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的智慧_张岱年主编、方立天副主编、刘笑敢，程宜山，陈来著_9787101127027

　　《中华的智慧》收入从孔子到戴震的三十五家古代哲学家（个别是哲学著作，如《周易》），从中总结、提炼出他们思想中极具有贡献与闪光点的精华，尤其是对后人有所启迪之处，进行介绍、阐述，使读者对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思想智慧有一个系统全面的了解，也可以藉此对现实生活有所启发与指导。本书体现了中国传统优秀思想领域中，各派思想家的智慧的相互融合、兼收并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辩证发展的历程，正是在这种思想的融会碰撞中，*终形成了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特殊贡献的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另外，本书对这些哲学家生平有生动的介绍，每篇之前配有哲学家的插图，也是更立体形象了解其人的很好的方法。所以，此书又具有当下意义，尤其是现在传统文化受到重视、提倡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的背景下。

西方所谓哲学的原义是爱智，爱智即追求智慧。何谓智慧？智慧即对于真理的认识。西方哲学追求智慧，所以西方哲学所取得的成果可谓之西方的智慧。中国古代哲人志在闻道，道即真理，亦即最高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代哲学家所提出的创造性见解，亦可谓之中华的智慧。

智慧有不同的层次。普通的智慧可谓实用的智慧，即处理一般疑难问题的智慧。《战国策》记载春秋之末晋国贵族知伯与赵襄子的斗争。赵襄子抗拒知伯的要求，知伯决水灌晋阳，围晋阳三年。城中粮食将尽，赵襄子对张孟谈说：粮食匮，城力尽，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张孟谈说：臣闻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则无为贵智士也！（《战国策·赵策一·知伯帅赵韩魏而伐范中行氏》）于是设法出见韩、魏之君，共攻知氏，取得了消灭知伯的胜利。这个故事说明，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救亡图存、转危为安要依靠智士的智慧。智慧之所以可贵，在于有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妙用。这类解决危难问题的智慧，虽然和哲学有关，但还不是哲学所追求的最高智慧。我们这本书所讲的智慧，基本限于哲学智慧。

哲学所追求的最高智慧是关于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的解答，这就是中国古代哲人所讲的道。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道的学说包含哪些智慧呢？

孔子自述学术宗旨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孔子是以好学自许的，学的目的在于闻道。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可见他对于道的重视。孔子在当时以博学著称，直到战国时期，孔子仍被认为是知识最多的人。《庄子·秋水》河伯与北海若问答的寓言中，河伯说：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可见一般人以孔子为多闻的典型。但是在孔子，博学多闻只是求道的途径。《论语·卫灵公》记载：子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又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孔子的一以贯之即其道之所在。孔子又自称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下学即致力于多学而识之，上达即达于一贯之道。

老子也宣扬闻道，他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老子》第四十一章）庄子亦讲闻道，《庄子·大宗师》设为寓言说：南伯子葵问乎女曰：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闻道矣。儒家、道家都以闻道为目的，但他们求道的方法有所不同。儒家以为道与学是统一的，要通过博学来求道。道家则把道与学对立起来。老子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老子》第四十八章）《庄子·外篇》更宣称无思无虑始知道（《庄子·知北游》）。道家认为这无思无虑的知才是最高的智慧。

中国哲学所谓的道，具有不同层次的含义，道指真理，亦指真理的客观内容，即最高的原理、原则。这最高的原理、原则又可分为若干层次：人生之道，自然之道，致知之道。

人生之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中心议题。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这道指人生的最高原则。人生之道亦即人生的智慧。孔子论知云：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这就是说，人生的智慧在于提高道德觉悟，而不必注意鬼神问题。孔子这句话表现了一种重要倾向，即不从宗教信仰来引出道德，而认为道德与鬼神无关。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倾向之一。这确实表现出很高的智慧。

