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别林:我的环球之旅_查理·卓别林_9787020123438

1931年2月到1932年6月卓别林做了一次环球旅行。其间，他写了一系列游记，连载于《妇女良伴》杂志（1933年9月到1934年1月）。但直到现在这些游记才*次集结成书。《卓别林：我的环球之旅》是卓别林*次公开发表文章，也是他文学创作的开始。同样，这也是卓别林开始关注政治时事的一个转折点，这次旅行之后，他的写作和电影创作都开始表达他对政治的看法。

旅行中，卓别林与很多名人会面，有丘吉尔、甘地、爱因斯坦等，他后来电影的创作灵感由此而来：《摩登时代》《大独裁者》《凡尔杜先生》和《纽约王》。他对这次旅行经历的精彩描述，展现了他银幕角色之外的另一面。

前言

哑剧界发生了一场重大变革。一位天才演员在他最近一部电影中用哑语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能满足观众的各种需求，表演自始至终非常轻松自然。我们可以想象，在电影里一个脸上化着妆的小丑在日内瓦街头无声地乞讨奶黄饼，结果换来的却是有毒的瓦斯；镜头转向哈尔滨，他坐在一个火药桶上，脚上穿着大号的平底鞋踢着一个大桶，同时向几位军官炫耀如何取胜，这里汉语的声音效应制造出良好的观影效果；他在俄国的田野里开一台苏联式拖拉机；在印度他将一块布缠在腰上；他手拄一根易折的拐棍，脱下那顶破旧的圆顶礼帽进入一家美国银行。他以往扮演的角色永远都是沉默不语、面带沉思、滑稽风趣的人物。

《纽约时报》

1932年4月15日

正如《纽约时报》的新闻评论员在上述摘录中写到的，查理·卓别林经常与电影角色（小人物）合为一体，而且全球各地的观众也觉得他表演的角色非常入乡随俗。他在美国居住长达40年之久，并于1921年和1931年至1932年间进行了两次旅行1，这两次旅行的原因是当时他拍摄的电影面临着巨大风险，报纸上还刊登了他大量的私人丑闻。在这种情况下，卓别林决定到国外旅行。

卓别林于1921年动身前往伦敦，此时他刚刚执导完首部特色喜剧片《寻子遇仙记》。这部电影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正如查理·卓别林指出的那样，这部电影是继前两部观众反响较差的电影《光明面》和《快乐的一天》后拍摄的；第二，当时报纸上接二连三地刊登了质疑卓别林演技的文章，比如《是否卓别林式的时尚已过时？》（《戏剧》1919年10月号）的作者指出，卓别林的魅力在于无休止地重复扮演的角色，反对将卓别林视为伟大的艺术家，原因在于他根本不具备艺术家的资格。

此外，这部电影不仅长达六卷，而且敢于冒险大胆尝试在喜剧场面中加入悲情的成分2。另外，卓别林当时正从首次离婚丑闻中恢复过来，他同女演员米尔德丽德·哈里斯的离婚手续于1920年8月办理完毕。尽管马兰德3提议，媒体在报道卓别林离婚之事时最好能温和一些，但是美国的《德梅因星期日纪事报》（美国爱荷华州梅德因）还是用满满两个版面报道了米尔德丽德·哈里斯出庭时所做的法庭证词4。这篇报道因获得国际名人中心的授权而转载在美国中部的各大出版物上，这让卓别林真正成为跟他在电影中扮演的角色不相符合的另一个人了。

