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程千帆先生
在南京的前辈学者中，我有幸交往较多，一再面聆教诲的，是程千帆先生。
1980年代初，我参加南京市文学讲习所的学习，所长就是程千帆先生。讲习所给我们提供的必读书中，有沈祖棻、程千帆夫妇选注的《古诗今选》。那时古典文学的选注本出版尚少，像沈、程两先生这样的学者兼诗人动手，在选、注、解题诸方面都有真知灼见的就更少了。
程先生也曾给我们上过课。记得有一次谈抒情诗，程先生深入浅出，所论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特别是对当年风靡一时的“形象思维”说，程先生冷静地指出，中国过去并没有这样的概念区别，生活本身是复杂的，有情、有事、有理，诗人下笔之际，恐怕不会做得到停止大脑的某一种思维功能，只用“形象思维”功能；在创作时，也不要以为是在写抒情诗，就排斥应有的叙事和说理，抒情、叙事、说理应该允许同时存在。在当时能说这些话，不但需要学养，更需要胆魄。
1987年9月，江苏省作协组织一批老作家、老学者沿南运河参观采风，程先生也参加了。我作为工作人员，陪同他们游览周庄、陈墓、盛泽、黎里、同里、桃源，直到乌镇的茅盾故居，一行五日，前辈风采，领略尤多。每到一地，接待人都希望老先生们能留下墨宝，于是大家便公推出程先生来。程先生也不推辞，当场挥毫，或旧诗或新作，那一笔流丽的行楷，由米字中化出，柔中有刚，清雅脱俗。更深刻的感触，是从前辈学者的随意谈笑中，让我意识到了自己文化修养的浅薄；遗憾的是我当时兴趣全在小说创作上，错失了向他们讨教的好机会。
1994年末，我偶然买到了程千帆先生的早年著作《文学发凡》，系1943年8月成都刊本，列为“金陵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丛书第二种”。适逢南京大学徐雁先生来访，我遂托他将这两册书带请程先生题签。当天晚上，徐雁先生即打电话告诉我，说程先生看到这书很开心，并兴致勃勃地谈起南运河采风的旧事。时隔七年，程先生居然还能记得我这个做服务工作的后生小辈。
程先生用毛笔，在《文学发凡》上下两册的封面上，满满地写下了题记，说明此书的版本源流：“这是我早年写的一份讲稿，曾先后用《文学发凡》、《文论要诠》、《文论十笺》三个书名，在金陵大学、开明书店、太平书店、广文书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辽宁古籍出版社印过六次。其中香港太平、台北广文是盗版。它写成于一九四三年，我三十岁，最近将其收入选集在辽宁重印，已八十二岁了！薛兵同志偶得已不易见的金大初版，因为题记之。九五年春，千帆”，后钤“闲堂老人”篆文朱印。
值得一提的是，此书的遭港台出版社盗印，还曾被作为程先生“里通外国”的罪证，严加追查，真真让人哭笑不得。
1996年秋，我参与筹办《东方文化周刊》，后主持编辑工作，至今仍为朋友们所忆念的一个举措，就是辟“东方文曲星”专栏，以当世学者文人为“封面人物”，在现时“美女如云”的期刊封面中别具一格。次年第二十四期“封面人物”，就是鹤发童颜的程千帆先生，并配发了以《继古开今滋兰树蕙》为题的专文。在组稿时，我曾与徐雁一起去拜访程先生，程先生谈道，他早将自己的藏书捐给了南京大学图书馆，最近又将手稿和往来书信等文献资料捐给了南京大学档案馆。程先生说，他屡屡看到师友身后图书资料散失，十分令人痛惜，所以决定在自己还清醒的时候，就处理好这些事情。这无疑是非常明智的。刊物定于6月20日出版，正值香港回归前夕。谈到这普天同庆的盛大庆典即将到来，程先生欣然写下了“迎香港回归”五个大字，并为徐雁书写了自己的诗作《题静海寺》：“静海前朝寺，沧桑二百年。蛮夷虽猾夏，汉帜复中天。殿宇新篁古，勋名日月鲜。凭栏望台岛，慊汝尚孤悬。”
2000年春节，我与徐雁等去程先生家拜年，把上中学的女儿也带去了。我觉得应该让她们这一代人，也能有亲近前辈学者的机会。程先生很喜欢孩子，听说女儿的小名叫早早，更加高兴，说到他的外孙女小名也叫早早，而沈先生曾做有长歌《早早诗》，风趣中颇见辛酸。程先生的外孙女得此名是因为8月而生；内子为女儿取这个小名，则是因为孩子生得晚，我们夫妻俩都已过了而立之年。而我们这一代人的孩子生得晚，是与社会动荡密切相关的。
程先生拉了孩子的手，问她的学习情况，并且一定要送她一件礼物作纪念，后来就将茶几上的一件纪念周恩来总理的铜质包金工艺品送给了孩子，托架上的圆章，正面的浮雕是总理的半身像，背面是总理的手迹，“艰苦奋斗，不怕困难”。我们谈话时，女儿一直静静地坐在旁边听，对这位银发老爷爷的风华神采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也很珍惜程先生的这件礼物，一直放在写字台的右上角。
