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世界只有无光、无声、无语的孤绝岁月。但她却顽强地认为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第一天：我要透过“灵魂之窗”看到那些鼓励我生活下去的善良、温厚与心怀感动的人们。
第二天：我要在黎明起身，去看黑夜变成白昼的动人奇迹。我将怀着敬畏之心，仰望壮丽的曙光全景，与此同时，太阳也唤醒了沉睡的大地。
第三天，我将在当前的日常世界是中度过，到为生活而奔忙的人们经常去的地方，去体验的他们的快乐、忧伤、感动与善良。
海伦·凯勒所创造的奇迹，完全是以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不停地以勇敢的方式在震撼着这个世界。她走过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份成绩，留下的每一份关爱，全靠着一颗不屈不挠的心，全身心的来应付生命的挑战，用最博大与无私的爱心去拥抱，去改变这个世界。她以其惊人的顽强毅力面对困境，终于她在黑暗中感受到了人生的光明之灯，并把慈爱的种子撒向全世界。
海伦·凯勒（HelenKeller，1880—1968），20世纪，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以其勇敢的方式震撼了世界，她——海伦·凯勒，一个生活在黑暗中却又给人类带来光明的女性，一个度过了生命的88个春秋，却熬过了87年无光、无声、无语的孤岁月的弱女子。然而，正是这么一个幽闭在盲聋哑世界里的人，竟然毕业于哈佛大学德克利夫学院，并用生命的全部力量处处奔走，建起了一家家慈善机构，为残疾人造福，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20世纪美国十大英雄偶像。
王家湘，江苏常熟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教授。全国美国文学会理事，全国比较文学会学术委员。1953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1982年获得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自1986年以来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及加拿大从事女作家以及美国黑人作家的研究。曾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主要译著有《到灯塔去》、《沙堡》、《汤姆叔叔的小屋》、《说吧，记忆》、《瓦尔登湖》等。
在八十五岁高龄时，海伦·凯勒小姐孑然一身。这孑然一身意味着她著名的“老师”安·沙利文·梅西和她的几乎是同样著名的后来的助手波利·汤姆森小姐先后去世，留下她孤身一人。许多人很难想象，没有这两个女人中的一个——或者也许还有随后来的第三个人，又聋又盲的海伦·凯勒怎样能够生存下来。
作为肉体存在的海伦·凯勒在近年中失去了某些活力。衰老的过程给她的精力造成的损害和给我们大家造成的损害是一样的。然而，她的意志力，她的精神力量以及她对别人的鼓舞力仍旧充满着勃勃生机地存在着——也许会在她也必然要离开这个世界以后长期存在下去。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她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一个象征，证明任何人不论出生或运气如何，都是一个特定的人物。作为一个小孩、一个女人、一个有严重生理缺陷的人——她使人们神往，尽管他们和她不一样，却都情不自禁地产生了和她的认同感。
凯勒小姐肯定不是孤独的。毫不夸张地说，她每年得到成千上万的信件、诗歌、奖励、表彰——一条永不停息地流动着赞扬和爱的小河。在日常生活中她也不是孤独的。她住在康涅狄格州西港城她称之为阿尔康山脊的舒适的家里，她从1936年开始和汤姆森小姐一起在那里工作，直到后者1960年去世为止。她家里的工作人员和临时护士——出于年老多病的需要——都能够通过将手语字母拼写在手心的方法，或者用她本人帮助发展起来并加以示范的所谓的震动法和她交流。她很多的时间都是在休息，在过去两三年里放弃了大部分的写作和所有的公开演讲。她仍旧读很多书，特别喜欢重读年轻时喜爱的作品的盲文版。在时间和精力
允许的情况下，她赏花，和宠物狗玩耍，和密友或家人聊天。过去她款待许多客人，从农夫到王侯，现在为了避免劳累，她不得不放弃这一乐趣。
凯勒小姐是在几乎不曾停歇的写作后停笔的。即使在她完成在拉德克里夫学院本科的学习之前，年纪轻轻的在生命的大部分岁月尚未度过的时候就已经写出了自传。本书是这部先在《女性家庭杂志》连载，后来于1902年出版成书的自传的新版。
在自传出版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安·沙利文在私人和职业生活中一直协助海伦·凯勒。凯勒小姐那时经常说，在严重的身体残疾面前，她在生活中可能取得的不论什么成就其实是属于她的“老师”的，后来她也不断重复过这样的话。
