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的论文集。是作者数十年来对于在人性、文化、社会和历史这些问题重重的话题中出现的话语转义的思考，以各种方式探讨了所有话语中的转义成分，无论是实在性的话语还是更具想象性的话语。作者认为，转义是所有实在性话语都试图逃离的阴影。然而这种逃离是徒劳的；因为转义是所有话语构建对象的过程，尽管这些话语假装如实地描述和客观地分析它们的对象。转义如何在人文科学的话语中发挥作用，构成了这些文章的主题。
《话语的转义》是海登·怀特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相关文章的汇编。同怀特的其他著述一样，该书除了其中的《历史的负担》一文可以说晓畅明白之外，大部分文字都比较晦涩，不容易把握。但该书的基本思想是清晰可辨，一以贯之的。全书探讨了人文科学话语特别是历史话语中的转义成分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
当我们力图理解诸如人性、文化、社会和历史这些问题重重的话题时，我们从来不能够准确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也不能够精确地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我们的话语往往从我们的资料滑向我们用以领悟这些资料的意识结构，或者，与此类似的是，资料总是与我们所形成的有关它们的形象不一致。而且，就以上话题而言，在诸如它们是什么、它们应该如何被论述以及我们能够获得的有关它们的知识种类等问题上，不同的观点总能找到合理的根据。
所有真正的话语都会考虑这些观点的差异，它们甚至会对系统地展示在其表面的自身的权威性提出质疑。特别是当话语试图标示出一个似乎是人类经验的新领域以便对其进行初步分析，界定这一领域的轮廓，辨识该领域中的各种因素．并辨别这些因素之间的各种关系时，情况尤其如此。正是在这里，话语本身必须确保用以分析这一领域的语言能够充分地描述那些似乎占据该领域的各个对象。然而，话语会通过一种预示的（prefigurative）策略影响这种描述的充分性，而这种预示与其说是逻辑的，不如说是转义的。
本书所包含的这些文章都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探讨所有话语中的转义成分，无论是实在性的话语还是更具想象性的话语。我认为，在人文科学中这种成分是不可消除的，不管它们多么渴望实在性。转义是所有实在性话语都试图逃离的阴影。然而这种逃离是徒劳的，因为转义是所有话语构建对象的过程，尽管这些话假装如实地描述和客观地分析它们的对象。转义如何在人文科学的话语中发挥作用，构成了这些文章的主题，而这也正是我给这组文章取名为“话语的转义”的原因所在。
海登·怀特（1928—），当代美国著名思想史家、历史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后现代历史哲学的理论旗手，也是文学批评领域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原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思想史教授，退休后任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顾问教授。主要著作包括《元史学》（1973年）、《话语的转义》（1978年）、《形式的内容》（1987年）和《比喻实在论》（1999年）。后三部著作均为论文集。
致谢
导言
转义学、话语和人类意识的模式
历史的负担
历史中的阐释
作为文学制品的历史文本
历史主义、历史与比喻的想象
事实再现的虚构
启蒙时期的非理性和历史认识问题
野蛮的形式：一个概念的考古学
作为盲目崇拜现象的“高贵野蛮人”主题
历史的转义：《新科学》的深层结构
克罗齐对维柯批评中的“活东西”和“死东西”
解码福柯：地下笔记
当代文学批评中的荒诞主义要素
译名对照
译后记
已故的R．G柯林伍德坚持认为，历史学家首先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还认为，历史的敏感性体现在把一堆杂乱的“事实”编造成一个看起来可信的故事的能力上，而这些杂乱的事实在未经加工的状态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要理解那些零碎的且总是不完整的历史记录，历史学家就必须利用柯林伍德所说的“构成性想象”，它会让历史学家——就像让一个出色的侦探——根据现有的证据以及它向能够对之提出合理问题的意识呈现的形式特征，构想出“情况肯定会是什么样子”。这种构成性想象的运作方式与康德的先验想象的运作方式非常相似。康德认为，即使我们不能同时直接感知一个桌面的两个侧面，我们也能肯定桌面有两个侧面，因为一个侧面这个概念本身就要求至少另一个侧面与之相伴。柯林伍德指出，各种不同的可辨认的人类情形会采取一些可能的形式，历史学家本身具有一种对这些形式的感觉，他们就是带着这种感觉去面对证据的。他将这种感觉称为一种探听力，用以探听包含在证据中的“故事”，或者探听那埋藏在“表面”故事中的“真实”故事。他的结论是，当历史学家成功地发现了隐含在大量证据中的一个故事或者多个故事的时候，他们就为这些证据提供了看起来合理的解释。
