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赫美斯，美国当代女小说家，现居伦敦，是格兰塔旗下文学女神，备受媒体盛赞的代表作家，也是她这一代大胆创新精神的文坛新声音。著有短篇小说集《你应该知道的所有事》《物的安全》、长篇小说《折磨人的音乐》《爱丽丝的终结》《在一个母亲的国家》《杰克》和回忆录《杰克的女儿》。她同时也是美国著名生活类杂志《名利场》特约编辑。
《赫美斯作品：愿我们可以被原谅（套装共2册）》:
想知道我是如何一步步步入灾难深渊的吗？
警告信号出现在去年的感恩节。我们在他们家过节。二三十个人围桌而坐，长餐桌从餐厅一直延伸到客厅的钢琴凳旁。他坐在长餐桌的主位上，一边从牙缝里剔出火鸡肉一边侃侃而谈。我端着盘子从厨房进进出出，时不时地留意观察他，以至于手指头沾上了黏糊糊的东西都不知道，或许是蔓越莓沙司、甘薯、腌小洋葱，又或许是某种肉类上的软骨。每从客厅到厨房来回一趟，我就更讨厌他一分。那种厌恶感又回来了，我童年的每一个过失都源于他的出生。我出生后十一个月，他随即降生。最初，由于出生时氧气不足，他显得病恹恹的，因此得到了比我多很多的关注。之后，尽管我总是一遍遍地试图告诉他，对我来说他是个可怕而糟糕透顶的存在，但他的言行举止依然表现得好像在强调：他是上天的宠儿。父母给他起名乔治，他喜欢人们亲切地称呼他“杰奥”，听上去像一个很酷的、富有科学头脑的、擅长数理化和分析的人名似的。我叫他“杰奥迪”，听起来像一块沉积岩。他那异乎寻常的自信，他那神一般高傲的脑袋上的几缕金发偶尔随风扬起，颇引人注目，给人一种见多识广的错觉。人们征询他的意见，请求他的参与，而我却看不到他丝毫的迷人之处。等到我们十一二岁的时候，他已经明显长得比我更高更强壮。我爸爸常常开玩笑地说：“你真的不是屠夫的儿子吗？”但没人觉得好笑。
我来回穿梭在厨房和客厅之间，手里端着沉甸甸的盘子和碟子，焙盘上的剩菜堆得老高，但没有人注意到我需要帮忙：乔治，他的两个孩子，还有他那些可笑的朋友：事实上他们只是为他打工的员工，其中有一个经常播报气象预报的女孩，还有各种各样看上去无所事事的节目主持人。那些女人正襟危坐，头发散开，好像肯和芭比。我的妻子就和她们不一样。克莱尔是美籍华人，她讨厌火鸡，每次都不忘提醒我们，每逢家庭节日聚会，他们会吃烤鸭和糯米饭。乔治的妻子简已经忙了一整天，煮饭、清扫、服务，现在她又在把那些吃剩的骨头分解，好塞进已经快要溢出来的巨大垃圾箱里。
简擦洗着盘子，身旁的碗碟堆积如山，黏糊糊的银器被扔进一池冒着蒸汽的肥皂水里。她瞥见我走过来，用手背轻轻将头发拭到一边，对我露出一个笑脸。我又回到客厅去取更多的脏盘子。
我看着他们的孩子，想象他们打扮得像朝圣者，穿着黑色系扣带鞋，做着朝圣的孩子们做的零工：像牛一样搬运一桶桶的牛奶。纳撒尼尔今年十二岁，艾希莉十一岁，此时，两人像两坨肉一样坐在桌边，弯腰驼背。更确切地说，像是整个人都倒进了椅子里一样蜷在那里，丝毫感觉不到他们是有脊椎的动物。他们双眼专注地盯着手里的小屏幕，全身上下唯一在动的就是他们的手指头：一个在给某个谁也没见过的朋友发短信，另一个则在起劲儿地屠杀着虚拟的恐怖分子。他们是那种典型的心不在焉的孩子，没什么个性，经常不见人影，除了节假日之外，基本上不会着家。他们被送去寄宿学校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他们的年纪太小了，不适合去寄宿学校，但简曾经无意中承认，这是出于不得已的原因。她好像提到过非特殊性学习问题、青春期问题，还隐晦地暗示由于乔治情绪多变，他们家远非孩子成长的理想环境。
客厅里，两台电视机都开着，吵吵嚷嚷的，好像在争相引人注意似的。一台电视机里在转播足球赛，另一台则在放映电影《无敌大猩猩》。
乔治在大放厥词：“作为广播网娱乐部主席，我是工作狂，全身心扑在工作上。七天、二十四小时，我都得保持状态。”
这栋房子里几乎每个房间都有电视机。事实证明，乔治无法忍受独处，即便是在盥洗室里，也必须有电视机。
显然，他的生活里没有一刻不在彰显他的成功。那成打堆积的艾美奖都快要从他的办公室里溢出来了。现在，它们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奖状、证书以及棱角分明的水晶奖杯一起散落在这房子的各个角落，每一座都在为乔治的成功喝彩，赞扬他解析了流行文化，让我们回归自我：用他那永远带着点嘲讽的、半小时情景喜剧或者新闻播报的语气。
盛火鸡的盘子放在桌子中央。我伸手，越过我妻子的肩膀去拿那个盘子。但盘子太沉了，拿的时候上面的东西还晃晃悠悠的，于是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以强大的能力完成任务，不但把火鸡盘子从桌子中间拿过来，还要让我另一个臂弯里的、盛着剩甘蓝和培根的烘焙盘维持好平衡。
火鸡，一种“家传鸟类”，但不管它有何等寓意，都逃不脱自己的命运。它被人们搓洗、使之放松，填上草本类的药草使之屈从，觉得这样被斩首也不坏。然后在某个一年一度的盛典上，人们从它的屁股处塞上面包屑和蔓越莓。这些鸟从出生开始就是被人们有目的地饲养长大，然后到了特定的日期，它们的末日也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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