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用事观念研究_马强才_9787516143629

　　“用事”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常见艺术手法，诗人通过引述过往之“故事”，与诗文所描述的内容产生语义类比，委婉传达自己的心志，形成典雅、含蓄的艺术魅力。大量古代诗学著作对用事的定义、地位、规则和接受阐释等问题作了长期探讨，形成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杭州师范大学国学新知丛书：中国古代诗歌用事观念研究》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和阐释，对古代诗学中语焉不详、模糊含混的用事诸概念进行了明晰辨正，初步清理、重构出古代诗学用事观念的体系，凸显它在中国古典诗学和美学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进而尝试探索中国诗学一些基本规律和重要传统，并为理解赏析杜甫、李商隐、苏轼和黄庭坚等古代诗歌名家的用事艺术提供理论借鉴。

　　二文艺学研究中的用事

　　新中国成立之先，除却部分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先生偶尔会提到用事问题外，对此鲜有人问津。而20世纪后半叶文艺学领域对用事的研究，以周振甫《诗词例话》、葛兆光《汉字的魔方》、陈庆辉《中国诗学》和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等最具代表性。

　　周振甫的《诗词例话》，吸收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的部分观念，在“隔与不隔”、“出处”、“情景相生”、“用事”等小节中集中探讨了用事在诗歌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了用事和诗歌美学特征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用事就是用典”，根据其审美效果可分为两种：隔与不隔。知识不足的读者不能理解典故，是隔；知道用典，但不知典故在诗歌中的作用和意义，仍然是隔。他后来还说：“好的用典，看不出用典的痕迹。”因此不隔者方是好诗，“不隔”的关键是如何巧妙地用故事来抒发诗人的感情，做到诗人和读者之间没有隔阂的审美境界。故周振甫先生认为，诗人用事而不隔，就是要做到“作者确实有丰富的感情需要来表达，否则就不用用事来表达比较复杂和丰富的感情，否则只能是卖弄学识、堆砌典故，是有意而为之，这样用事就会造成审美的对象和审美主体的疏离”①。他的解释，只是看到了作者选择故事的重要性，没有看到读者知识积累的重要性，即忽视了阅读审美过程中作品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性关系。其后，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的《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例释》等著作都深受其影响而未能更多开掘。

　　葛兆光的《汉字的魔方》，“从诗歌语言形式出发建立一个新的诗歌阅读规范”，对中国古典诗歌用典（用事）作了较为有趣而重要的探求。在第五章“典故：中国古典诗歌中特殊词汇的剖析之一”，葛氏深入研究了典故的读解、使用方式、注解诠释和诗歌意境形成等方面的问题，将用事研究推向深入和细致。通过分析典故在读者和诗人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读者阅读活动和诗人创作间的知识文化对应问题。最终，他把研究者的目光导向用事的“知识考古”。这些研究，颇有启发意义，不仅能纠补时人对于“典故”的轻视，也能启发我们探究诗歌用事所具艺术内涵。然而，他侧重于将“用典”看成语言现象，并着力于探讨“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形式的美学意味”和“美感内涵”，对用事所涉及的文化传统和创作传统未作细致深入的分析。

　　陈庆辉在《中国诗学》中探讨了诗歌意象与用事的关系。他认为“意象”是“一种主体化了的客体形象”，其特性是“意与象、情与景、形与神、心与物的有机统一，是审美创造的产物，是不同于主观世界、也不同于客观世界的第三种世界，它是蕴涵着诗人审美感受的语言形象”，从意象形成的角度而言，包括“直觉意象、现成意象、典故意象”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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