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胡门弟子_罗振亚_9787534774430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文化传记类图书。涉及胡适及其学生傅斯年、顾颉刚、罗尔纲、吴晗、俞平伯等人的生平和志业

　　总序
　　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天翻地覆、波澜壮阔的世纪，在这个现代百年里，涌现出为数不少的改变历史和文化的伟人和大师，他们的出现不仅重塑了中国形象，而且对此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信仰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丛书以“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为写作对象，力图以现代文化大师及其弟子们的文化、政治、学术活动为中心，梳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描绘现代中国的文化地图，在对历史的回顾中，理解现在，展望未来。
　　本丛书可以说是对以师徒关系为中心形成的现代知识群体的研究。中国文化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所谓“道”者，意指“终极真理”“一切的本原”，为师者担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其所担负的社会文化角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故而“重道”也就意味着“尊师”。现代中国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旧的一切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土崩瓦解、走向没落，而新的一切方兴未艾、势不可当。在此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中，出现了一些为现代中国文化奠定基本格局的具有开创性的文化大师，他们的出现填补了传统退位后留下的精神信仰的空白，成为现代人仰慕、尊崇的导师、传统“圣人”一般的人物。这些大师级人物大都带有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克里斯马”（charisma）人物的神采和魅力。 “克里斯马”一词，最初用来形容宗教领袖，意思是指具有特殊魅力和吸引力的人，后来泛指各类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马克斯·韦伯认为“克里斯马”人物以其表现出的某种超凡的品质，“高踞于一般人之上，被认为具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是非常特殊的力量和能力”。 “克里斯马”现象的出现在其时代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机制的表现，无论是认为“英雄造时势”还是强调“时势造英雄”，“英雄”与“时势”的关系是极为密切、不可分割的，它彰显的是一种人与时代的互动：一方面“王纲解纽”的时代使这类创世精英脱颖而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锐意求变，率先垂范，成为得时代风气之先的先觉者、预言家和精神导师，吸引众人成为他的追随者；另一方面，新旧转型期的文化精神危机呼唤着这类人物的出现，以满足人们迫切的精神需求，使人们的心灵不因固有信仰的崩解而陷入空虚、迷茫，获得一种新的精神归宿感。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换之际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政治、伦理、宗教、文化信仰的危机，人们对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发生根本动摇，社会亟须一种新的信仰，来重新凝聚散乱的人心，这就为“克里斯马”人物的出现提供了众多的受众和适宜的时代土壤。 “克里斯马”人物的出现，可以为人们的心灵提供一种导向，进而转变人们的信仰和行为，使他们“以全新的观点去看待各种问题”，因此，“克里斯马”可以表现为一种变革时代的“强大的革命力量”。马克斯·韦伯认为人类社会迄今共有三种权威类型，它们分别是：传统的权威、“克里斯马”的权威和法理的权威。 “克里斯马”权威是介于传统权威和现代法理权威之间的过渡期的文化现象。