那一天，程先生的身体还是那样康健，情绪又是那样开朗，谈笑风生，反应敏捷，嗓音洪亮，让人完全没有先生暮年之感。一个多小时中，程先生说得多，我们听得多。程先生谈到他六十余年的治学经历，谈到他在校雠学上的贡献。他谦虚地说，他的老师中，有研究东方校雠学的，也有研究西方校雠学的，他的工作，只是将东西方的校雠学融会贯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段话，程先生说，他在三十岁以前，因为读得书少，是很敢写文章的；可是到五十岁以后，就不大敢写了，因为书读多了，明白要把文章写好不是容易的事情。
我虽也已年过五十，也许是因为被文化大革命耽搁了十年吧，有时还不得不写得很急，读书的时间则太少，结果每一本新书问世，几乎都会有遗憾的地方。这是值得认真反省的。
没想到四个月后，程先生竟与世长辞。参加悼唁活动时，看着照片上笑意慈蔼的程先生，我忽然想到了从未见过的沈先生。他们都将骸骨留在了异乡。出生于江苏的沈先生，将骸骨留在了不能厚待她的武汉，似乎是要让人们永远记住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而出生于湖南的程先生，将骸骨留在了厚待他的江苏，则似乎是要让人们记住，中国文化史上终于回归的光明。
春季到台北来看雨
和台北有关的歌，我能记得的只有一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孟庭苇缠绵的演唱，竟真的会让人萌生念头，要挑一个冬季，去台北看雨。
不是冬季。我们来到台湾，正当雨纷纷的清明时节，在台北四天里，竟有三天是阴雨连绵。
雨中的台北，略显忧郁。街边的多层建筑，像洗干净的旧衣裳，于朦胧中触动心底某个隐秘的角落，令人暗生怜惜。相比南京现今“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冰冷楼厦，台北反给人似曾相识之感。
我们的住地，紧邻着台湾大学。第一感觉，就是那座校门也太小了，远不及南京诸多小学的校门。走在作为台大标志的椰林大道上，未必是因为雨天的阴凉吧，行色匆匆的男女学生，衣着都很朴素。自由伸展的高耸椰树间，一座简单的钟架，悬着一只小小的铜钟，宛似旧时乡村学校的信号钟，这就是纪念前校长傅斯年先生的傅钟了，说明牌还没有一张报纸大。而不少路口立着半人高的醒目标志，只允许步行和自行车通过，拒行机动车，体现出对生命的高度关爱。
晚间，满街华灯绽彩，穿透薄纱般的雨幕，好像迷蒙的都市睁开了眼睛，闪烁出台北的另一副面孔。宽敞的主干道两侧，一排繁华商铺背后，就是条条迷你小巷，遍布饮食店和各种小商品店，漫步着悠闲的行人，弥漫着市井的温馨。吃一顿便餐，比南京还便宜些。市民们对素不相识的游客都能热情相待，让我不觉忆起南京早年的淳厚民风。店铺门前多有雨伞架，最简单的就是一只塑料桶，没有人看管，进店前随手把伞插进去，绝无丢失之虞，也给人回家的感觉。
去年8月，夏潮基金会董事长宋东文先生，组织十一位台湾作家到江苏采风，分手时曾相约台北再见。果然，潇洒飘逸的小说家东年，笑对历史与命运的诗人黄克全，诗歌与摄影双栖的路寒袖，真正以写作为生的专业作家钟文音……我们抵达台北的当晚，大家就又欢聚一堂。第二天参加座谈的台湾作家，有长期主持《文讯》的封德屏、经理《印刻文学生活志》的田运良、主编《幼狮文艺》的吴钧尧，这几本杂志，都是我在内地曾经读到，并留下深刻印象的；几位女作家明确的女性意识，也显示出社会的开放。而两岸作家的共同话题，则是对当下文学与出版状况的不无忧虑。其实，文学必然会前行，困惑的，只是作家的选择与命运。
冬季来看雨的年轻人惋叹，失去恋人，熟悉的城市也会变得陌生。我们却借着重逢旧雨，结识新雨，自然而然的，与这座陌生的城市，生发了情感的联系。
难得的一天见了太阳，像儿时歌谣里唱的，蓝蓝的天上飘着白云。而台北城市色调的稍见陈旧，也就被证明了并非全是阴雨的缘故。台北当然不乏高楼，但百米以上的超高建筑不多，也远未到密集的程度，城市空间显得相当宽舒，游人的视域很少遭蛮横切割和压抑。我们几度乘车穿城而过，没见到建房挖路的工地，也几乎没有遇到拥堵。城市前行的慢节奏，并不影响宜居的舒适度，也无损于城市的凝聚力。
依然是微雨中，年轻的台北书友陈逸华和林彦廷开了车来，领我和傅晓红去九份做半日之游。九份是个观山看海的好地方，可惜此时，近山远海，都困在浓云密雾之中了。从照片上看，朝霞暮霭，云淡风轻，无不凸显九份的海山变幻；只是须得安居静守，才有缘领略个中妙处。当然我们也不虚此行，九份不但较多地存留着旧日的建筑风貌，也较好地保存了淳朴的台湾风情。它有些像江南水乡的古镇甪直，又因为倚山而建，层层叠叠，移步换景；更难得的，是全不见某些开发过度景点的商俗粗鄙，浓郁的文化情调仿佛从骨子里生发出来。
返回台北的途中，我们在基隆品尝庙口小吃。环绕着小小的奠济宫，密密麻麻几条街，虽是雨天，游人吃客摩肩接踵。许多店铺是敞开式的，与邻家食桌相依，而各家有各家的绝活，不必担心会被别人抢了生意去。此情此景，让我不由又想起三十年前，南京城南随处可见的小吃店摊。
历经几度“老城改造”的南京人，常常无奈地絮叨失落的家园，尽管清楚地知道已无法回到从前。意外的，在异乡的雨中，我竟一再被唤醒了往昔的记忆，触动旧时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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