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大楼之脑：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不为人知的历史_安妮·雅各布森 (作者), 李文婕 (译者), 郭颖译 (译者)_9787508672045

《五角大楼之脑：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不为人知的历史》本书是关于世界最神秘和最前沿的机构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书。通过历史历史梳理与阐述，揭示了美国与人类社会军事科技发展史的故事，揭示了武器进化的艰难过程与未来趋势，揭示了军工一体化、军民议题、军事技术的发展是如何影响和促进人类发展历史，美国科学家群体如何在军事战争决策平台提供专业技术，揭示冷战后美国历次参与局部战争的前因后果和具体细节，几乎折射了世界所有的重大科技的发明及其应用。通过一个部门的复杂历史发展探索美国军事防务科技的兴衰成败，光荣背后的艰辛历程。
本书通过货币战争式的叙述方式，讲述了DARPA的历史、现在和未来，集科技、经济、军事、政治等前沿性问题于一身。本书不仅阐述了互联网、人造卫星、计算机、星球大战、GPS、虚拟现实（VR）、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穿戴设备等是DARPA首先发明和研究的前沿问题，而且对囚徒困境、最大最小理论、博弈论等相关政治军事理论进行了创新性的论述，让读者更加清楚地了解那个时代推动社会发展的人、事和不为人知的故事，前沿科技的发生、发展和魅力！本书是一本巨著式史书，从核弹实验成功，到星球大战，到未来高科技战争；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到克林顿、布什、奥巴马；从冯.诺依曼到贾松科技团队；从冷战、越战到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也是一部人类进步发展的前沿科技巨著，从计算机、卫星到互联网、GPS、人工智能和可穿戴设备！更是一部让人流连忘返、掩卷深思的入围普利策奖的高质量作品！

19
62年10月，一位沉默寡言的47岁地方科学家从密苏里州抵达五角大楼，协助高级研究计划局开展一个新项目。他的工作将改变世界。到2015年，地球上的70亿人中会有30亿人经常使用他发明的技术，此人就是J•C•R•利克里德（J.C.R.Lickilider），他是最初被称为“阿帕网”的互联网概念发明者。
利克里德到五角大楼的初衷本不是开发互联网，而是受聘研发当时大多与核武器相关的指挥控制系统。在决策是否发射核武器时，国家首脑与部属之间的通联仅能依靠一部亮红色电话，就像肯尼迪执政第一周安装在赫伯•约克卧室里的那台一样，这个现实相当荒谬：在按钮战争时代，几微秒都很重要，耽误几秒钟时间去拨打一部1962年所产电话的代价过于沉重，世界领导人都无法接受。
更新指控系统（即后来众所周知的C2）项目来自总统授权。就职后几个月里，肯尼迪就命令国会拨付资金，迅速对美国军事指控系统进行现代化升级改造，尤其要使其“更加灵活、周全、拥有更多选择、自我保护能力更强且始终受控于文官政府”。研发“新装备与设施”的指令下达到五角大楼，五角大楼又将此任务安排给高级研究计划局，哈罗德•布朗聘请利克里德完成这项任务。
利克里德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专业是冷僻的心理声学，即关于声音感觉的科学研究，主要关注诸如“当有人在房间那头拍手时，大脑如何知晓声源方向”等问题。这关系到心理学和生理学两个方面，因为声波抵达耳朵，既是机械事件也是知觉事件。不同情况下人们听到的结果也不尽相同，用利克里德的话说，“不同条件导致不同结果”。“二战”期间，利克里德在哈佛大学心理声学实验室工作。为研发更好的军队通信系统，他当时和军队飞行员在各种飞行场景下开展了一系列实验。那时的飞行器还无法做到加压密封，一旦飞行高度达到35000英尺以上，驾驶舱温度就会降到零度以下，这将极大地影响飞行员的听力以及对讲回应方式。利克里德和B-17、B-24轰炸机飞行员进行了上百次实验，分析数据，并就自己的研究发现发表论文。战争结束时，他已成为全球公认的人类听觉神经系统专家之一。
