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修订版）_陈力丹_9787300227351

　　《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系统展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开放的思想体系。全书论证了他们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理论、世界交往的基本理念，详尽地阐述了他们所谈到的几乎所有涉及人类传播的各种现象和形态，诸如思维、语言、文字、印刷术、宗教、文艺、宣传、新闻、报刊等等。还论证了他们关于传播与法、传播心理、工人政党内部的精神交往、人类传播历经的三个发展形态等等观点。第2段作者写作此书历时十年，通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做了名目索引约1万条、卡片3000张和一本提要笔记。书中介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传播观点，是人们所不熟悉的，对于开阔思想很有教益。第3段本次修订，除订正个别讹误，新增两篇书评及作者的获奖感言。第4段一些大学新闻传播院系将该书列为研究生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基础理论书目。

　　怀念“板凳十年冷”的研究环境

　　——《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获奖感言

　　陈力丹

　　我1993年出版的专著《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2012年获得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一等奖该著2013年再获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此前2011年获得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第二届优秀学术著作奖一等奖。2015年该著英文版翻译入选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学术精品海外推广（外译学术成果）项目"。2016年，该著作韩文版将在韩国出版。，而参加这届评奖的必须是2006—2010年出版的学术著作，所以，这次参评的版本是该书2008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如果没有再版，可能这本书将永远失去评奖的机会，尽管学科内的评价很高。所以，我虽然是高兴的，但没有一点激动，因为此前经历的两次评奖遭遇挥之不去。

　　《精神交往论》评奖的曲折遭遇

　　1997年，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开始评选，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可以申报一本著作参评，当时明摆着这本书是最有可能评上的，由于主要领导作梗，这个名额废了。令我感动的是，陈崇山研究员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短短的几天内，成功联络了社科院其他四个所的所长和政治学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白钢，联署提名《精神交往论》参评，因为还有另外一条上送参评的途径，即有五位以上的评奖委员联署提名。我对此途径想都没有想过，因为我不熟悉任何一位外所的所长。然而，到了评奖那天，我刚进入会场（我也是评委），白钢把我拉到外面说，你们所长给四位所长打了电话，他们临时又撤了。我没想到事情会做得这样绝，但仍旧照常参会评别人送来的论著，至今那次评奖中一些做学问的典型事例，仍然是我现在讲如何做学术的素材。

　　1998年，第三届吴玉章奖评奖，我通过正常途径，经由两位教授推荐，将书送到了评审会上。很多年后，一位参会评委告诉我，当时的主持人说，关于这本书有不同意见，于是这本书没有被讨论而搁置了。我推荐的吴廷俊关于大公报研究的专著，获得那届吴玉章奖的优秀奖，但新闻学科一等奖空缺。后来仍然有一些评奖的机会，考虑到环境的恶劣，我均放弃申报，不想再为评奖消耗精力。

　　但是，这本书似乎没有因为没有评上任何奖项而受到影响。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专著（不是教材）在搜索引擎中得到的通常有几百条，多的几千条，而2012年5月在谷歌上搜索“《精神交往论》”，结果多达6万多条，这是本学科专著搜索中最多的。现在网上可以搜到2008—2011年关于本书的各种读书笔记，最长的12万字。本书2002年重印（以第二次印刷的名义，实际上重排，页码变化，封面也换了），2004年第三次印刷。2006年，被列为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博士生主文献的8本专著之一，其中6本为外国人所著，中国人所著的2本，即这本和我推荐的陈卫星的《传播的观念》。鉴于学科的需求，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了这本书，我仅改动了其中的一小节，增加了参考书目，其他保持1993年的样子。现在，这个版本又要再次印刷了。这次以2008年版参评第六届吴玉章奖，衷心感谢方汉奇老师和所有评委们，他们给予本书的肯定，是对我当年潜心做学问的一种告慰。

　　之所以这样感慨，在于现在我做不出20年前这样厚重的专著了，照理说我应该有更多的学术积累、有更开阔的眼光，但现在失却了做学术的必要条件：专一的时间和精力。各种晋级和竞聘，水涨船高，要求的论文、著述、课题数量越来越多，课题的经费（把能争取到多少钱作为衡量学人的标准之一，匪夷所思）越来越高，似乎多就是好。于是，看看现在评职称或年终总结的表格，是个教授副教授的，在研究项目的一栏中，能够开列上十几项甚至几十项正在承担的课题。我无法想象这样多的课题是怎样完成的，完成的东西还能是个东西吗？我手头的课题相比之下不多，只有三四项，对我来说，已经疲于应付，想认真太难了。加上还有很多课、很多会议，以及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各种事务性工作，这种情形下要同时完成几个课题，还得学术水平高，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很清楚，《精神交往论》是我倾注全力、在较少干扰的情况下完成的。其实，人文社科研究除了少量需要较多社会调查的项目外，主要是个人的脑力劳动，这种劳动是无法用钱交换来的，需要当事人耐得住寂寞，需要有多年坐冷板凳的毅力。我当时没有任何课题费，只是在接近完成的时候，得到过2 500元的资助，但是时间相对充裕，加上自己的努力，这样才有可能做出成绩来。

　　《精神交往论》的内容和意义

　　关于这本书，学界已经比较熟悉，这里我重复上一版中“写在前面”的话，基本就可以概括书的大体内容和学术意义了：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对马克思恩格斯传播观的知晓较晚，开始于1958年；对它的研究更晚一些，开始于1980年。

