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民族和每一种文化都会有自己的哲学思想，而作为成熟的理论形态的哲学在世界的几大文明中都同样散发着智慧的光辉。哲学并非像黑格尔和德里达所言只是西方人的专利——只是起源于古代希腊，并用希腊文、拉丁文和德文等西方语言表达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概念思维，哲学的形态、风格和语言表达都应该是多元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人从西方引进“哲学”一词和西方哲学时，只是把它作为与中国传统哲学不同的另一种新奇的哲学，而从未把它看做是世界上唯一的哲学。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在不断地引进、移植和改造着西方哲学并将其本土化，在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中渗透了中国文化的独特视角，从中国社会的现实和独特发展中对于西方哲学产生了独特的理解和感悟。应该说，中国人在引进和研究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对于西方哲学也是有理论贡献的。
然而，在我们引进和研究西方哲学的过程中更多地是注意哲学的内容和学理，而很少去注意西方人是怎样学习和教授哲学的，实际上，哲学研究的方法和哲学教学的方法是两种不同的但是相辅相成的方法，学习哲学和教授哲学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哲学的精神实质和学理路径。早在17世纪，笛卡儿就注意到，研究者自己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与他把这些发现表述出来告诉别人的方法是不同的，而霍布斯还专门研究了发现的方法和教导的方法之间的区别，这表明他们在研究哲学的同时还是十分注重哲学的教学方法，把自己的哲学表述清楚、传扬出去、教授给别人也是哲学家研究哲学的重要目的。因此，对于西方哲学的教学方法的研究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第一章政治义务和政治权威
A?约翰?西蒙斯
基本概念
当然，我们知道，出于对法律制裁的害怕，出于习惯，出于对共同体、民族或国家的各种非理性依恋，人们才极力遵守法律并支持既定政府。然而，我们还知道，无论是哲学家还是普通人，都经常举出自己政府（及其颁布的法律）的合法权威，或公民就应该服从并支持合法政府的一般义务（general obligation），作为遵从或忠诚的理由。总之，人们通常假定，（一些）政府不只是拥有威胁惩罚或强制服从的权力；它们还拥有对其臣民的真正权威，一种按自己的方式来行使的、道德意义上的“统治权利”（right to rule）。与此相似，人们通常假定，正派国家的公民不仅拥有谨慎的理由和非理性的动机来服从和支持自己的政府；另外，理性的道德原因也要求他们服从和支持政府。关于政治义务和政治权威的哲学难题就是理解：在什么时候（如果有的话）和出于什么原因，道德要求我们去充当这样的“好公民”?在什么时候（如果有的话）和出于什么原因，国家或其政府拥有道德权利去进行统治?
这样，按照人们通常的理解，政治义务就是一般的道德要求，要求我们遵守法律并支持我们自己的国家或政府的政治制度。这些要求之所以是道德的，是在如下意义上来说的：人们假定，它们的规范力来自独立的道德原则，这是一种超越于任何习俗或制度的“力量”——可以看作来自（按照现行的规范所做的）制度要求或社会对行为的普遍期望等简单事实——之上的力量。我们的问题就是，从道德上来讲，一个人为什么（或是否）应该按照规范所要求的那样或社会所期望的那样去行为。在以下两种意义上，政治义务通常被看作一般的要求：第一，它们之所以是遵守法律的道德要求，是因为它是有效法律（或合法政府）——或者是因为它作为有效法律（或合法政府）所暗示的东西——而不是因为任何特定法律（或政府）可能拥有的任何进一步的偶然特性。[人们常常宣称，对权威承担义务包含某种“放弃判断”（surrender of judgment）的行为，并且义务表现了“内容独立”（content—independence）的性质；正是权威命令的来源，而不是它的独立特征，才把这些臣民束缚于权威之上。]所以，比如说，因为谋杀本身的道德错误而不去从事法律禁止的谋杀行为，这是一项道德义务，但并不构成一种政治义务（因为有效法律可以禁止本身并不错误的行为）。同样，因为向自己的母亲承诺不行窃而不去从事法律禁止的偷窃行为，这项道德义务也是如此。第二，政治义务之所以是一般的要求，是在如下意义上来说的：人们认为它们的理由适用于正派国家的所有或大部分普通公民。对于讨论政治义务难题的大部分人来说，如果他们所确认的义务只是约束了正派国家的一小部分公民，那么他们就会认为自己的论述是不成功的。
关于我们应如何理解合法的政治权威或合法性的问题，远未达成一致的意见。实际上，这种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理论家们混淆了合法权威的本质或内容的问题（我们在此集中讨论这些问题），关于权威的基础或理由的问题则有着更多的分歧（我们以后将讨论这些问题）。混淆和分歧的根源还在于，是将论述集中于国家（或政治社会）的权威或合法性（le—gitimacy），还是集中于政府（或政治体制）的权威或合法性。此处的问题是清晰的，但并不是独立的，因为政府可以是非法的而它们所统治的国家则不然，但非法的国家不可能拥有合法的政府（纯粹程序性的、非道德意义上的“合法”除外）。尽管我在此将同时讨论国家和政府，但是我的论述应该被理解为首先是关于国家的而不是政府的权威或合法性。在我看来，无论政府拥有怎样的权威，其来源只能是自己的国家所拥有从而授予特定政府的权威。