卓别林在1931年至1932年间进行的旅行也是由于这种相似的外部环境促成的。他出发前刚刚发布了影片《城市之光》，尽管这部影片中使用了同步音轨设备，但基本上还属于一部无声电影。1931年，音响技术已在电影行业应用了五年多5。所以，卓别林在这部电影上所冒的风险可想而知，以下证据足以证明这一点：为了让这部电影得以上映，他不得不亲身前往好莱坞和纽约寻找播映场地；为了让这部影片能在加利福尼亚洛杉矶上映，他不惜大力资助冈比纳在当地百老汇建造洛杉矶剧院；而且，他不听合伙人的建议，擅自在纽约租下了乔治·M.科汉剧院放映这部影片6。在自己的私生活里，他刚刚经历了两桩丑闻风波，第一桩即与第二任妻子丽塔·格雷的离婚诉讼案件，这场案件持续了很长时间，卓别林也备受折磨；第二桩就是他欠缴美国国税局的税款案件，这两桩丑闻于1927年接连爆发。暂不论新闻报刊是如何报道卓别林哈里斯离婚内幕的，仅仅就卓别林格雷离婚案本身就让双方当事人立场分外鲜明了。许多学者认为，公众依据自身的教育水平和经济收入分成了两派，这种情形至少在美国是如此7。丽塔的离婚控诉材料编辑成一本小册子，就像其他刊登各种社会丑闻的杂志一样在街头巷尾兜售。受到媒体的影响，公众开始选择站在哪一边了8。支持卓别林的是他在艺术和学术领域的同行们（包括出版界的许多人），反对卓别林的是妇女团体和那些自以为拥有道德正义感的美国中产阶级。然而，在欧洲却没有这种明显的划分，因为大多数人拒绝按照这种人性的具体弱点来评判卓别林的艺术成就。一篇名为《远离爱情》的文章于1927年9月刊登在《欧洲快讯》上，这是由31位欧洲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向公众介绍他们对卓别林所处困境的看法，他们包括路易·阿拉贡9、安德烈·布勒东10、马塞尔·杜尚11、马克斯·恩斯特12、曼·雷13等人。

卓别林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就在此时此刻这个天才般的人物彻底输了，所有人都对他嗤之以鼻，虽无惩罚却惨遭毁灭。所有的言语都无济于事，只能用沮丧、消沉来表达愤慨，这满足了一小撮卑鄙恶毒的小资产阶级的口味，迎合了大众臆想出来的虚伪心理，这简直就是潦倒的生活。当美满的婚姻面临破裂时，天才在法律面前一无是处。然而我们都知道，天才在法律面前从来都是一文不值，一向都是如此。

美国政府选择在这个不合适的时候（准确的日子是1928年1月20日）起诉卓别林欠缴税款，查封没收了他所有的资产，包括他经营的电影公司。1931年，虽然《欧洲快讯》中列举的卓别林的不幸遭遇极大地削弱了普通公众对他的愤怒情绪，但是这种情绪并没有消失，反而随时会如火山般突然爆发，这让《城市之光》的放映变得越发紧张了。就像我试图描述的这样，这两部影片（1921年《寻子遇仙记》和1931年《城市之光》）非常重要，卓别林在这两部影片中进行了一种新的尝试，这种尝试可以让他功成名就，也可以让他身败名裂。所以，这两部电影就需要大力宣传，而且还要采取一种前所未有的宣传方式，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就是在这个时候，卓别林撰写的游记力挽狂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两次旅行后，他分别出版了一种宣传式的游记：《我的国外之旅》（1922）和《卓别林：我的环球之旅》（19331934）。

历史背景

卓别林于1931年2月初动身前往世界各地旅行，这时世界各国正巧陷入社会经济政治危机中，德国希特勒煽动民众反对自20世纪20年代晚期签订的《凡尔赛条约》。英国驻柏林大使贺拉斯·兰伯尔德爵士（曾于1931年3月陪同卓别林一道前往柏林的一家剧院）于1929年3月在给他的财务顾问的备忘录中警告说，如果战争赔款已经达到了谣传的两百万马克，那么政府内部就会出现不同意见，这或许会导致新一轮选举（引自吉尔伯特14）。德国的纳粹分子和其他政治团体越来越不愿意承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心理负疚感，况且德国本身也无法继续支付赔款。事实上，金本位制给世界各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正如卡罗尔·奎格利15指出的：据估计，20世纪20年代世界上金子储备每年需要增加3.1%，这样才能维持世界各国在金本位制下经济的稳定发展。然而1920年后，金子的产量低于这个百分比。这种看法与国际联盟的意见是一致的，后者认为，目前世界各国实行的金本位制将会导致淘金热及接踵而来的金子短缺现象。事实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黄金在各国之间的分配就已经出现不平衡现象，这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经济体系已暴露出了一些弊端。实际上，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施的贷款政策未能令美联储实行上述做法，原本美联储打算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越来越多的贷款流入股市投机商的手里。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市崩盘，进而影响波及世界其他地方。奥地利、英国等国及整个欧洲经济于1931年陷入了经济大萧条时期。