“二战”之后，利克里德离开哈佛大学，来到麻省理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并在那里对计算机如何帮助人们更好地沟通产生了兴趣。林肯实验室工程师正在为空军研究“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SAGE），这是一种基于IBM公司产品的计算机系统，在建成之后将成为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防空系统的支柱。SAGE是第一台利用计算机技术集成雷达的计算机，可以同时完成接收、解译、回复等三项关键功能。SAGE系统从跟踪雷达接收信息，随后解析数据，最终引导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瞄准来袭威胁。这台机器体型庞大，技术人员要在里面开展工作。SAGE系统操作员是世界上首批要求多任务处理的计算机用户。他们坐在控制台前，监视显示器，敲击键盘，随着新信息通过电话线持续流入SAGE系统而不断切换开关。
利克里德由SAGE系统受到启发。对他来说，这个系统证明计算机不仅可以用于收集数据进行演算，还可用于其他更多方面。他想象着未来某个时间，人机之间可能会通过更大程度的互动解决问题。他在一篇名为《人机共生》的论文中提出这一概念，描述了人类与“电子伙伴”计算机之间的合作关系。利克里德预想有一天，计算机将成为人类的“助手”，将能够“回答问题，仿真建模，图表演示，举一反三”。和冯•诺伊曼一样，利克里德也看到了计算机和大脑之间的相似之处，此外，他还预见了人机之间的共生关系，人类的“机械性工作”重负可以借助机器得到缓解。如此一来，人类就可以投身于更重要的决策工作。
利克里德相信计算机将会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他设想了一种“家庭计算机控制台”，人们坐在控制台前，可以学习想学的一切。他出版的《未来图书馆》一书，在其中描述了一个远程用户通过专用数据库使用图书馆资源的世界。这个想法在1960年相当激进，但在今天随时能够浏览网上图书馆的数十亿人眼中，又是那么理所当然。计算机会使人类更加聪慧，利克里德写道，“用不了多久，人类大脑将和计算机结合……（而且）由此产生的合作关系将为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思考方式。”
高级研究计划局感兴趣的正是这种革命性思考方式，也是因此才注意到利克里德的工作。为更新指控系统，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有待提高，而利克里德正是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高级研究计划局项目主任杰克•鲁伊纳先（Jack Ruina）是给利克里德打电话，让他来华盛顿为国防部官员举办一系列计算机研讨会，后来又为利克里德提供了一份工作。仅仅几个月后，利克里德就开始在五角大楼上班，工作第一天他的办公室门牌上写着“高级研究计划局指挥控制研究项目主任利克里德”。那个办公室不仅面积狭小，重要性也不高。当时的人们不可能想到指控项目将会变得多么庞大，它在1962年还只是个想法而已。
在利克里德于1962年秋抵达五角大楼时，国防部已经购入多台计算机，它拥有的计算机数量比世界任何其他组织都多。高级研究计划局刚刚涉足高级计算机研究领域时，从空军接手了4台老旧的Q-32型计算机，每一台都像小房子那么大。这些是早在1954年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开展SAGE计划时使用的计算机，但五角大楼将它们弃如敝履。这些由兰德公司子公司系统开发公司建造的Q-32计算机成本极高，每台都花费超过600万美元（几乎相当于2015年的5000万美元）。高级研究计划局接手这些计算机并委任利克里德负责，确保它们能发挥作用。
