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与现实之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视域下的古代文论研究_顾文豪_9787313152268

　　《在传统与现实之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视域下的古代文论研究》从全面和深入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借鉴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得失成败做了一定程度的梳理和评价，并给出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衍变生成的一种解释，不仅是对中国古代文论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探寻，更为日后的研究提供一个更完整的观照视野。

　　《在传统与现实之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视域下的古代文论研究》：
　　如果说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开始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输入，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前奏曲的话，那么毛泽东文艺思想则可视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地位的最终确立。尤其是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党内整风的基础上召开了旨在解决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道路上所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这篇讲话随后在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上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题刊出。《讲话》被视为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正式形成的标志，同时也成为日后指导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深刻而长远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文艺思想和学术批评的建设与发展。
　　众所周知，毛泽东向来十分重视和强调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革命，认为文化革命必须是中国革命的整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种强调，首先是出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与俄国不同，中国革命并不存在强大的城市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力军，从本质上来讲，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所不得不采取的战略。因此，对中国革命而言，在发动全面的政治、社会革命的同时，还必须对绝大多数处于文盲状态下的农民大众发起文化革命，以此增进他们对革命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诚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最终得出结论，选择“走俄国人的路”。①但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分子们，要在一个几乎完全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革命发生环境背道而驰的国家中，面对整体文化认识水准普遍低下的农民大众，唤醒他们内心的阶级意识，增强他们的革命情感，势必需要通过农民本身喜闻乐见、最大程度体现“民族形式”的革命文化，来赢得广大农民大众的认同。
　　正如刘康正确指出的那样，“失去了革命力量和主体——羽翼丰满的城市无产阶级和极为先进的革命政党——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不得不抓住意识和文化问题，在革命的过程中创造自己的革命力量”，因此，“文学和艺术变成了革命斗争的工具，变成了建构新文化和新主体的支配性表现方式”。①换言之，文化革命在中国革命的现实语境中，已然不仅仅是政治、社会革命的配套与附庸，相反是毛泽东本人所肯认的极端重要的革命的主体概念，是中国革命与现代性方案中的一项中心内容。他试图通过对于文化革命的不断强调和推动，最终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文化”，用毛本人的话来说即是，“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在革命的不同阶段，革命文化承担着不同的革命任务：“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与此相呼应的则是“革命的文化工作者”，他们“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②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何以从《矛盾论》、《实践论》开始，直到《新民主主义论》、《讲话》，毛泽东不仅试图借鉴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确立文化革命的必要性、紧迫性乃至普世性，更谋求对关于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各种细部问题作出不厌其烦的具体说明和明确界定，最终缔造出成功的“革命文化”以及经得起检验的“革命的文化工作者”。
　　需要指出的是，在以毛泽东思想为典型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中，不同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曾从各自角度和领域出发，与其进行不同维度的思想对话。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完全将这一场文化革命视为毛泽东一人演出的独角戏，而应理解为由其主导的，但同时也不时与众多的创作者和批评者发生的或主动或被动的绵密的革命对话。其中，瞿秋白对于文艺大众化问题以及民间文学作为革命文化资源的率先关注，鲁迅对于城市文化以及文艺与革命的互动关系的敏锐卓见，显然已经为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导夫先路。因此，如若我们仅仅重视毛泽东个人在这场文化革命中的发言与发声，而忽略这一革命中的和声与复调，未免有失周延。
　　同样，之于古代文论研究领域，毛泽东文艺思想也成为具体研究展开的指导思想。本章即试图以郭沫若与废名为例，就他们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所做的或主动或被动的对话，以及对于“时代意识”的努力呼应，来讨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特质与问题。
　　……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