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_刘放桐著；袁贵仁，杨耕编_9787303222964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由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首席专家袁贵仁策划，已经纳入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出版基金项目。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汇编总结当代中国、西方（包括苏联、东欧）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哲学问题和论争，为新世纪的哲学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准备；二是对当代社会实践和哲学新问题进行重新理解与研究，规范和领引新世纪的中国哲学沿着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所展现的哲学逻辑而实现自己的发展；三是通过对“时代精神”的深切理解和对文明境界的追求，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出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寻求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真实视界的历史回归；四是通过对哲学未来发展的探讨，从而寻求哲学社会科学繁荣之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由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首席专家袁贵仁策划，已经纳入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出版基金项目。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汇编总结当代中国、西方（包括苏联、东欧）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哲学问题和论争，为新世纪的哲学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准备；二是对当代社会实践和哲学新问题进行重新理解与研究，规范和领引新世纪的中国哲学沿着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所展现的哲学逻辑而实现自己的发展；三是通过对“时代精神”的深切理解和对文明境界的追求，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出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寻求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真实视界的历史回归；四是通过对哲学未来发展的探讨，从而寻求哲学社会科学繁荣之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力图高屋建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本质，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当代哲学走向、西方哲学研究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等诸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整体性的研究，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核心内容和理论旨趣。

　　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逝世之后，对他的观点、思想和学说进行持续性研究，在人类思想史上不乏先例。但是，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如此广泛、深入而持久的研究却是罕见的。更重要的是，每当出现重大历史事件，每当历史处于转折关头，人们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新的研究。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仍是一门“显学”，研究的范围愈来愈广，层次愈来愈深，其探讨的问题之宏广邃微，概念范畴之洗练繁多，理论内容之博大精深，思潮迭起之波澜壮阔，学派形成之层出不穷，实为任何一种哲学研究无法比拟。可以说，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息的马克思，比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埋头著述的马克思更加吸引世界的目光。
　　当然，我们注意到，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研究中，基础理论研究具有根本性和方向性，犹如一座宏伟大厦的基石，仿佛一艘远洋巨轮的舵手。基础理论研究从根本上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广度、深度和维度，制约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主题、理论内容、理论特征和理论职能的理解。“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那人”就是基础理论。正因为如此，我们向读者呈上这套“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最终成果，同时，也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最终成果。列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的著作包括：吴晓明、陈立新教授的《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研究》，孙正聿教授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杨耕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欧阳康教授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袁贵仁教授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马俊峰教授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研究》，衣俊卿、胡长栓等教授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丰子义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王南浞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及其规律研究》，刘放桐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等。
　　从这些著作的内容看，它们分别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辩证法、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人的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价值理论等，显示出不同的理论内容和理论视角，犹如一曲由不同和弦构成的交响乐。我们并不认为这些著作完全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这些解释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因为我们深知解释学的合理性，深知这些著作受到作者本人的哲学素养、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价值观念的制约，而且马克思离我们的时代越远，对他认识的分歧也就越大，就像行人远去，越远越难辨认一样。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指出，这些著作是作者30年来上下求索、深刻反思的产物，是作者哲学研究的心灵写照和诚实记录。在这里，作者们以“客观的理解”为准绳，力图用简洁的语言、适当的叙述、合理的逻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
　　从19世纪中期起，西方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变更时期。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的内在矛盾不仅越来越明显地暴露，而且越来越激化，以致陷入了深刻的困境甚至危机之中。这突出地表现在原来作为近代哲学两大进步的对理性的倡导以及对主客心物的明确划分因被绝对化而都走到了其反面。相对于中世纪的宗教蒙昧主义，近代哲学强调理性的权威对促进哲学等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无疑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这种权威后来因被绝对化而变成了新的迷信，对理性万能的鼓吹导致了理性的独断，用理性建构的哲学体系变成了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思辨形而上学体系。主客心物明确区分为实现哲学上的认识论的转向、克服古代哲学的素朴性和直观性创造了必要的前提，然而将这种区分绝对化却又抹煞了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导致了将二者分裂的二元论，而二元论最终必然导致怀疑论或独断论。诸如此类的矛盾必将使曾经获得强大发展的西方近代哲学陷入困境，为了促使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必须克服和超越它的这类矛盾和困境，这意味着要求对之进行新的变更。由于这种矛盾和困境不只是涉及近代哲学的某一局部和方面，不只是涉及当时某一哲学家或某一学派的哲学（例如黑格尔及其学派的哲学），而是涉及将它们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体现整个时代的精神动向的哲学思维方式。因此，这时西方哲学发展所需要的变更不是某种或某些哲学流派和理论之间的变更，而是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变更，也就是具有普遍性意义，或者说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转向）。以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哲学从整体上必然被超越，具有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特征的哲学必将开始形成。这种转向不可能是简单发生和迅速完成的，而必然是一个有相当长时期的准备的复杂和曲折的过程。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可谓正处于这一过程中，因此我们大致叮以把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看作由近代转向现代的过渡时期的哲学。
　　把19世纪中期看成是这一过渡时期的开始，当然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西方近代哲学不存在内在矛盾。事实上，早在17-18世纪西方近代哲学的盛期，就已有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对笛卡尔等享有盛名的哲学家的理论提出了异议。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前期的英法两国，随着资本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革命的先后实现，以唯物主义和启蒙运动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近代哲学开始走向其末期。不过，在19世纪30年代黑格尔逝世和黑格尔学派解体以前，德国尚处于占典哲学的鼎盛时期。只是随着1848年革命后德国社会的巨变，才导致了德国哲学领域的巨变，而这标志着西方各国的哲学从整体上开始了由近代到现代的过渡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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