孔子所提出的最高原则是仁，仁的主要含义是爱人，亦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一原则含蕴一个基本前提，即承认别人和自己都是人，这可以谓之同类意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但肯定别人也是人，还要求协助别人共同提高生活。应该承认，这是一项深湛的思想。孔子曾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孔子肯定了人与人的同群关系。但是孔子在肯定人与人的同群关系的同时，又承认人与人之间的贵贱等级差别。这表现了仁的阶级性。孟子也宣扬仁，肯定人与人是同类，但又断言：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这是儒家学说不可克服的矛盾。所以儒家所讲的爱人是不彻底的。虽然如此，仁作为一个道德原则，在历史上还是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

阐发人生之道，必然要涉及人生价值问题。社会上的贵贱等级是世俗的价值差别。儒家虽然承认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区分，但又认为，一个人的价值与一个人在社会上的贵贱地位并非一事，处于高位的贵族未必具有真正的人格价值，处于下位的平民可能具备较高的人格价值。孟子提出天爵良贵之说，他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告子上》）又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孟子·告子上》）天爵对人爵而言，良贵对人之所贵而言。人爵即人之所贵，这种贵是可以剥夺的。天爵即贵于己者，这是不可能剥夺的。良贵就在于道德觉悟，这是不以官爵高下为转移的。孟子更提出大丈夫的标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这树立了崇高的人格典范，在历史上起了激励人心的巨大作用。

儒家虽然承认天命，但不废人事。孔子自述生活态度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表现了积极有为的精神。传说孔子晚年著《易传》（即《周易大传》）。据近代学者考证，《周易大传》当是战国时期的著作，是孔子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周易大传》提出两条非常重要的人生原则，一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一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自强不息揭示了人类生活的内在本质，人必须积极努力、奋发向上，充分实现固有的潜在能力。厚德载物表达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人与人之间应相互关怀，敦厚宽容。《易传》的这两句名言，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凝结了儒家学者的深湛智慧。

先秦哲学中曾讨论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管子·牧民》中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名言。《论语·子路》记载孔子的一个故事：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从这个故事来看，孔子是认为治理国家应先富之然后教之，即先解决物质生活的问题，然后再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从社会生活来讲，应该如此。孔子又认为，从个人修养来讲，应努力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而不应先追求物质需要的满足。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的弟子颜回遵守孔子的这些教导努力实行，孔子赞美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孔子、颜回的这种生活态度，宋代哲学家周敦颐称之为孔颜乐处。周敦颐加以解释说：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通书·颜子第二十三》）又说：发圣人之蕴，教万世无穷者，颜子也。（《通书·圣蕴第二十九》）周氏弟子程颢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二程集·遗书》卷二上）孔颜乐处是宋明理学经常谈论的重要题目。理学家把孔颜乐处看作精神修养的最高境界。这里要区别两个问题，一是社会生活的问题，一是个人修养的问题。关于社会生活，应肯定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关于个人修养，应强调道德的自觉。孔子论治理国家，主张先富之而后教之；论道德修养，赞扬虽贫而乐。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补充的。

墨家论人生之道，与儒家不同。儒家所谓仁是由己推人，由近及远；墨家则主张爱无差等的兼爱。兼爱的原则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墨子虽然反对差等，但是还没有提出废除等级差别的要求，兼爱的理想境界是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贫富贵贱的区别还是存在的，只是不相欺凌、和睦相处而已。墨家关于人生的独特见解是肯定人类生活的特点在于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禽兽麋鹿等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水草以为饮食，人与此不同，农夫必须耕稼树艺，妇人必须纺绩织纴，才能获得衣食之财，士君子亦必须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以听狱治政，才能保持国家的安宁，否则国家乱而社稷危矣（《墨子·非乐上》）。墨家可以说初步认识了劳动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这也表现了高度的智慧。

道家论人生之道，又大异于儒、墨两家。道家指出，所谓是非善恶都是相对的。《庄子·齐物论》云：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仁义是非的标准是难以确定的。《庄子·胠箧》篇云：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仁义是可以盗窃的，仁义可能成为权势者利用的工具，那还有什么真正价值可言呢？庄子以为人生应超脱一切得失的考虑，从而达到无忧无虑的精神自由，这种境界，庄子谓之悬解。庄子说：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庄子·大宗师》）县通悬，人生受到种种束缚，譬如倒悬。摆脱了各种束缚，就如倒悬之解，就得到最大的自由了。道家指出了道德的相对性，这具有深刻的意义，表现了高度的智慧，但是道家提不出足以代替儒、墨学说的具体方案。虽然如此，道家的悬解之说表达了人民要求自由的深切愿望。

