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流才子到佛门高僧，弘一法师留给世人的，除了种种关于遁世的遐想猜测，还有一份让人感慨万千、肃然虔敬的济世慈悲。
视世俗生活为虚幻的镜花水月，弘一宁愿选择一种简朴宁静的生活，以聚集全部的心智升华灵魂。他知道需求越少，得到的自由就会越多。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
一曲《送别》，一段愁肠，道尽无数离别苦。这首至今广为流传的歌曲的词作者就是中国近代艺术大师李叔同。他是李叔同，也是弘一法师，在人生短短数十年的时光里，演绎了两世别样人生。
前半生，他生于乱世，却成长在有“桐达李家”之称的富贵门楣。他是“二十文章惊海内”的风流才子，琴棋书画、金石戏曲，无一不精，更将古代书法推至极致；他是全知全能的艺术先驱，“西洋艺术第一人”，最早将话剧、西洋音乐等引入中国，人体写生课的中国首创者，五线谱作曲的中国第一人；他是老师，教学严谨，与学生亦师亦友，丰子恺、刘质平、曹聚仁、吴梦非都曾师从于他。如果人生继续走下去，等待他的将是艺术的集大成者。然而，命运却在巅峰的时刻发生转折，在乱世不安的动荡里，在西湖无限的春色里，他寂静转身，选择皈依佛门，开启了人生的第二世。
人生最难莫过于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关于出家的原因，李叔同并不愿多说。他的学生丰子恺曾这样解释：“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纵观弘一法师的一生，他的确就是这样一个追求心灵精神的人，不断探索自我、探索世界，以求达到生命的提升与完善。他的出家不因看破红尘、规避喧嚣，而是源自对自我更高的追求。
丰子恺也曾在《我的老师李叔同》中提及：“李叔同是一个万事皆认真的人。少年时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名士；作画时，像个美术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做和尚，像个高僧。”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将红尘一切放下得彻底，皈依便是灵魂的皈依，选择最苦的修行，做最深的弘扬。他是大师，所谓大师不仅是对佛法的深谙，更是求善求美的慈悲心性，是众生平等的济世襟怀，是“念佛不忘救国”的家国大爱。
人生无非，悲欣交集。1942年10月13日，大师圆寂，然而他的智慧和传奇却还在那里，等待后人去探寻与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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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归国，现实满目疮痍
满江红
皎皎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李叔同
居日五年，他成就斐然。求学四年，他成绩突出，名列前茅，在同班的五名本科生中，每次考试都名列第一。1910年，学校因他杰出的表现授予他精勤者证书。
1911年3月，他以优异的成绩从美术学校毕业。4月，他买了回归故里的船票。离乡已经四年了，这一次，他满载而归，除了学富五车的文艺知识，还有摩拳擦掌的跃跃欲试之心，以及一位堪称红颜的日籍妻子。
每一位远赴他乡求学的学子，在那些独自一人奋斗的日子里，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海峡另一岸的祖国，思念那故国的景、故国的人。他们忍受着白眼和落寞，吞下寂寥与心酸，只为了学成这一日，只为了回归故里这一天。
他带着满满的思念，带着对未来无限的憧憬，回到那熟悉的国、熟悉的家。他希望那里已经有所改变，希望等着自己的是一片广阔的舞台，希望自己有用武之地。
站在游轮的甲板上，天是蓝的，海是咸的，风是缠绵的。他极目远眺，只觉思绪万千，回头望，三十一载，人生已过去大半。他觉得自己像是在攀爬一座佛塔，在既定的轨道上螺旋上升，他活过一轮又一轮，每一轮都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自己。
回国，他的人生开始全新的一轮，他不知那片天空是否辽阔，也不知英雄是否有用武之处，他只知，如今的他和五年前截然不同，他是全新的，他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之上。
岸近了，他嗅到了久违的气息，这是属于祖国的独特气味。又见上海，这个被称为十里洋场的城市，给了他最幸福的几年，回忆蔓延，那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思绪把整个心房全部填满。
他把日籍爱妻安顿在上海，便起身回天津城。那里有他明媒正娶的妻，虽然本来就没几分的爱意早已在时光的洪流里消磨殆尽，但她却仍是自己明媒正娶的妻。
故园依旧立在那里，几年的雨打风吹虽然已使这座宅院显露出一丝沧桑的色彩，但却没有吹断那封建的礼教，那守旧的传统依旧将李氏家族紧紧束缚。