这本《卓别林：我的环球之旅》最有趣的地方是，1931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卓别林却成为许多社会重大事件和人们关注的焦点。当年2月，卓别林赴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16别墅进行拜访，并对首相阁下说，他赞同发放失业救济金。卡罗尔·奎格利认为，他在与第一任工党出身的首相谈话中提到了英国议会于1929年能够阻止美国股市崩盘的命运，因为英国人会在他选举胜利后，立即将资金汇入美国。2月26日，卓别林出席了丘吉尔在查特韦庄园举办的晚宴，当时几位年轻议员也在场，卓别林提到列宁和甘地都没有发动革命，当时离甘地从总督欧文勋爵的监狱里释放出来（3月4日）还有一些时日，后来甘地承诺停止国内的不合作运动后才重获自由。卓别林也无法预测，1931年17的金融危机于当年夏末席卷伦敦，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成立第一届国民政府，这与卓别林给麦克唐纳首相提出的建议不谋而合。国民政府由四位保守党员、三位工党党员和两位自由党党员组成。正如奎格利所言：

当时的英镑不堪一击，主要有以下五个原因：一、英镑被高估；二、英国的生产成本相比市场价格缺少更大的灵活度；三、黄金储备量极少；四、当时通货紧缩严重，公共负债过重；五、伦敦短期国际股票的债务已超出资产额数倍（资产额为一亿五千三百万英镑，债务已达四亿七百万英镑）。

法国和美国分别于7月和8月借款给英国一亿三千万英镑，想借用美元和法郎在英国市场上的流通阻止英镑的进一步贬值。但是，黄金仍旧流向国外，两个月内就已达两亿英镑。9月18日，卓别林返回伦敦时，美国和法国已拒绝继续借款给英国财政部。同时，这场金融危机迫使英国于9月21日停止使用金本位制，此后一个月，卓别林还见证了英国保守党阿斯特子爵夫人18当选。在此次选举中英国保守党赢得多数席位，却决定保留拉姆齐·麦克唐纳领导的国民政府，旨在维持社会的稳定。

自此以后，世界各地不再拥有统一的经济体制，而是形成了两种经济格局，即以英国为中心的英镑集团和以美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瑞士为主的黄金集团。然而，英国并没有因为放弃金本位制而实现经济复苏，多亏了实行通货紧缩政策才得以度过经济萧条时期。直到1933年，英国物价再次上涨，失业率增加，经济复苏进程才缓慢下来。

当卓别林于1931年3月9日至16日抵达柏林时，希特勒于15日向所有纳粹党官员做出指示：农民从骨子里仇恨犹太人，他们对服务于犹太人的英国共济会也存在着敌对的情绪，我们必须将这种情绪煽动到极致。（引自吉尔伯特）卓别林是否亲眼目睹了自1930年以来纳粹党人对犹太人不断实施的暴力行动？他是否意识到了德国的失业人员已达五百万？就在他打算从柏林前往维也纳之前，德国总理布鲁宁宣布与奥地利结成关税同盟，这个提议没有得到国际联盟和设于荷兰海牙的仲裁法院的首肯，这个决定也导致了类似美国黑色星期四19的金融危机。随后，德国和奥地利两国还发表了一场联合声明，导致法国从奥地利信贷银行撤出了全部资金。5月11日，奥地利信贷银行通知奥地利政府，它已经不能正常运转。正如马丁·吉尔伯特所写：起初是奥地利，紧接着就是德国和匈牙利，它们都陆续陷入银行危机中，上百万小投资者身无分文。巧合的是，卓别林已拜访过德国国会大厦里的几位议员，其中就有德国部长约瑟夫·维尔特20。几周后，由于不信任投票数稍微多于通过的票数，德国总理布鲁宁不得不关闭了德国国会，而关闭时间长达七个月（于3月31日开始闭会）。

当时，甘地正在参加9月8日在圣詹姆斯宫召开的圆桌会议，并于9月22日会见了卓别林。圆桌会议于12月1日闭幕，无果而终。甘地恐吓道，印度国民运动和英国政府将分道扬镳，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久将继续开展下去。有趣的是，甘地以前从未看过卓别林的电影，可是他的支持者们建议并安排了他同卓别林的会面21。甘地想从这次会面中了解什么？卓别林会因此次见面受到英国政府的关注还是责难？甘地于12月28日返回印度，因在国内继续开展不合作运动于1932年1月4日再次被捕入狱。

尽管卓别林在《卓别林：我的环球之旅》中从未提到日本已于1931年就开始不断制造事端，加紧对中国的侵略。9月18日，驻扎中国满洲里的日本军队以日本中村队长被杀为由占领了奉天22。数月后，卓别林同他哥哥一起抵达了日本神户。在卓别林访日期间，日本自民党首相犬养毅遭到暗杀（他曾希望制定对华友好政策），不久卓别林发现，首相妻子在他逗留日本期间也处于危险中。尽管如此，卓别林还是设法拜见了新任首相斋藤实，并于1932年6月2日启程离开日本。