利克里德抵达五角大楼15天后，世界陷入危机边缘，最惨烈的核大战一触即发。U-2侦察机拍摄的照片显示，苏联秘密将核导弹部署在古巴，距佛罗里达海岸仅90英里。肯尼迪总统要求苏联撤走导弹，但遭到赫鲁晓夫拒绝。自10月16日起，美苏玩起斗鸡游戏，前后持续13天。10月24日，危机达到顶点，美国对古巴全岛实施军事封锁，随后美苏开始海上对峙。各方均称这13天是世界距离核战争最近的时刻，空前绝后。这是史上唯独的一次，美国总统将戒备状态提高到二级战备，但高级研究计划局最新曝光的史料为我们之前了解的古巴导弹危机又增添了一抹戏剧色彩。
“猜猜古巴导弹危机中双方共引爆了多少核弹？”国际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局长阿尔提•普拉巴卡尔（Arati Prabhakar）的特别助理保罗•科兹姆（Pual Kozemchak）查克接受笔者采访时问道。科兹姆查克在国际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工作30年，是其历史上服务年限最长的员工。“我可以告诉你，并非‘1枚都没有’，”科兹姆查克说，“答案是‘好几枚’”。这里的“好几枚”指的是4枚。
古巴导弹危机意味着艾森豪威尔倡导的禁止核试验协定归于失败，美苏都重启核武器试验。古巴导弹危机最严峻的时刻，美国曾于1962年10月20日和26日两度在太空引爆核弹——“将军”和“蓝鳃太阳鱼”。这两次测试均众所周知且有据可查，目的是验证克里斯托菲洛斯效应。但仅由国防部内部掌握的情况是，1962年10月22日和28日，苏联也在太空引爆两枚核弹作为回应，同样是为验证克里斯托菲洛斯效应。一次白宫紧急会议的录像片段最近解密，我们可以从中听到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与总统及其最亲近的顾问们讨论其中一次苏联核弹测试。“苏联昨天在卡普斯京亚尔靶场发射了3枚射程1100英里的导弹”，麦克纳马拉告诉他们，其中1枚还载有30万吨TNT当量的核弹头，“试验目的是测试反导系统部分组成要素在核爆环境中的运行情况”。
很难确定哪件事更让人震惊，到底是在二级戒备状态下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共有4枚核弹在太空引爆，还是虽然这一信息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已被俄国科学家公之于众，但至今仍不广为人知。核对峙期间发射核弹完全是挺而走险。位于图勒J站的弹道导弹预警系统很容易将苏联导弹发射活动误判为首轮核打击。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苏联导弹发射活动专家雷蒙德•加特霍夫（Raymond Garthoff）博士说：“当时的情况相当危急，近乎失控，如果再往前一步或者有双方领导人不知情或不可控的意外变数就会引发战争。”
苏联高空核试验的消息直到柏林墙倒塌才最终曝光。苏联于1962年10月28日在哈萨克斯坦杰兹卡兹甘地区93英里上空引爆的核弹还造成了意外影响。据苏联科学家称，“核爆引起的电磁脉冲（EMP）覆盖整个哈萨克斯坦”，“埋在地下的电缆”都被波及。
古巴导弹危机表明指控系统不仅需要升级，而且必须重新构想。正是利克里德首次向高级研究计划局同僚发出挑战，重新思考计算机除工资和会计之类的传统数学工作还能发挥哪些作用。利克里德提议开发一个庞大的多用户系统，即计算机“网络”，它可以跨多种平台收集信息并进行整合，其内容来源涵盖雷达、卫星、情报报告、通信电缆甚至天气预报。利克里德说，我们需要在人机以及军队内外之间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