关于自然之道，中国古代哲人提出了哪些深湛观点呢？

春秋时期，人们已经区别了天道与人道。所谓天道，指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当时天文学是和占星术相互结合的，所以天道也含有天象变化与人事祸福的联系之义。春秋末期郑国进步政治家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意谓天象变化与人事祸福的联系是难以推测的，应该重视人道。孔子很少谈论天道，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老子对于天道观念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在当时，一般人都承认人类生存于天地之间，天是最高最大的存在。老子提出了天、地起源的问题，认为天、地也有一个开始，还有比天地更根本的，老子名之曰道。老子承认天有天之道，人有人之道，而在天道之上还有先天地生的永恒的道。天地万物都是相对的，在一切相对的事物之上，还有一个绝对，就是道。老子提出超越一切相对的绝对，把理论思维提到一个崭新的高度。老子认为道是最高的实体，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所谓道法自然，即谓道以自己为法，道是自己如此的。

老子更提出反者道之动的命题，意谓反是道所含蕴的运动方式。这里反有二义：一是向相反的方向转变，二是回到原来的始点。老子阐发了事物相反相成的关系，如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老子》第二章）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老子》第四十二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老子阐发了许多对立转化的事例，表达了深湛的智慧。

老子强调柔弱胜刚强（《老子》第三十六章），他举水为例，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第七十八章）。在一定条件下，柔弱可以胜刚强；但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刚强也能胜柔弱。老子提出以柔克刚的策略思想，虽然闪耀着智慧，却是不够全面的。

《周易大传》提出了关于刚、柔的全面观点。《周易大传·系辞上》认为刚、柔犹如昼夜，是相互转化的。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因而既应了解柔可胜刚，又应了解刚可胜柔。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周易大传·系辞下》）《周易》更以刚、柔作为事物对立两方面的统称，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周易大传·系辞上》）。于是提出了对立两方面的相互推动是变化的根源的深湛观点，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周易大传·系辞上》），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周易大传·系辞下》）。《周易》所谓的刚柔，既指《易经》中对立的卦象，亦指事物中的对立面，因为卦象本是事物的象征。

《周易大传·系辞上》提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重要命题，阴阳指对立的两个方面，一一指对立两个方面相互推移、相互转化的关系。这所谓的道指天地万物的普遍规律，与老子所谓的道意义不同。一阴一阳之谓道即谓对立面相互转化是世界的普遍规律。这是一项非常深湛的思想，是智慧的结晶。《周易大传》又云：生生之谓易。（《周易大传·系辞上》）易即变化，变化即生而又生。张载云：生生，犹言进进也。（《横渠易说·系辞上》）《周易》的哲学可谓变易哲学。

《周易大传》中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确实凝结着深邃的睿智。

张载进一步发展了《周易大传》的阴阳学说，提出了关于对立统一的深湛观点。张载说：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两体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张载集·正蒙·太和》）又说：感而后有通，不有两则无一。故圣人以刚柔立本，乾坤毁则无以见易。（《张载集·正蒙·太和》）两即对立，一即统一。无对立即无统一，无统一亦无对立。对立与统一亦是相互对立而统一的。张载还提出两故化的命题，肯定对立是变化的源泉。这是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简明概括。

中国古代哲人还讨论了道与器的关系、体与用的关系等问题。

……

罗素的《西方的智慧》是个人专著，我们这本书却是几个人合写的。罗素的《西方的智慧》插图丰富，图文并茂。我们这本书仅有少量的画像，这都是不能和罗素书相比的。但此书的写作缘起是由罗素书引发的，所以在此不能不提到罗素的那本名著。此书虽系集体撰写的，仍难免错误，希望读者同志们予以指正。

　　　　　　　　　　　　　　　　　　　　　　　　　　　　　　　　　　　　　　　　张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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