对政治权威或合法性最通常的理解，是将其看作国家的一种道德权利，其行为方式对于现行正派国家的行为是决定性的，尤其看作一种行使这些国家主要的司法和行政职能的权利。具有合法权威的国家拥有“统治权利”：这种权利就是，为自己管辖下的人们（在可容忍的道德限度内）制定法律，并通过威胁和使用（如果有必要的话）法律制裁来强制人们遵守这部法律。在政治权威问题上的主流哲学观点，将自己所赖以成立的权利推及更远。合法国家不仅拥有命令和强制的权利；它们还拥有发布命令和要求遵从的权利。合法国家不仅要求行使自己的司法和行政政治职能，还要求来自其臣民的遵从和支持。以此来理解，政治权威所赖以存在的权利就被看作正是臣民政治义务（即支持并遵守有效法律和政治制度的一般道德要求）的逻辑相关项。这样来看，政治权威的理由和政治义务的理由至少有着部分的一致性。
这种对政治权威或合法性的理解并不是无可挑剔的。一些哲学家认为，政治权威和政治义务不应该被看作是相关的[比如，拉顿森（Laden—son），雷兹主编，l990年；萨托里厄斯（Sartorius）和格林纳沃尔特（Greenawalt），埃德蒙德森（Edmundson）主编，1999年]。权威所赖以存在的权利，或者被说成只是道德自由（moral liberty）[或特权（privi-1ege）]——不与任何义务相关；或者被说成是要求权（claim right）（即确实与他人义务相关的权利）——与义务而不是政治义务相关。第一种意见——政治权威权利只是自由——是站不住脚的，理由是，如果我们认为国家享有合法权威，当然也就认为它至少有权清除司法和行政部门的对抗性规定（比如通过国内治安维持会成员或敌对国家来实现），因而它拥有的权利就是其他部门不进行“对等管理”（competitive governing）的义务。但是第二种意见——政治权威在于与政治义务无关的要求权——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认为现实国家要求臣民服从，而不只是有权利运用强制手段来控制人民（就像我们认为动物园管理者有权利运用强制手段来控制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传统的国家要求旨在臣民的服从和支持（甚至在于他们的忠心和忠诚），而不只是在于控制他们的手段。所以，对于任何“政治权威的合理性证明”来说，如果它不能证明这些进一步的要求是合理的，它的保守主义雄心就会受损（见下文），从而不能证明现实的正派国家的核心实践是合理的。
因而，我将集中于对政治义务和政治权威的论述，把这些（至少部分地）看成道德的关联项。要求拥有权威或合法性的现实国家，一般都做出三种权利要求，所有这些要求都与道德要求相关——包括其臣民的政治义务在内。国家要求拥有对其臣民（即处于他们所要求拥有的法定管辖范围之内的那些人）的权利，对外侨（即处于其管辖范围之外的那些人）的权利，以及控制一片特定地理区域的权利。所要求的对外侨的权利是与外侨的义务——不干涉或不侵犯国家行使其司法和行政职能的权利——相关的，而所要求的对领土的权利是与所有其他国家的义务—一不反对或争夺该国家的领土控制（territorial contr01）——相关的。最后，合法国家所要求的对臣民的权利（除与其他因素相关之外）是与公民所承担的服从和支持的政治义务（包括他们不能试图建立对抗性的中央国家机构并且不能抵制合法的国家强制手段的义务）相关的。
哲学难题
政治义务和政治权威的难题，传统的哲学考察在本质上一直是保守主义的。也就是说，这种方案一直想表明，我们怎样才能为（许多人的）直观确信（intuitive conviction）——正派的国家事实上拥有合法的政治权威，并且正派国家的公民事实上对这些国家承担支持和遵从的一般义务（正如这些权威和义务的观念在上文中所详细说明的那样）——提供合理性证明。当然，情况可能是，普通国家所拥有的权利比它们所要求和强调的权利要有限得多。普通公民所拥有的义务可能比他们或他们的政府假定的义务要狭隘得多，或者完全的政治义务可能远不如通常假定的义务适用的范围广泛。或者正如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s）所坚持的那样，所有（可能的或现实的）国家事实上都可能缺乏统治权利的所有成分，而所有（可能的或现实的）公民都可能缺乏甚至有限的政治义务。迄今为止，只有很少一些严肃的哲学家为这些可能性进行了辩护；但是，至于用不同方法对义务和权威所做的可接受的论述，为什么仅仅因为其结论不符合我们在此主题上的前理论信念（pretheoretical belief）就应该将其看作一种失败，这肯定是不明确的。因此，我们将考察试图为一种政治义务和政治权威问题上的保守主义结论提供积极的哲学论据的做法，但是对如下的可能性我们将存而不论：一种具有较少保守性的结果或许仍然是可接受的。
因为针对政治义务和政治权威（或合法性）的问题所给出的答案，对于我们的政治生活来说，看起来有着相当直接的现实意义，所以它们似乎就是这样一个点，社会政治哲学与普通男女所关注的事情在此有着最显著的接合。当然，政治哲学试图要回答的问题，不仅是关于我们作为个人应该怎样担当政治人（political person）或国家特定种类公民的，还是关于我们都应该创立的政治社会种类的——因而还是关于社会公正和财产分配的，是关于政府形式（form of government）和解决政治分歧的制度手段的，是关于个人自由的适当范围和文化同一性的适当影响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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