在今天有许多志愿者和政府机构从事大量的公共教育工作的时候，我们中大多数人意识到，身体或精神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美国人的数目之大是惊人的。所有的社会学和人口学的研究都证明了其实可能是很明显的事情——身体的残疾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经济上的贫困。然而即使在这方面进行了教育，我们中还是很少有人在情理上懂得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其他的海伦·凯勒们——意思是有些人不仅是全盲或只有部分视力，而且还全聋或听觉很差。
没有人知道在凯勒小姐失去视力和听力的时代，还可能有多少这样的盲聋人。今天，估计至少有四百个学龄儿童——其中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在受教育——和大约五千个成年人处于盲聋状态。对他们具有的特殊问题已经积累了相当程度的专业知识，尽管问题很严重，需要扩大对他们的特殊援助，但是比起19世纪来，盲聋人的生活还是相对正常的。安·沙利文的学生将她个人取得的成就归功于老师——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沙利文小姐为今天对盲聋儿童或成人的关注和特殊服务的发展起了铺平道路的作用。
1914年的时候，她们两个人的家中加入了一个新成员波利·汤姆森，一个年轻的苏格兰女子。波利接受过的训练使她能够在安·沙利文·梅西——在此期间她结了婚——于1936年去世后接过作为凯勒小姐的伴侣和助手的任务。那种训练极其广泛，深刻严格——特别是当这个助手必须在精力和决心上能够和像海伦·凯勒这样的一个人匹敌的时候。
这位令人敬畏的女士形容自己毕生的工作主要是为了扩展对残疾人，特别是盲人或盲聋人的理解和服务。然而我本人要提出的是，她的名声主要基于她在其他普遍关心的领域中的活动。她和安·沙利文早年时在全国小城镇进行的杂耍式的巡回游说——她们甚至真的做过一阵子巡回杂耍演出——可能向好奇的人显示出一个盲聋的“哑巴”能够思考和说话，而且所思考和所说的关心的话题是相当尖锐和有挑衅性的。她参加了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她的热情和信念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比得上。她因参加反战运动而成为许多人的攻击对象——卷入了一场大争论，因此可能触发了后来认为她过于“左倾”的恶毒无稽的指控。好像这一切还不够似的，她还奋力从事消灭性病的斗争，很可能是在男女都有的场合或在公开讲演中首先说出“梅毒”之类字眼的人之一。
毫无疑问，巡回游说确实包括了提倡盲人教育和康复及培训项目的努力。几十个城市的头面人物听取了她的关于设立或扩大地方志愿组织的援助的请求，州议会议员开会听她有关建立公共支持下的服务的论据。这一切都是作为社会改革运动中的个人斗士在进行的，对她的鼓舞做出呼应成了十分紧迫的事情。一个全国性的志愿机构、当时和今天人们称做美国盲人基金会的组织在1921年成立了。它的主要任务是收集这个领域里的知识，传播给寻求为盲人居民提供先进的社区
服务的人。基金会建立以后不久，凯勒小姐成了这个团体的人数不多的创始领导人小组的一员，此后一直协助发展基金会本身的技术和财务力量。
不管需要出现什么样的过程来承认某些人是“世界公民”，显然海伦·凯勒是符合标准的。她访问并研究过的美国以外的国家可能和别的任何一个从事社会福利工作的个人一样多。她掌握几国语言，学习语言的能力仅仅是部分原因——它实际上反映了她对世界其他地方人民的文化和民族传统的本能和深刻的尊重。
在她的特殊关怀领域——失明——中，凯勒小姐早在1915年就正式确立了自
己在国际上所做的努力：协助在巴黎建立了一个那时叫做美国盲文出版社的服务
性机构，该机构后来并入纽约，成为美国海外盲人基金会，是美国盲人基金会的
姐妹组织。
海伦·凯勒——非凡的经验丰富的演员和在公众场合多次出现的老手——于1961年4月最后一次在重要的公众场合出现。国际狮子会俱乐部在华盛顿召开大规模的地区会议，她被邀请参加接受年度人道主义者奖。顺便提一下，凯勒小姐是这个纯男性组织唯一的荣誉女会员。她按照自己在这种情况下的习惯做法接受了这一邀请，目的是能够再一次得到为了残疾人的利益而对一群重要的人物讲话的机会。
已故总统约翰·F·肯尼迪——他本人对人类福祉做出了巨大贡献——邀请凯勒小姐到白宫拜访他。从记者的笔下看，这次接见是肯尼迪在当年早些时候就职以来最轻松愉快的会见之一。正式的会见很快变成了私人聊天，从这个事实可
以明显地看出两位杰出人物毫不费劲地建立起了融洽的关系。凯勒小姐用自己的声音足够清楚地说话，总统能够容易地听懂她的话，她对第一夫人和肯尼迪的子女的安好表现出了典型的女性的好奇。总统使自己很快适应了需要通过凯勒小姐同伴的手语字母的传达来和她交流，他说他们都很好，他很遗憾他们那天不在华盛顿，不能和她见面。
不管是不是能够引用总统在这样随便的闲谈中说的话，至少报纸欢天喜地地报道了凯勒小姐的下一句话。她请总统把她的吻带给他的女儿卡罗林。总统丝毫没有失去作为个人和总统的泰然神情，向她热情地保证他会这样做的。
就在要乘汽车从旅馆出发到白宫去之前，一个记者问她见过几个总统。可能只有海伦·凯勒才会说出的回答逗得房间里的一小群人大为开怀，“我没有数过”。当记者用另外的方式追问，问她记得认识的第一个总统是哪一位时，她想了一下回答说，“格罗夫·克利夫兰，在场的年纪稍轻的人不免有点肃然起敬。
肯尼迪总统是否把那时八十一岁的海伦·凯勒的吻带给了三岁的卡罗林，这件事从未报道过，但是我们可以怀着一定的信心估计他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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