利克里德提到他的高级研究计划局领导时写道，“我一直努力说服他们相信我的观点，军队的需求就是商人的需求，也是科学家应该努力的方向。”利克里德抵达高级研究计划局6个月后写下一份备忘录，称这种网络为“星型拓扑网络”。当时，不同计算机使用不同的程序语言，利克里德认为这是一个亟待跨越的障碍。这个问题极其重要，他写道，“科幻作家曾讨论过，完全没有关联的智人之间如何才能开始交流？”高级研究计划局自1962年就开始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而直到几十年后才最终找到。因为播撒了数字革命的第一批种子，利克里德有时也被称为现代计算机科学的“苹果佬强尼”（Johnny Appleased）。并不为人所知的是，利克里德还在五角大楼主管另外一个名为“行为科学计划”的办公室，其将最终承担更多与监控项目有关的奥威尔式工作。这间办公室最初源于赫伯•约克授权开展的另一个研究项目，题为“可用于国防领域的人类行为技术研究”，目的是探索在冲突中如何最有效地应用计算机或“人机系统”，其结果对于今天的影响异常深远。
高级研究计划局早期报告称，高级研究计划局希望通过行为科学计划，利用计算机“建立一座桥梁，沟通心理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因为利克里德是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高级研究计划局署长•鲁伊纳也认为他是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
行为科学计划的工作内容之一，是设想如何在国防部运用计算机作为教学手段。在1962年，这还只是个幻想，当时的计算机几乎有一个房间大小，而生产和运行计算机又要花费上百万美元。一份高级研究计划局内部报告写道：“一系列人类行为研究均与国防相关，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和计算机辅助战争模拟研究即是其中两个例子。”训练吴庭艳政府的南越军队就是个不错的实例。高级研究计划局一直在寻找让越南新兵成为更加专业的战士与高效管理者的方法，从而使他们有能力战胜共产主义。这个任务本就艰巨繁重，而语言和文化障碍更加剧了任务难度。行为科学计划背后的理念之一就是有一天计算机能够承担此类工作。
行为科学计划催生了很多项目。这些项目都以公开掩护面目示人，并且都包含高度机密成分。高级研究计划局在西贡西北约500英里的曼谷市郊秘密创办了第二个作战开发与试验中心。与越南的作战开发与试验中心一样，新中心也负责研发技术和装备，但更着重长期的反叛乱目标，其中包括利克里德的计算机辅助教学及战争模拟研究。虽然法律规定国防部修建新设施前应该通知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但该委员会和国会都不知道此事。
“就战争而言，泰国实验室代表软的一面，越南实验室则代表硬的另一面。”曾在泰国作战开发与试验中心工作的高级研究计划局官员詹姆斯•L•伍兹（James L.Woods）如此解释。
当时还有一个更为庞大的计划正在进行，至今也未曾报道过。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迫切希望高级研究计划局在世界各地创建更多作战开发与试验中心，在他看来，此举是肯尼迪总统对国家安全政策做出“灵活反应”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南亚、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叛乱组织（也称恐怖组织）的活动日趋猖獗。“灵巧计划”的一篇报告宣称，“美国需要在这些偏远地区支持有限战争”，并补充写道，“国防部长办公室正在考虑在世界其他地区建立类似的美国存在”。DAPRA将这个全球计划称为“偏远地区冲突”，并雇佣防务承包商巴特尔纪念研究所在华盛顿特区和俄亥俄州哥伦比亚市设立两家“偏远地区冲突信息中心”，专门负责跟踪曼谷、西贡以及未来所有作战开发与试验中心的研发计划，撰写总结报告并分析项目进展。早在1962年，高级研究计划局就打着“偏远地区冲突”旗号草拟计划，准备在贝鲁特和德黑兰创建作战开发与试验中心。解密的作战开发与试验中心文件曾藏于国家档案馆，但由于被错误归类，现已无处可寻。仅存的复印件存放在巴特尔研究所。虽然这些复印件的历史都超过50年，但巴特尔研究所仍拒绝公布，称“很遗憾，巴特尔的内部政策不允许公布任何巴特尔报告”。