之后，卓别林于6月16日返回到洛杉矶，当时在瑞士洛桑正召开关于战争赔款的国际会议。7月9日，会议接受了德国提出的所有要求，赔款要求中各方持保留态度的唯一条款就是那微不足道的3000马克。卓别林在旅途中对各地的经济进行了抨击，他的建议并没有引起劳合·乔治23和菲利普·沙逊24的重视，所以又有谁会采纳他的建议呢？25卓别林曾倡议26，英国废弃金本位制是最佳的做法，终止德国战后赔款的做法也是不错的建议。但是1932年年中，这种做法未能遏制由希特勒及其党羽煽动起来的德国民众心中的愤怒和复仇情绪。

卓别林出版的游记

卓别林的两本游记本质上是一种宣传工具，所以人们理所当然会将这两本游记同他拍摄的电影的商业性联系起来，我们也可以从他撰写的自传中猜出这一点。书中说，他以前就有做生意的想法，书里面这样写道：我心里都快变成商人了，总是想着一些做生意的计划。我看着空荡荡的商铺，心里盘算着如何才能赚钱，卖鱼、卖薯条，还是开杂货店？所以，那时卓别林在欧洲旅行中宣传他最新的电影，这种做法不足为奇，这两部电影分别是《寻子遇仙记》（1921）和《城市之光》（1931）。《我的国外之旅》讲述了卓别林在旅行中第一次将影片带进了德国，他还出席了第一场首映式27。查理·卓别林电影公司在这段时期的往来信件说明，第二次旅行目的地的选择也是出于《城市之光》首映式的考虑，届时卓别林也会亲自出席首映式，这样做就会增强现场的热闹气氛。卓别林电影公司欧洲联合艺术家代表鲍里斯·艾维林诺夫在当天（1935年12月12日）写完并寄给卓别林和欧洲联合艺术家纽约办事处的代表亚瑟·凯利的信中保证，只要是我们这位伟大的天才巨星查理出演，就能轻而易举地重获观众的喜爱和热情，28这与卓别林于1931年至1932年的旅行中进行的宣传不谋而合，那时艾维林诺夫将这次旅行称为一次宣传查理的旅行。卓别林设法在法国里维埃拉的沙滩上和圣莫里茨的山坡上休息放松一小会儿，但是显而易见这种做法并不是此次旅行的重点。大家心知肚明，卓别林于1921年和1931年至1932年的两次旅行都是为了影片的宣传。然而，《我的国外之旅》第一眼看起来似乎是一本回忆录，讲述了卓别林自取得电影界的巨大成功后，于1921年首次回到英国时的故事。29这本书对晚年的卓别林来说不太重要，但是他在1964年撰写的《我的自传》中却原封不动地引用了那本书里面的一些相关内容。卓别林写自传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在《我的自传》中他只字未提《我的国外之旅》的书名，也没说当时写那本书的缘由，研究卓别林的学者们也大都对那本书不予理会。《查理·卓别林：传略书目》的作者维斯·D.格林简要地介绍了这本书：

先不论卓别林的文学志向，他在《我的国外之旅》中仅仅记述了1921年他在欧洲旅行中遇到的重大事件。所以，作者在书中重复提到他读过的或者随身携带的重要书籍，谈到了遇见的一些重要人物，还描述了观众给予他极其热情的迎接和招待。

然而，这本书于1922年发行于世，媒体对本书的所有评论都是一味地赞许卓别林。30最著名的卓别林传记作者大卫·罗宾逊（《卓别林：他的人生和艺术》）就《我的国外之旅》的写作缘由提供了一些相关的信息：

卓别林对此次旅游的记录大都是在返回加利福尼亚的火车上写成的，然后一位年轻的新闻记者蒙塔·贝尔根据他的口述，写成了文字稿……这本书出版之前，最初以故事连载的形式刊登在《电影故事》上，后来才以书《我的国外之旅》（英文版名为《我的精彩之旅》）的形式出版发行。31

后来，这本书又在《电影界：电影周刊》和全国29家报纸上（主要是二级报纸，例如《芝加哥新闻》和《纽约晚报》等）连载。此外，在首次出版的十年内，本书还被翻译成除英语外的12种外语。