　　马克思恩格斯是对现代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其传播观是现代传播学早期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有必要对它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这本书的目的是：尽可能客观地、有系统地再现他们关于传播的各方面观点，再现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但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角度，几乎没有参照系，因而一切得从阅读他们的著作开始。

　　这本书经历了10年的磨砺。1983—1987年，我通读了他们的全部著作，以及能够找到的与他们的传播观有关的资料文献，做了大约10 000条名目索引、3 000张卡片和一本提要笔记。1988年开始写作。1989—1990年因故停顿。1991年重新开始，1993年完成。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丰富而广泛，我随之涉猎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许多领域的著作。力求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论述为依据，全面表述他们的传播观，尽量避免先验之见的干扰，是本书的写作宗旨。

　　我国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绝大部分收入了1956—1985年陆续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50卷），这个版本基本上是从俄译文转译过来的，经过二手翻译，不免会有一些差误。因此，本书对在传播学界流行的几句他们的话，核对了原著文字；对他们使用的几个主要的传播术语，进行了随机核对，从中又有一些新发现。1995年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着手出版，进度较慢，只出版了十几卷（计划60卷）。本书除了马克思1843年以前的论著采用这个版本的第1、3卷外，其他的引文尚只能使用第1版。

　　马恩著作中的译文除了中文版《全集》外，还有《选集》和各种单行本。书中引文为统一起见，均采用《全集》第1版的卷页码（个别《全集》未收入的采用单行本页码）。马克思1843年以前的论著引文，标注采用新版卷页。个别根据原著文字重新翻译的，采用页下注，提供《全集》第1版的参考卷页。

　　本书初版于1993年，三次印刷。这次再版，除了第十二章第八节，其他部分只做了引文核对和文字的技术性订正。第十二章第八节论证的是马克思关于“报刊内在规律”的思想，当初查看德文原文，亦怀疑翻译有误，但是没有把握，最后还是以《全集》第1版的文字作为论证的基础。《全集》第2版根据德文原文重新翻译，证实了我当时的怀疑是正确的。因而，这一节对此做了必要的体现马克思原来思想的论证。

　　如果就论述的内容和意义补充几句的话，可以采用这次推荐人之一单波教授的话：

　　《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是新闻传播领域的一部创新性力作，这主要可从三个指标衡量：第一是该书首次从人类信息交流角度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填补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第二是作者在思维、语言、文字、宗教、文艺、舆论、宣传、新闻、报刊、法律等多维视野上建立了精神交往学说，做了一件开创性的工作；第三是作者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文、英文和其他文种原著，纠正了中文版理解中的诸多误差，还原了历史上真实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传播思想的本来面貌。

　　早在本书出版的第二年，中央马列编译局马恩室研究室研究员张奇方在《学习》杂志1994年第8期撰文评价本书：“从人类信息交流角度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进行研究，国内似属仅见；国外虽然不敢说没有，至少还没有见到过。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法国、日本的个别学者，曾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有一种宏观的关于信息传播的系统观点，但尚没有人像陈力丹这样全面而又系统地就这两位思想家关于精神交往的学说，从整体上进行阐发。”

　　做学术要较真与倾心

　　由于申报要填表，填表就得找材料，搜索中当年时统宇写的文章《陈力丹和他的〈精神交往论〉》（发表于《新闻记者》1995年第10期）唤起了我的记忆，他作为我的同事，实在地记述了那时我研究问题的较真和写作这本书的艰辛，他记述道：

　　既然研究的是马克思，他真正钻了进去，对与马克思有关的一切十分注意。从当研究生时起至今，他挑过不知多少次报刊上出现的引证马列方面的错误，写出的意见信大都石沉大海，但凭着学者的理论良心，他依然看到问题就提意见。某家大报的头版头条通讯中把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批判的话，当做马克思的话来引证，他致信该报总编室，希望纠正。有一个时期，几家较大的报纸发表的文章都引证过马克思关于自由就是法律规定的自由的论述。他多次指出引证有误，均没有回音。于是写了一篇文章，用许多材料说明所引证的马克思的话恰恰是他所批判的观点。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后受到重视，《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1989年初，曾有人要他到中央某个高级秘书班子工作，他拒绝了，他要完成已经持续了数年的课题。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他的某些研究结论所作的批判，不会构成对他人格的怀疑。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上，正因为有了诸如陈力丹这样一批以命相许的跋涉者，他们步履艰难，汗流浃背，一路传播马克思开创的共产主义福音，在真理的祭坛上献上了自己的全部忠诚，才使得马克思主义这棵人类的智慧之树永远常青。

　　请听陈力丹1993年12月27日在全所的述职报告：“今年我发表了77万字的成果，占全所发表量的三分之一。《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剧我只看过几集，其中有一个情节：王启明不惜花5万多美元，雇了一个高级乐队和指挥，配合自己作为首席大提琴手的演出。他对阿春说，我所以能够活下来奋斗，因为有一个精神支柱，就是我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大提琴手，要实现作为提琴手的夙愿。这个情节使我默默地流泪了。我经历着与他异质同构的事情。如果说这些年在多重打击下我能够把马克思研究的课题坚持下来，那的确由于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精神支柱。历经10年，这个课题最后终于完成了。我为此付出得太多太多。身体垮了，钱也花了……”当时，我亲耳听了陈力丹的述说，并评议道：那语气，那声调，那表情，大有杨白劳控诉黄世仁的味道。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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