　　本丛书所包括的文化大师———康有为、章太炎、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穆等大都是在近现代文化学术上创宗立派、开一代风气、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其中康有为、章太炎两位是活跃于清末民初的政学两界的文化大师，对后世影响甚巨。康有为自幼期为圣贤，及长更是以“圣人”自居，不屑于词章考据之学，而专注于义理之学，养心静坐。他曾于“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自谓进入了“得道成圣”之境。康有为融会中西，由现代“公同平等”原理，推演出世界“大同”之说，在其时代收到了一种石破天惊的破旧立新效果；他积极投身政治、倡导维新变法，并吸引众多弟子讲学论政，其中以梁启超、陈焕章、徐勤等最为著名，他们形成“康门弟子”这一晚清著名政治、文化门派，影响之大，自不待言。晚年的康有为成为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清末民初时代变局中也是一位自成一派、不可忽略的研究对象。章太炎则以清末“有学问的革命家”名标青史，他率先倡导民族革命，曾因“苏报案”入狱三年，出狱之后，革命之志更坚，流亡日本、宣传革命、聚众讲学，深得进步青年学子的敬仰，在他身边聚拢了不少杰出人才，其门下弟子钱玄同、周氏兄弟等成为了其后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影响也不可不谓之深远。章太炎的学问“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在现代思想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具有一种“究元决疑”的思想家的气质，以《俱分进化论》《五无论》《四惑论》等名篇，对时代思潮、人生真谛等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和独特判断，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至于胡适，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文学革命”的倡导者。青年时代的胡适就是一位颇有使命感的人物，他在1916年4月12日，就填了《沁园春·誓诗》一词，其中写道：“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②1917年年初，他在《新青年》5卷5号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成为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最初“发难的信号”。胡适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立场，使他成为现代中国重“问题”不重“主义”的自由主义改良派的代表，在他身边也围绕着不少的追随者，以傅斯年、顾颉刚等最为著名。在学术上，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针，对现代学术的发展起到了导引、示范作用。至于周氏兄弟，则分别是新文学的开山祖师和巨石重镇。鲁迅是一位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深得进步青年的爱戴，去世时获得了中国“民族魂”的盛誉，围绕他的鲁门弟子胡风、冯雪峰、萧军等人也都在现代文学画卷上涂下了浓重的色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周作人在“五四”时期也是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其《人的文学》成为新文学的纲领性文献，但“五四”之后的周作人做出了和鲁迅不同的选择，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周作人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这标志着周作人在文化立场上开始向主张宽容的自由主义靠拢，他其后的散文创作也开始褪掉“五四”时期的“浮躁凌厉之气”，走向平和冲淡，苦涩闲适。在他身边，围绕着俞平伯、废名等著名作家，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带有闲适、冲淡、唯美色彩的文学流派，具有其不可忽视的审美价值和意义。周作人又是中国民俗学、古希腊文学、明清文学的拓荒者和研究者，继承并发展其民俗学研究的弟子有江绍原，继承其明清文学研究的则有沈启无等。另一位国学大师钱穆也是现代文化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生活的20世纪是中国文化上急剧“西进东退”的时代，但他逆时代潮流而行，秉持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一生为故国招魂”，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延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抗战时期撰写的《国史大纲》，开篇即言“国人必对国史具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对其时代盛行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进行了正面的交锋和批驳。他一生思考的中心问题是中国文化是否在现代还能占据一席之地的重大时代问题，他以其一生杰出的学术成就被尊为学界的“一代宗师”，也有学者称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他的弟子余英时、严耕望等也都成为在学术文化领域声名显赫的学者。
