在此特别致谢。本书在出版之际，得到了两位前辈学人的特别关爱，在此表达我无比激动的心情。一位是秦宝琦先生。本书在研究过程中，我逐渐对秦宝琦等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产生了浓厚兴趣，对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术修养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为此，我怀揣着不安的心情辗转表达拟请先生为书稿作序时，秦先生欣然为我这样一个素未谋面、也无师承的晚辈后生的文字作序，并给予了细致的审阅、深刻的点评，提出了鞭辟入里的希望。于我而言，这实在是莫大的奖赏和鼓励！另一位是蒲坚先生。作为中国法制史研究领域的大家，蒲先生编著的《中国古代法制丛钞》对我影响很大，400万字的《中国法制史大辞典》更是我工作、学习的案头必备。同样是素未谋面,亦无师承,蒲先生在91岁高龄欣然挥笔为拙著题写书名，实在是对我莫大的奖赏和鼓励！我深知，唯有继续沿着这条学术之路走下去，不断拿出更加有信服力的成果，才是对两位前辈学人最好的回报。衷心感谢本书出版单位知识产权出版社和责任编辑齐梓伊、雷春丽两位同志，她们细致专业的工作使本书增色不少。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秘书局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杨新先生、陈良咨先生的大力关怀，本书从开始构思动笔到出版面世，都得到了该机构的支持和有关领导的厚爱，在此特别致谢。历史和宗教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需要长期坚持不懈地积累和审慎的态度来加以研究。

　　个人才疏学浅，书中言论及不当之处，祈诸贤德方家批评指正。

　　本书七易书稿，每一次修改对自己都是一种煎熬。看着装订好的样稿一本本从薄到厚，又经过不断的修改而变脏发皱，自己整个人也开始能够沉静下来。在书稿的修改过程中，我的朋友杨兴同志总是不厌其烦地帮我把厚厚的书稿装订起来，每每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既有感激，也有歉疚。怎么装订了这么多次，还没有出版呢？这一次，应该可以了吧。经过五年的积累，我对邪教的历史脉络、形态流变以及社会治理等问题的探索虽然堆积了四十余万字，但在相关研究领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呈现给读者的也只是个人的一点管见，微不足道。要说有一点点收获的话，就是锤炼并坚定了我对学术之路的信心，培养了我对传统历史文化研究的自觉，对探求学问本源之动力始有所觉醒。诗以言志，歌以咏怀。对于这样的收获，实感欣慰。作短歌以记之。

　　天行健·觉醒

　　四年磨一剑。

　　见不见？

　　字头飞溅。

　　天行健，

　　初心不变。

　　黄粱缘一梦。

　　醒不醒？

　　醍醐灌顶。

　　这一刻，

　　原力觉醒！

　　2016年6月9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