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丛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反思》为社科院国情调研的成果报告。2011年8月和2012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国情调研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课题组先后在内蒙古、黑龙江等地进行了国情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丛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反思》包括对呼伦贝尔草原的调研、对黑龙江湿地的考察，在齐齐哈尔与齐一数控有限公司的座谈、在黑龙江大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发展、在伊春对林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调研与座谈等。为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提供了背景支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与现实问题研究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思考
民族文化传承创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国情调研报告
一 呼伦贝尔市区域概况
二 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工作进展情况
三 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中存在的问题
四 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对策建议
五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民族文化传承创新
草原生态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呼伦贝尔草原生态建设调研报告
一 呼伦贝尔草原生态保护与建设现状
二 呼伦贝尔草原产权制度变迁与生态建设
三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思想指导草原生态建设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
——以齐齐哈尔市为例
一 齐齐哈尔市老工业基地发展现状
二 需要国家支持的依据和必要性
三 发展定位与目标
四 老工业基地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理论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组赴黑龙江大学之行
一 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家重点（培育）学科简介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的总体问题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形态研究与诉求语境
四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理论与实践的张力与互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国情调研考察报告
一 实践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二 理论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探讨的成就与问题
三 展望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建议和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林区的可持续发展
——以黑龙江省伊春市为例
一 伊春市基本情况
二 伊春林区建设的历史经验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伊春的可持续发展
四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阈中的“伊春问题”
五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阈下的“伊春模式”
附件：伊春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丛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反思》：
三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思想指导草原生态建设
据资料显示，我国草地资源退化严重，全国已有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并且每年仍在以200万公顷的速度递增。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的关系，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启示。而实际上，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实践、改变世界的性质而言，能否在生态恶化的大背景下发挥其理论指导作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思想的要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近年来受到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在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气候变暖等一系列生态问题逐渐凸显并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大背景下，对切身生存利益的关注自然成为生态马克思主义逐渐流行的最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对生态马克思主义追根溯源的全面研究，引发了人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并使从生态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与发展的重要路径。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相结合，将理论研究与生态问题的解决紧密结合起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重要体现。有学者曾经指出：“无论现在的生态环境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情况多么不同，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他的方法、他的解决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问题的观点，在今天仍然是非常现实而有效的。”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哲
学生态思想的研究著作和论文也可谓汗牛充栋、蔚为大观了，从整体及现实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思想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一方面，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环境对人类实践具有制约作用，从根本上来说，人与自然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所以恩格斯才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改造自然，也就是说人类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进一步改变人与自然的这种统一关系，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现实的、历史的统一。因此，如何摆正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成为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关键点。恩格斯曾经指出：“归根到底，自然和历史——这是我们在其中生存、活动并表现自己的那个环境的组成部分。”我们在对待自然时，首先要遵循自然规律，要做自然的主人的话，首先要做自然的守护者。其中，人类劳动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但是人类劳动对于自然而言具有破坏性的一面，特别是在人类还没有树立起正确的生态思想的条件下，如此一来，人类之于自然的劳动越多，对自然造成的破坏就越大，所带来的生态问题也就越多。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主导着人类劳动方式和模式的条件下，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且是最为重要的生产力，在增加人类财富的同时，也逐渐成为环境破坏和生态问题的元凶。有学者将科学技术的革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和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认为，如果不尽快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任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无法阻止人类即将面临的环境危机，甚至科学技术发展得越快，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也就越大。
当然，人与自然的矛盾归根结底是人与人的矛盾，从本质上来说，生态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要合理解决生态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除遵循自然规律外，还需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构建合理的社会制度。这也就是我们在上一部分考察草原产权制度演变史的原因所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因此，要想真正解决生态问题，就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有些学者将环境问题与社会正义和制度改革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认为，如果我们想要在追求社会正义的同时，保护并改善我们的环境，就必须对指导我们的原则和我们为实现这一目标所要实行的制度进行深入的思考。这一思考路径也正是我们将草原产权制度的演变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程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特别是在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和谐社会，既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也包括人与社会的和谐，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类社会的科学、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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