他跨进大门，在满屋迎候的人中，他看到了站在角落看着他的妻子。四年的光阴在她的脸上留下了点点印记，但却影响不了她周身端秀娴静的气质。她穿越人群望向自己，带着思念与渴望，泪眼婆娑，他是她一生一世的夫君，是她放不下的念想。
这样真挚的目光，让他不敢对视。她是自己的妻，却不是自己的爱人。他的爱人，在上海等着他。封建传统的门当户对，把她推向他，却没把爱情推向他，这一生，他终究是要负她的。
他看向妻子身边的两个孩子，他们一左一右，伴在她的身边，却用怯怯的眼光看着自己。他走时，他们还小，少不更事的年纪，他们已不记得他，父亲这个词语，仅仅成了一个简单的称谓。
他走向他们，妻子慌着拉起他们的小手，把他们拽到身前来，低声命令道：“快，叫爹啊。”
可是，那两个孩子，只是怯怯地沉默着，死命往母亲的身后躲。
他顿住脚步，这是他的孩子，视他为陌生人的孩子。被封建家庭锁住童年自由的孩子，从他们身上，他再次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让他害怕了，他们会不会像自己一样，不能为自己而活，不能自由自在地活着？想到这里，他不自觉地向后退了一步。
家道中落，早在庚子之乱后，清王朝加强了对盐商的控制，以此应对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盐商们只有拿出比原来多好多的资金才能将生意维持下去，不得已，李家放弃了曾经利润丰厚的盐商生意，在1902年的时候，李文熙将内黄引地出让，彻底放弃了盐商身份。
不再贩盐，这意味着李家只有银钱业一种生意。只是好景不长，1903年，因为银根短缺，爆发了银色风潮，李家的桐达号也牵涉其中；1909年，源丰股票号炒股失败，李家损失十万；1911年的春天，义善源票号也失败倒闭，李家再次损失十万；这一年，勉勉强强支撑着的桐达号再也撑不下去了，只得宣告歇业……至此，李家生意每况愈下，再也无法恢复元气。
富贵终如草上霜，十二岁写下的诗句一语成谶，他心里不免五味杂陈。如此乱世，民族堪忧，朝不保夕，李家的未来生计，前景堪忧。只是多年来，他一直将金钱置之度外，对李家生意不甚了解，对经营之道更是向未留心，一切变故他都无能为力。
他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做自己的事。应老友周啸麟之邀，他担任了直隶高等工业学堂的绘画教员。他摩拳擦掌，想要在春蚕吐丝的教师生涯中，将西洋的美术理念融进工业产品的外观设计中。
只是，命运总爱往他头上泼凉水，他很快意识到，传统守旧的中国人对西洋绘画了解甚浅，将画中的大胆开放视为不知羞耻。那幅他挂在书房的油画《出浴》，便在家中激起了千层浪，在天津城掀起轩然大波。
在天津的文化圈子里，姑且不是欣赏一类，真正见识过西洋画作的所谓文人雅士也是屈指可数。他们不知塞尚、马蒂斯，不知印象主义、象征主义，不知蒙娜丽莎、文艺复兴……这些他爱的美妙事物，如今只是对牛弹琴的存在。
他只觉自己从云端跌落到另一个时空，那些所谓的用文艺教化世人的凌云壮志，突然变成了一个笑话，远远地嘲弄着他。这位从日本东京上野美术学院回来的高才生，想要当画家的理想有些无力地瘫软下去。
躲进小楼，他的日子回到了从前，简单纯粹。除了去学堂授课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消磨在了他那间洋书房里，弹琴作画、会师见友、备课学习……
他见着了他，袁希濂，“天涯五友”中的老大哥，他也留学归来，在天津城任法官。那段日子，他们凑在一起，谈往昔，谈天地，他仿佛回到了城南草堂——他们义结金兰的光景，才情勃发的光景，恣肆流溢的光景……原来，多年后，那些游离在边缘的记忆这么容易便被唤出，原来自己记得如此清晰。
袁希濂已经走了，他坐在安静下来的洋书房里，心被回忆填满，为何身在自幼成长的老家，还会感觉心头漂浮着淡淡的乡愁？
几场秋雨几分寒，年过三十，他早已过了血气方刚的年纪。面对宛如迷局的时事，面对起义暴动的革命，他清醒沉着，那一腔爱国热忱犹在，那一颗怀世救国之心犹在，只是他却不肯介入那激烈旋转的旋涡之中。他不愿像革命党人那样，奔赴在反抗斗争的最前线，正如他不愿像王国维那样，自沉昆明湖，视革命如洪水猛兽。
他只愿孤独着，做自己。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被迫退位，腐朽的清王朝终于结束，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终于被推翻。
在他有生之年，那些他曾经为之奔走抗争的救国大业，竟以这样的方式现出自由的曙光。大抵是家道原因，父亲和二哥文熙皆是进士，家中贩盐也属半官性质，耳濡目染间对清王朝有不能忘情之处。曾经他只想改变腐朽的清王朝，从未想要使它消亡，可是年复一年的大失所望，他渐渐明白这是大势所趋。
也罢，四季更替，王朝兴亡，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他铺纸研磨，挥笔间，一首《满江红》跃然纸上，满屋墨香久久不散。慷慨激昂之情，荡气回肠之势，胸中块垒一扫而光。
好男儿，头颅抛，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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