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日，是南昌起义90周年纪念日，本选题系专门为此策划推出。90年前的8月1日凌晨，震耳欲聋的枪声打破了南昌城夜空往日的静谧，南昌起义爆发，打响了中国共产党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枪。八一南昌起义由此而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由大革命失败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点，成为中国共产党一次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进入创造红军的新时期”的标志，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揭开土地革命序幕和探索中国革命新路的开端。威震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还造就了一大批名将，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人民军队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绩。1955年首次授衔的十大元帅中有7位参加了这次起义；10名大将中有4位直接或间接参加了这次起义；6名上将、11名中将和诸多少将参加了这次起义。本书视角多样，观点独到，文史结合，可读性强。特别是描写贺龙同志参加共产党追求信仰的历程曲折复杂，艰辛执着，既表达了对南昌起义历史功绩的赞扬之情，缅怀了在起义中牺牲的革命先烈，同时也激励后人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
《贺龙的1927年》：
五、国共合作依靠领袖意志党内缺乏普遍共识
很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是靠组织纪律改变了党员的态度，国民党则是靠孙中山的领袖权威推行与共产党合作的政策。当国共“党内合作”的决定公布后，由于原来意识形态的不同，战略目标的不同，双方党内都产生了思想混乱和反对合作的声音。
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自共产国际提出之后，主要在两党领袖层间进行磋商，由双方主要领袖参与和做出国共合作的决策。在合作形成过程中，双方都忽视了对各自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进行“党内合作”的宣传解释工作。
中国共产党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时，是对国民党持根本排斥态度的。在国共合作的酝酿过程中，一直坚决反对采用“党内合作”方式的，只是最后屈服于共产国际的严明纪律，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党员加入国民党，并不是在思想上认识到了“党内合作”的意义，而基本是比较勉强的组织服从。这种合作状况又建立在必须牺牲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在党内造成的不良情绪。
对于国共党内合作形式所产生的这种种矛盾，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改组之前就已经觉察到了。几乎很少有人把共产国际有关指示和中共中央决议中关于争取领导权以及变共产党为群众性政党的要求，看成是必须立即实行的任务，但人们也决不愿意把自己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国民党党员。信仰的选择是不能强迫的。
然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部分领导人不是这样认识问题。他们确信：一切必须服从于反帝斗争的需要，因此首先必须改造和发展国民党，只有如此才能巩固和扩大共产党。鲍罗廷甚至宣布说：他在报纸上谈国民党，归根结底就是“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和“巩固共产党”。因此，他们极力强调严守纪律，不使用任何“左”的共产主义言辞，明确主张共产党人应约束自己，不要“引起麻烦”。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一大后立即通过了一个妥协和调和的决定，劝告党员不要引起国民党人的任何反感，不要“徒然使革命势力内部发生不必要的分歧”，包括国民党内“左右之分歧”，而且应当使一切工作都“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只有“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的，仍作为本党独立的活动”。甚至发展组织，亦应“十分慎重”，以免“国民党误会我们有意去拉他们的党员”。为此，谭平山、林伯渠等甚至辞去了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和农民部部长等职，让与国民党人，以示诚意。但是，用这种态度来处理国共关系，很快就证明是行不通的。
两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召开了中央执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对中共过于服从于国民党的需要，卷起自己的旗帜进行了批评，维经斯基明显地不赞同在国共合作中牺牲中共自身的利益与发展。因此，会议做出了与之前不同的决定，明确肯定：
第一，国民党就其性质而言，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其必然“趋于妥协”，而不能奋斗到底，故左派对右派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为“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必须避免盲目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并设法改变国民党一大后过于集中和强调一致的缺点，应宣传“国民党依他的社会成分（阶级分子）及历史上的关系看来，客观上不能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从而便于共产党在各种场合开展对右派政策的公开斗争和进行反帝革命的广泛宣传。
第三，必须把产业无产阶级统统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为贫苦佃农谋利益。不仅如此，只有“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并把阶级斗争引入国民党，才能“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
不难看出，这是一次旨在加强火药味的会议。然而，在国民党内部不满共产党的情绪已经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强调独立性，强调派别斗争和反对一切妥协倾向，国共之间的矛盾必将进一步激化。
两党内部合作期间被压制忍让过多，积怨过深，矛盾最后上升到仇恨，加之天生的阶级对立，共产国际从国共合作到分裂都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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