　　古人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在选择老师、朋友时，会本能地倾向于选择那些和自己志趣相投、性情相近的人，师生关系也是如此。特别是私学传统中在师生双向选择下形成的师生关系，更是一种情同父子的关系，选择什么人为师，也就意味着对为师者的志向、人格、学问的整体性的尊崇和认同，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学生对老师有一种孺慕之情，而为师者对学生担负的是与父母一样甚至大于父母的责任，所以这种私学传统中的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成为一种犹如家族血缘关系一样的文化群落。每个师徒群体自有其特质，成员的目标也基本相同，价值观比较相近，在思想行为上也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成员对群体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师徒群体的存在除有利于他们勠力同心、共同担负起时代赋予他们的重大使命之外，还具有满足其群体成员的多种需要的功能，如使群体成员满足亲和与认同的需要，满足成就感和自尊心的需要并在此基础上产生自信心和力量感。学生为自己所属的师徒群体感到自豪，为师者对于学生也是关怀备至、提携扶持，不遗余力。像胡适的弟子罗尔纲专门写了一本书《师门辱教记》，十分动情地回忆了在胡适门下五年得到的言传身教。胡适对弟子的这本小书也十分看重，曾说此书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的 35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大。直到1958年，胡适在台湾任“中研院”院长时还自费印行了这个小册子，分赠亲朋。再如萧军直到晚年还骄傲地向世人宣称：“我是鲁迅的学生！”当别人问他20世纪30年代文坛宗派有哪些时，他的回答是：“别人有没有宗派我不知道，知道我也不说，但是我萧军有宗派———‘鲁宗鲁派’！”①由此可见师生关系对于一个人的整个人生可能产生的深刻影响。这种知识群体中的师生关系一般情况下是亲密、融洽的，但师生之间也会出现龃龉，像梁启超与康有为在“张勋复辟”立场上截然对立、公开辩难，梁启超情急之下直言其师乃“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这使得一向刚愎自用的康有为大为光火，骂梁启超为“梁贼启超”，并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并作诗曰：“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当然，两人多年的师生关系、患难之情并不会就此割舍，事过境迁后，仍会重修旧好，做学生的还是要向老师表示歉意和依顺。再如周作人1926年也因为不满于老师章太炎赞成“讨赤”，写了《“谢本师”》一文，表示不再认章太炎先生为师。这虽然从师生感情上来看不无遗憾之处，但也可从中看到现代个人独立意识对于传统单向服从性的师生关系的突破。与此相应的是为师者将学生革出师门的事也时有发生，像鲁迅之于高长虹、周作人之于沈启无等，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但这种现象本身也提示我们现代文坛上的作家多是以群体而非个体的方式参与文学活动的，发表作品的报纸、杂志多带有同人的性质，社会文化资源也多控制在名家之手。所以被革出师门的沈启无等于被驱逐出了文教界，一时间只能靠变卖东西为生；高长虹则因为受了鲁迅的迎头痛击，长期被视为文坛异类，声名狼藉。总之，以这种自然形成的知识群体为单位，从文化社会学等角度，深入分析近现代文学、文化的生产机制和文化生态，对我们深入了解近现代文学、文化也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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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学术的进步依赖于一个可以商榷、辩难、交流对话的公共空间，因此“科学”意义上的真理不在于将某种特定时期的特定结论固化为绝对真理，而表现为不断地证伪与验错的过程，在假设与求证、质疑与抗辩中逐渐切近真实，将认识引向深入。从“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入手研究近现代知识群体的形成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本丛书的写作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尝试，更为坚实的佳作尚有望于未来。
　　耿传明
　　2010年7月5日于天津

　　第二章
　　爱情与婚姻中的胡适
　　随着胡适的自由思想和价值观念在国人心中越发显得重要之时，他的爱情与婚姻，也成了学界和普通读者关注的焦点。很多人愿意将胡适对爱情和婚姻的态度，拿来与鲁迅比较，这样就难免得出如此结论：胡适在这方面比鲁迅更光明磊落。因为他一生虽然也经历过好几次恋情，但他没有始乱终弃，与原配夫人江冬秀一直白头偕老。其实这一点，也是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能够有着温和的谦谦君子形象的重要筹码。他一生奉行自由、民主和博爱，这爱给了很多人，而很多人也都在给他以爱的回报。
　　一、小心翼翼地去爱
　　胡适的一生，是在婚姻的殿堂内坚守，而在爱情的边缘徘徊。都言文人自古风流，在民国时代有个三妻四妾，当属正常。但对作为文人的胡适来说，一生也算经历几度辉煌，而有那风光之时，只是他对生活所持的理性平和之态度使然。胡适对自己的婚姻，也有苦闷，他在表面上掩饰得很好，只是在民国时期的朋友圈子里，其他人少有了解的。而等到胡适在世纪末又重新回到我们视野中的时候，他的那些苦闷才又逐渐明晰。他与原配夫人江冬秀，两人也没少吵闹过，但一直保持着恩爱，但胡适内心的那种找不到知音的纠结，是一直伴随着他的。作为一个孝子，胡适没有敢违逆母亲的愿望，从美国留学回来后不久，就奔赴安徽绩溪乡下完婚，了却母亲多年的心愿，同时也给了江冬秀一个名分和明确的交代。