罗宾逊说：一些卓别林传记作家曾提到，书中的内容是蒙塔·贝尔杜撰的，行事风格与自传本人大相径庭，对卓别林的反应和情感的分析过于主观化。然而，我对卓别林档案的研究表明，《我的国外之旅》更可能是几个人合作的结果。虽然本书的合同第二条写着作者是本著作的唯一作者及版权人，这里提到的作者就是查理·卓别林，但是该合同的第五条里写着，路易斯·蒙塔·贝尔32将从卓别林收益的10%中提取1.5%，这是为他在这本书的写作中付出的辛苦支付的酬劳。33

麦克卢尔报社集团的P.C.伊斯门特在1921年10月19日的通信中提到了关于连载《我的国外之旅》（该书早在哈珀斯兄弟出版社出版）的稿酬细节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卓别林的媒体经纪人那时也牵涉其中：

根据我们同您及您方代表卡莱尔·罗宾逊先生的商议，我们双方一致认为，您将再次润色在国外所见所闻的内容，然后签上您的姓名后再寄给我们。……该书字数五六万，将由经验丰富的资深记者负责撰写，在报纸刊登前会征得您本人和您代表的修订和同意。

后来，伊斯门特在1922年2月16日的来信中讲到了贝尔参与其中的一些情况。他写道：我确定，您觉得贝尔先生风趣幽默，对您也很有用，我为你们感到高兴，因为你们都想做好我们之间的这门小生意。贝尔亲自于1921年11月写信给卓别林，专门提到卓别林的写作事宜。他这样写道：我通过罗宾逊给你寄去三捆打印文稿，但是我仍旧还有三万余字没写完，希望一周左右能写完。根据卓别林电影公司的相关信函，贝尔于1921年12月上交了本书的最后一章节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我在研究后期发现了一份未出版的打印文稿。这份文稿的日期是1960年5月24日，标题为《蒙塔·贝尔》，这份文稿是卓别林《我的自传》一书中底稿和手稿的一部分。这份文稿的第一行写着同意贝尔出版此书的字样，他这样写道：由蒙塔·贝尔记者撰写我的《我的国外之旅》这本书。这充分证明卓别林并不是单独完成该书的写作的，它本质上就是一种为影片寻求宣传的付费产品，所以档案里没有该书的任何底稿，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外，《卓别林：我的环球之旅》一书有几个需要注意的方面。它出版的形式包括五部分，第一部分刊登在《妇女良伴》杂志34（由位于美国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市的克罗威尔出版社出版）1933年9月的期刊上，最后一部分刊登在它1934年1月发行的期刊上。负责这篇连载的编辑是维拉·罗伯茨35。像蒂莫西·莱昂斯和查尔斯·马兰德这样的学者认为，这本游记是以书的形式出版的，但是根据我对Worldcat（Worldcat是世界范围图书馆和其他资料的联合编目库，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联机书目数据库）所列书目的检索表明，列入现代艺术典藏库的一卷只是将《妇女良伴》上连载的五篇故事手工编辑成一卷而已。实际上，尽管卓别林最初希望这篇连载游记能以书的形式出版，但是并未达成所愿。36因此，该书没能走出美国，所以它并不像《我的国外之旅》这本游记一样，并没有带来任何财政上或宣传方面的好处。这两本书的不同之处如下：根据卓别林档案中的主要资料，我认为这篇连载游记主要讲述卓别林本人的故事，倘若不将他于1933年6月27日刊登于报纸上的经济政策算在内的话（这份资料是卓别林于1931年至1932年旅行期间撰写的），这篇游记可能就是卓别林第一次执笔并得以出版的文稿。

卓别林借助游记宣传电影的做法在电影界是独一无二的。他的两位好朋友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和玛丽·璧克馥也曾经尝试写作，前者撰写了两本男性励志的书《笑容和生活》（1917）和《让生活更有价值》（1918），后者的处女作是《约会生活》（1935）。然而，不管卓别林是否意识到，他撰写的游记都证明了，这的确是宣传他扮演的小丑角色的最佳手段。由于许多儿童玩具、明信片及其他一些物品上都画着卓别林扮演的小丑形象，就连各种型号的旅行箱、高尔夫球杆、一盒盒的明信片上也都有他的经典形象，各地的景点景区里也都能看到他熟悉的面孔，所以卓别林的影迷们理所当然地就将他的游记当作了解他的一种方式。当时，或许是卓别林自己，或许是他的媒体经纪人卡莱尔·罗宾逊（他参与了关于卓别林旅行题材的电影发行，后来离开了卓别林另谋出路）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巧妙地加以利用为宣传影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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