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大词人_施议对著_9787101103441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本书作者对民初四大词人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的生平、治学以及词学主张与贡献等都做了很好的梳理与钩沉、总结。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将读者心中容易产生的疑问择出，以一个学人、晚辈、学生与研究者的身份，对有关问题如学词、词学、为人、人生遭际等都有阐述、介绍。

　　真传与门径：民国四大词人
　　民国四大词人——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出生于庚子年间。人生阅历及治词道路，与世纪共推移。永嘉夏瞿禅（承焘），世称一代词宗，亦一代词之综合。夏承焘三个字，将与中国二十世纪词业永远连接在一起。与夏承焘同时，南京唐季特（圭璋）、万载龙沐勋（榆生）以及饶平詹祝南（安泰），于中国词学文献学、中国词学学乃至中国词学文化学，各有开创之功，亦将与夏承焘一起，载入史册。
　　丁亥新正，开工大吉。A君与B君，以电话煲粥（粤人于电话聊天之谓也），道及民国四大词人——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以及词学的真传及门径问题。其间种种，既牵涉到二十世纪词界的人和事，与《文史知识》（2006年第5期）所刊拙文《漫谈二十世纪词学传人》互相关联，即辑录于下，以与读者诸君共评赏。
　　言诗联想，天眼贯通
　　A君：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带领一班弟子周游列国。弟子中有一位做生意的叫子贡，面对当时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实时发表一通议论。谓：而今天下，贫困的越加贫困，富裕的越加富裕，整个社会显得很不和谐。如果贫困的人不那么善于奉承，那么拍马屁；而富裕的人也不那么骄傲，那么排场，大家不就安乐得多啦。老夫子说：你的意见并非不可行，但不如换一种说法。贫困的好乐，富裕的好礼，这样不更加美好吗？孔老夫子的意见，有如建设经济大国亦须建设文化大国一般。乐与礼对举，代表文化。或谓为快乐之乐，非也。子贡听此教导，实时引发联想。谓：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就是这一意思吗？老夫子听了很高兴。说：小子，现在你有资格跟我言诗啦。这资格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B君：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问题。与诸生言诗，我亦时常提起这一故事。孔老夫子说：“赐也，始可与言诗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可不可与言诗，有无资格跟我言诗，就看你告诸往能不能知来者。告诸往而知来者，和诗六义当中的比，由彼物比此物，都是一种联想。以往与来者，侧重于时间；彼物与此物，侧重于空间。一个以时间为纵坐标，一个以空间为横坐标。两个方向即将以往与来者以及彼物与此物联系在一起。世间万事万物，都出不了这一范围。这就是一种联想。可不可与言诗，有无资格跟我言诗，就看你懂不懂得联想。问题很简单。
　　A君：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昨日之日、今日之日，诸往与来者，诗人因之而有鸿篇；至于做学问，就其承继关系看，这当中究竟是怎么连接起来的？有无踪迹可循？
　　B君：人生代代，生生不息。长风万里，壮怀逸思。一代一代之如何连接，包括做学问，确实值得探究。而就孔老夫子的教导看，这种连接，其实就是一种贯通，即由联想所实现的贯通。懂得联想，纵向、横向，朝着两个方向走，也就懂得贯通。有一位学者将其归结于“天眼通”，属于《法华经》所说六神通之一通。谓其乃一种不可测而又无所碍的通力。借助于这一通力，能够看见眼前事物以外的远处事物，无限远的事物，甚至于能够预见未来；并且能够将孟子所说的东夷圣人与西夷圣人的心和理打通，令东方与西方连接在一起。
　　A君：预见未来，贯通中外，应是一种先天秉赋。这种秉赋，一般人当颇难具备。
　　B君：先天、后天，不容易说清楚。但是，推举“天眼通”的这位学者以为，拥有这一通力，关键在乎锻炼。说：“这种锻炼，佛家名为修持，道家名为修炼，儒家名为修养，亦即修身。修养到至精至熟，就可以随意顾而感应，无所不见，就是天眼通。”可见后天的努力，亦相当重要。这位学者叫刘蕙孙，《老残游记》作者刘锷之孙。所撰《〈周易〉〈庄子〉与六神通》，载其论学文集。能够练得这么一种通力，相信就将无所不能。
　　传旧创始，薪火炽扬
　　A君：科学发达，文明进步。宇宙、人生，数字译码。现代社会的“天眼通”，对于这一切，也许已非难事。但是，就一般人来讲，恐怕无从着手。眼下，到处时兴“走近某某某”（尽管已并非出大师的年代，却仍然有大师级的人物等候你走近）。对于这一切，你能不能也作一番近距离的描述？
　　B君：记得二十年前，业师夏承焘教授逝世，我曾与夏氏早年弟子谢孝苹讨论过这件事。我说：“瞿禅师著作等身，而所做学问，应当还有许多未及拿将出来。”谢默然。我又说：“已经拿将出来的，可能有半数以上。”谢摇头，说：“非也。恐怕只有百分之三十。”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一个人做学问，以有涯逐无涯，本身已经有所局限，加上做了学问，存入大脑，能够拿将出来的，亦极有限，两个局限，一再递减，等到传给下一代，恐怕就所剩无几了。怎么办呢？施蛰存先生说：“现在什么都做得出来。录音机、录像机，要什么，有什么。可惜就是没有录想机，不能够将思想记录下来。”如果真有这么一部机器，一代又一代，当然不愁连接不起来。但这应当是比较遥远的事。就目前情况看，一代又一代，互相连接，可能还得遵循孔老夫子的教导——述而不作，才做得到。