　　胡适与江冬秀在和江冬秀结婚之后，有一段时间，胡适发现自己无法改变江冬秀的“不学无术”，他对婚姻生活的不适应感和失落感逐渐显露出来。一个留学归来的新派人士，见过大世面，而江冬秀不过是乡下的一个小脚女人，文化涵养上欠缺，也算不上知书达礼，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都不算符合胡适对理想伴侣的期待。在这方面，对于胡适和鲁迅来说，他们两人都有着相同的家庭安排，但富有个性的鲁迅，虽然也遵从了母亲的意志，但
　　他却没有碰过原配妻子朱安，晾了她一辈子。而胡适却没有鲁迅那么决绝，他是一个温和之人，既然服从了母亲的安排，也就认同了妻子江冬秀，这也是胡适和鲁迅的区别所在。
　　胡适的情感世界到底怎样？其实我们一时很难说清楚。面对那桩事先张扬的包办婚姻，胡适有无奈之叹，也不乏彷徨之时，但其性格决定了最后的结果：他一次又一次地忍受了，让那段他并不怎么满意的婚姻维持了一生。胡适的大度、忍耐和节制，非当时的风流文人们所能及。像他的好友徐志摩，可谓到处留情，扎在脂粉堆里，既享受温柔乡的爱意和温存，也得承受那些女子给他带来的痛苦和压力。
　　以胡适一生奉行的自由和宽容原则来看，他在处理个人情感方面，对自己还算严格。他的自由里，有自由生活和精神，自由权利和民主，这其中也包括自由的爱情与婚姻。然而，他的提倡是针对他人的，他并没有在自己的婚姻里获得甜美的果实。他对于别人持宽容的态度，包括对妻子和孩子，对自己所爱的人。但是在严于律己的生活态度中，他并没有在自由爱情面前彻底交出自己，他伤害过一些女子的感情，却因此维护了自己的家庭，树立了自己的君子形象，而没有遭人谴责和耻笑。
　　胡适虽然没有像很多民国文人一样离婚再娶，但他还是凭借自己的才情和温和的性格，颇得女人缘。他也曾经有过一些恋情，有的时间短，在开始没多久就结束了；而有几段恋情，持续时间比较长，甚至成就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爱情佳话。近些年来，胡适与几位民国女性的婚外恋，也被逐渐挖掘，浮出水面，成为了我们理解和研究胡适的重要突破点。曾与胡适有过恋爱关系的女子，从目前公开的资料看，差不多有六七位，既有中国本土女子，也有西方现代女性。她们中间有与胡适志同道合者，像陈衡哲、韦莲司等，也有因相互爱慕而生情愫者，像曹诚英、罗维慈等。胡适与这些女性之间的恋情，之所以会在后来上升到文化事件的层面，一方面与她们对胡适的倾慕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胡适本人生活中的寂寞心境相联。对于很多女性，胡适是既爱又怕爱，是出于他作为文人那颗多愁善感的心；而怕，则是他趋于理性又缺乏胆量所致。在胡适的那个时代，正是新旧伦理交替之际，有些传统顽固者，遵从旧伦理纳妾，而胡适作为留洋归来者，在生活上他信奉的是新式生活原则，即一夫一妻制。所以，对于那些婚外情，他并不敢明目张胆地有意为之，即便有爱慕之心，也大多保密，这也是胡适在婚外恋问题上一直处于潜隐的地下状态，而很少为大众所熟知的原因。可真实情况是否如此呢？揭开胡适婚姻生活的表象，他的性格中还是有偏激和狂热成分的，只不过这种偏激和狂热，被他表现在很多事情上的理性所掩盖，我们很少知道罢了。胡适不仅通过他与好几位女性曾有过爱情往事，向我们展示了他在理性之外的另一方面，而且他还曾在日记中记下了一次聚会有人为他看手纹后对自己性格的剖析：
　　（１）他说，我受感情和想像的冲动大于受伦理的影响。此是外人不易知道的，因为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面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像力的人，但我不屑表示我的感情，又颇使想像力略成系统。（２）他说，我虽可以过规矩的生活，虽不喜欢那种ｇａｙ的生活，虽平时偏向庄重的生活，但我能放肆我自己，有时也能做得很ｇａｙ的生活。（ｇａｙ字不易译，略含快活与放浪之意。）这一层也是很真，但外人很少知道的。我没有嗜好则已，若有嗜好，必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赌。我对于那种比较严重的生活，如读书做诗，也容易成嗜好，大概也是因为我有这个容易沉溺的弱点。这个弱点，有时我自己觉得也是一点长处。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①这一点，可能在很多普通读者看来觉得不可思议。胡适在去美国留学之前，因少不更事，曾经在上海颓废过一段时间，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不正常，悬崖勒马，并作出了深刻的反省，以至于要发愤考到美国留学，以此来彻底改造自我，重塑形象。后来，胡适所取得的成绩，包括他做学问的态度，都表明他是一个理性的人，有时甚至理性得让人觉得过分，完全不像一个受过西洋现代教育的自由主义文人。其实，我们看过胡适的这段自我表白，也能发现他有理性之外的另一面：受感情的支配，受想象的控制。否则，
　　他除和江冬秀有实际婚姻之外，还与好几位女性有过恋情，这非儒雅与潇洒所能驾驭。正是由于他多情的性格，能在做某一件事时深深地“沉溺”其中，以抵抗无聊和平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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