在泰国，新作战开发与试验中心取得巨大成功。利克里德行为科学计划办公室的高级研究计划局工程师们认为，计算机可以模拟社会行为。通过收集数据并设计计算法则，人们可以分析相关数据从而建立模型。这对利克里德又有了新启发：如果计算机依靠收集的数据可以预测人类行为，这将导致什么结果？如果能预测，那就能控制。“很多工作还处于理论和实验阶段，”曼谷作战开发与试验中心的第一任主管T•W•布伦戴奇（T.W.Brudage）说，“而且当时并不是以开发硬件为目的。”布伦戴奇指的是将在新中心开展的第一批利克里德理论测试之一。这项测试名为“泰国皇家军队体型调查”，共涉及2950名泰国陆、海、空军官兵。作战开发与试验中心开展的计划都有公开掩护和机密动机，这个计划就是其中之一。泰国政府被告知，此计划目的是“采集泰国军队人员的体型信息”，用于未来泰国军队人员的“服装和装备”设计所需。高级研究计划局技术人员对2950名泰国参与者中的每个人提取52组测量数据，诸如眼高、坐高、前臂至手的长度以及脚踝周长。但同时他们还向泰国参与者提出大量个人问题——不仅包括出生日期和出生地，还包括他们的祖先、宗教信仰以及对泰国国王的看法。
“泰国皇家军队体型调查”以及其他几十份类似调查的真实目的是“数据采集和处理”。调查所得信息被送回位于马萨诸塞州纳蒂克的美军实验室计算机部。一份解密报告称，“背景信息经编码后，全部数据都根据数据表制成穿孔卡片”。“参与调查的每个对象”都会生成一个数字仿形。高级研究计划局希望建立一种模型，用于展示如何监测第三世界军队，以备将来之需。这些信息将储存在计算机中，存放于秘密军事基地。1962年的泰国局势相对稳定，但各种叛乱和暴动活动依然此起彼伏。如果泰国燃起战火，高级研究计划局将拥有泰国士兵的信息，并可以追踪其动向，可以查出类似谁叛变投敌等信息。高级研究计划局利用计算机模型可以创建算法，描述偏远地区的人类行为。利克里德认为，这些模型将可能发展为具有预测功能的计算机模型。
还有其他一些人与利克里德一起合作，共同参与可预测模型计划。其中之一是伊锡尔•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一名社会科学领域的左倾革命人士。通过为高级研究计划局服务，普尔成为首批使用计算机建模分析人类行为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并在后来成了研究大众媒体对社会影响的国际权威。利克里德和普尔联合提出一系列建议供高级研究计划局参考。他们二人说，计算机模型可用于回答很多重要问题。他们提议研究“农民的态度和行为”“若干国家的‘稳定与动荡’”以及“文化模式”。
普尔和利克里德都曾在高级研究计划局行为科学委员会工作，因而有权接触西基和唐奈的“战略村”计划研究。“他们（西基和唐奈）提供了大量有价值信息，并开启了很多前景广阔的调查领域，”利克里德和普尔写道，“但在讨论如何解决这些重大复杂的问题时，却又仅仅流于表面。”这两位行为科学家认识到，西基和唐奈收集的村民信息也能用于创建计算机模型，从而预测这一特定人群在未来战争中可以起到何种作用。“这些工具很重要”，利克里德说，能更有助于理解“条件与行为之间的必然因果关系”。利用国防部计算机系统里的基本数据能够隐蔽监控、分析、模拟村民行为。这是一种有效的指挥控制方式。
但纵观战争史，控制能力与控制欲望往往不相适应。虽然政府致力于以种种创新手段影响公众，但仍然会有军队无法控制的事件发生。接下来在越南发生的事变就造成了无法消除的严重后果。1963年5月28日，适逢佛陀诞辰2527周年，一群佛教徒齐聚顺化村举行庆祝活动。现场弥漫着抗议氛围。佛教徒当时正处于吴庭艳天主教独裁政府压迫之下。虽然顺化村村民已被告知不得悬挂佛教旗帜，但他们依然在四处挂满彩旗。到处一派节日景象，近一万人聚集在顺化广播电台，以致8辆装甲车和数辆警车抵达现场显示武力。警察命令狂欢者清场散去，但却遭到拒绝。警察使用消防水枪和催泪弹，依然不起作用。有人将一枚手雷投进广播电台走廊，造成包括4名儿童在内的9人死亡，另有14人重伤，随后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事件很快演变成南越人民对吴庭艳政府及其弟、秘密警察头目吴廷瑈表达普遍不满的催化剂。佛教徒要求拥有悬挂宗教旗帜的权利，以及和天主教徒拥有同样的宗教自由。遭到政府拒绝后，300多名僧尼聚集到西贡举行抗议游行，老僧人释广德也在其中。人群沿着西贡最繁华的大街前进，期间一直保持安静，直到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来等待。释广德莲花打坐在路中间的一块毯子上。人群围拢着他，《纽约时报》记者大卫•哈伯斯坦也在其中。有两位僧人各提一个装满汽油的5加仑汽油桶走向释广德，把汽油浇在他身上，其中一人递给他一根火柴。释广德随即擦燃火柴，点燃了身上的长袍。