　　A君：“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这是《论语》中话。朱子注曰：“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就字面上看，只是传旧，而无创始，这么一来，会不会出现一代不如一代的状况？
　　B君：这确实是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不过，先儒训示，对于“述”与“作”，其主次重轻、缓急后先，应当已说得非常清楚。两千多年来，一班读书人都这么过来。一代不如一代，这并非只“述”不“作”的缘故，相反，却是只“作”不“述”，只顾自己的所谓创始而不管传旧所造成。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个个著书立说，甚至立学，而将承接的事，搁置一旁，这才真正令人担忧。
　　A君：从孔夫子说起，两千多年来，一代一代，代代相传，其踪迹确实难于追寻。回到现实当中，这种衔接，在述与作问题上，有无新的体验？尤其是词学问题，应当如何把握？
　　B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述与作，这是问题的一大关键。因此，四大词人的推举，除了尽历史的责任，为前代传人确立位置，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具体的历史人物身上，为这种衔接，提供较为真切的体验。
　　读书阅人，智域开拓
　　A君：反思以往，联想、贯通、述而不作，这应当是老一辈读书人包括孔夫子信而好古、实现目标的一种经验之谈。民国以来，词坛上几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也就是你所推举的四大词人，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他们是否也曾得力于此？对于倚声与倚声之学，这几位人物，他们的真传及门径，是否探测得到？尤其在读书、阅人方面，能不能说一说你自己的体验？
　　B君：最近一段时间，词界有两件事，值得留意。一为2004年3月，日本宋词研究会（词源研究会）推出新著《宋代の詞論》；一为2007年6月，台北淡江大学举办“第十届文学与美学暨第二届中国文艺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日本学者いしゐのぞむ（石海青）提交《詞曲定調》。前者为张炎《词源》的一种注译读本，后者由昆曲上推至词曲，试图以昆曲定调方法，推测词曲定调方法。二者所探讨的问题，皆十分专业。尤其是后者，说错指法——匀孔笛凡字错指，则更是细致精密。日本人一向将中国文学当作自己的第二国文学，他们所下的功夫，往往比中国人大得多。正当中土词界将词学推举为显学，而令声学沦为绝学之时，新刊著作及论文，从声学角度关照词学，这对于中土词界，无疑有一种救弊补偏的作用，而且，这对于我邦学者来说，相信也是个莫大的鞭策。
　　A君：《宋代の詞論》，中国书店（日本福冈）2004年3月发行，378页。村上哲见以为：这部著作，远远超出以前的研究成果，足以令彼邦（中国）专家为之瞠目（《宋代の詞論˙序文》）。我邦学者对于自己老祖宗的遗产，似乎重视得不太够。而石海青之演绎错指法，谓：“匀孔笛凡字，尽开六孔，其音过高，错指使低，约当高凡下凡之间。自宋词已有此法，至今不绝，昆曲凡字是也。”将宋词与昆曲联系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并以一系列文献数据加以印证，也是一种值得借鉴的方法。二者所展示，与词学的真传与门径，不知有何关联？
　　B君：真传及门径，乃具普遍性问题，非个别现象。而就承传关系看，真传及门径，大多却体现在具体的人物身上。这就是词学传人。通过词学传人，掌握词学真传，获知入门途径。这就是中华词学之得以代代相传的保证。近期，日本学界之所提供，相信也将在这一方面发挥作用。
　　A君：前一个阶段，处于蜕变期的中土词界，词学之由显学而玄学，在一定意义上讲，已完全脱离本体。许多文章论词学，什么词学思想，词学观念等等，名词一大堆，而其内涵极为空泛，义界亦十分模糊。翻来覆去，大多不得要领。对于这一现象，你在相关文章中，称之为“空中飞”。谓其如鲁迅所说，用自己的手，抓住自己的头发，妄图离开地球。此外，你在《漫谈二十世纪词学传人》中指出：民国时期，亦即四大词人所生活的年代，是出大师的年代。四大词人，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至今已盖棺论定。就其各自的业绩看，能不能说一说，其真传究竟是个什么物事？应当怎样才能得到？
　　B君：有一年晋京，与某年轻朋友论词。其问：夏承焘真传在哪里？答曰：在吴梅那里。我所说真传，就是吴梅的八字真言——音理失传，字格具在。吴梅曾指出：“五季两宋，创造各调，定具深心。盖宫调管色之高下，虽立定程，而字音之开齐撮合，别有妙用。倘宜平而仄，或宜仄而平，非特不协于歌喉，抑且不成为句读。昔人制腔造谱，八音克谐。今虽音理失传，而字格具在。学者但宜依仿旧作，字字格遵，庶不失此中矩镬。”（《词学通论》）用一句比较容易明白的话讲，那就是，将词学当声学看待，通过字格寻求音理。这不单是当代词学传人的经验，也是孔夫子所总结出来的经验。孔夫子其时，礼崩乐坏，先世所流传的音乐，大多已经失传。礼与乐相互为用。为着复礼，必先正乐。而乐已坏，只好从诗入手。所谓“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所说就是这一体验。由古证今，后来的情况亦如此。在寻求词学音理方面，民国以来，吴梅为之开先，四大词人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承接其馀绪，并且进一步加以发扬光大。其中，夏氏三段，即具体加以落实（详《一代词宗与一代词的综合──民国四大词人之一夏承焘》一文所述）。夏氏被尊称一代词宗，亦一代词的综合。而唐、龙、詹三氏，于中国词学文献学、中国词学学乃至中国词学文化学，各有开创之功，对于声学研究，亦在所当行。读书阅人，开拓智域。夏、唐、龙、詹四家，既已为声学树立典范，后昆追步，目标明确，必将事半而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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