哈伯斯坦亲眼目睹了释广德在西贡街头的自焚过程，他这样描述眼前的灾难：“火焰在人体上腾起；他的身体慢慢萎缩干枯，头颅烧焦变黑。”哈伯斯坦写道，“空中弥漫着焦糊的烤肉味道，人体燃烧的速度快得惊人。我听见身后的越南人开始啜泣，他们正不断围拢过来。我惊骇至极，哭都哭不出声，大脑一片混乱，忘了记录也忘了提问，手足无措，甚至无法思考……释广德始终纹丝不动，没发出一声呻吟，他的镇定和周围人们的哭号形成鲜明对比”。
自焚过程中，释广德不知何故能保持全然不动，没有扭动，没有尖叫，也没有任何疼痛表现。即便被火焰吞噬，他也仍然坐直身体，盘腿保持莲花坐姿。火大概烧了10分钟后，焦黑的躯体残骸向后倾倒。
美联社驻西贡办事处负责人马尔科姆•布朗（Malcoln Brown）用相机捕捉到了这名僧人的自焚场景。这张照片被各国报纸广泛转载。世界各地的人民都表达了愤慨，吴庭艳总统一夜之间成了众矢之的。
不过吴庭艳总统并未同情或满足佛教徒的诉求，他本人、其弟吴庭瑈以及吴庭瑈光彩照人的夫人还对佛教徒进行了诽谤。瑈夫人身着黑色套装和珍珠项链，在国家电视台发表演说，她摇着折扇，污蔑佛教领导人把释广德灌醉自焚不过是一种政治伎俩。
“那些佛教头子都干了些什么？”瑈夫人在电视上质问，“他们不过是把一个灌醉了的和尚给焚烧了……即便焚烧都没能自给自足，用的还是进口汽油。”到那年夏末，危机全面爆发。白宫建议吴庭艳总统立即与佛教徒进行和解，吴庭艳对此置之不理，并在1963年8月宣布军事管制。
10月末，美国驻南越大使亨利特•洛奇（Henry Lodge）告知肯尼迪总统，吴庭艳军队的几名将领正在策划政变。在如今广为人知的“希尔曼电报”中，总统、大使以及外交官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和罗杰•希尔曼（Roge Hillman）一致同意对政变不予干涉。电报还提及，洛奇大使还秘密向南越将军们保证，白宫认为他们的行动没有问题。
1963年11月1日，吴庭艳政府的几位将军推翻了南越政府。吴庭艳和弟弟逃到西贡市的给朗区，藏进一座天主教堂。次日，即11月2日晨，吴庭艳和吴庭瑈兄弟被人发现，两人被塞进一辆美制装甲运兵车带走，之后很快被处死。他们弹痕累累的尸体被拍照留证，随后被埋到洛奇大使房子旁的一小块空地，成了一座无名坟墓。
连越南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胡志明得知此事后都非常震惊。他说：“我真不敢相信，美国人会愚蠢至此。”
在整个南越农村，由美国国防部和吴庭艳总统合作打造的堡垒式政权开始土崩瓦解。吴庭艳政府强迫当地人建造的伪飞地是“战略村”计划的一部分，如今正被忠诚的越共成员甚至种植水稻为业的农民无情拆毁。随着“战略村”计划烟消云散，全世界的新闻镜头中都能看到农民挥舞锤子、铁锹和大棒粉碎竹墙防御工事。越共抓住这个机会开始派遣上千名战士渗入南越乡村。他们从北方南下，取道错综小径和丛林步道，后来这条路线就成了有名的胡志明小道。很快，中立的农民和越共分子就此混为一体，难以分辨。
指控系统在越南成了泡影。虽然投入数百万美元和数百人员，以及先进的装备和技术，甚至还在脱叶作战中使用了致命的化学战剂，但是高级研究计划局实施的“灵巧项目”对于遏制席卷南越的叛乱几乎没起任何作用。身处西贡的美国人也许能预见吴庭艳政府的陷落，但不可能有人预料到不久之后在地球另一端的德克萨斯发生的事情。吴庭艳兄弟被处决20天后，在达拉斯的迪利广场，肯尼迪总统在乘坐的敞篷车上遭枪击暗杀身亡。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总统继任，接过了越南这个马蜂窝。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