然而，柯林伍德没有看到，任何一组随便记录的特定历史事件都不会本身构成一个故事；它们最多向历史学家提供一些故事要素。这些事件是通过一些方式被编造成故事的，这些方式包括：抑制或贬低一些事件而突出强调另一些事件；描述特征，重复主题，改变格调和视角，转换描述策略等，一句话，所有那些在小说或戏剧的情节编织中我们通常可看到的那些技巧。比如，没有哪一个历史事件本来就是悲剧；人们是根据某个特殊视角，或者根据一组结构性事件（所论事件是其中的一个享有特殊地位的成分）的语境，把这个事件看成悲剧的。因为，在历史中，从一个角度看是悲剧的事件在另一个角度看就成了喜剧，这正如在社会中，从某个阶级的立场上看起来是悲剧的事件，从另一个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可能仅仅是一出闹剧，马克思就是企图通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事件来表明这一点、历史事件如果被看做某个故事的潜在因素，它们是价值中立的。至于这些历史事件最终会在悲剧、喜剧、罗曼司和反讽——借用弗莱的范畴——等故事类型中的哪一种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就要看历史学家是根据各种情节结构或神话中的哪一种的要求来塑造它们了。同一组事件可以作为悲剧故事或者喜剧故事的构成要素，这要看具体。睛况，要看历史学家选择了哪一种最适于将这些事件组织成可理解的故事的情节结构．
这就意味着，历史学家在处理历史记录的时候会考虑对事件的各类塑造问题，这些对事件的塑造类型可能被读者看做故事。的确，他也有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的确，没有人会同意把肯尼迪总统的生平编排成喜剧，但究竟应该将其编排成浪漫剧、悲剧还是讽刺剧，却是一个没有限制的问题。重要的是，大部分历史事件序列都可以按照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加以编排，从而为这些事件提供不同的阐释，并赋予它们以不同的意义。比如，被米什莱在其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巨著中解释成浪漫主义超越戏剧的事件，却被同时代的托克维尔编排成反讽的悲剧。不能说他们中的哪一个对历史记录中的“事实”有更多的了解：他们只是对何种故事最适合他们所了解的事实具有不同的看法。也不应该认为他们讲述有关大革命的不同故事是因为他们先期发现了不同种类的事实，即一个人发现的是政治事实而另一个则是社会事实。相反，是因为首先有了要讲述的不同类型的故事，他们然后才去挑选不同种类的事实。对实质上是相同的一组事件的这两种再现，虽说不上相互排斥却也迥然有别，但对于其各自的读者来说，它们似乎同样是合理的。为什么？这仅仅是因为，对于如何根据通常特别具有历史性、意识形态性、审美性和神话性的要求去编排大革命的情节，历史学家和他们的读者具有某些共同的先见。
柯林伍德曾经指出，如果一个人不熟悉在我们文化中被视为“悲剧”的各种情形，你就永远不可能向他说明白何谓悲剧。任何一个讲授或学习过通常称为“西方文明”或“西方古典文学导论”等综合性课程的人都清楚柯林伍德指的是什么。除非你对悲剧、喜剧、罗曼司和反讽情形的类特征有所了解，否则当你在文学文本中遇到它们的时候，你不可能将它们识别出来。但是，历史情形并不像文学文本那样融人了内在的意义。历史情形并非本来就是悲剧的、喜剧的或罗曼司的。它们可能本质上是反讽的，但我们没有必要按那种方式来编排。为了把悲剧情形转变成喜剧情形，历史学家要做的不过是转换视角或改变感知的范围。无论如何，我们之所以把历史情形看做悲剧或喜剧，就是因为这些概念是一般文化遗产尤其是文学遗产的一部分。一种特定的历史情形应该如何进行塑造，这取决于历史学家在把一种特殊的情节结构和一组他希望赋予某种特殊意义的历史事件加以匹配时的微妙把握。这实质上是一种文学的亦即虚构创作的运作过程。称之为文学虚构决不是贬低它作为提伊某种知识的历史叙事的地位。因为，不仅用以把历史事件构建成某种特殊故事的前类情节结构在数量上是有限的，就像弗莱和其他原型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而且，根据这类情节结构对事件的编码也是一种文化理解其个人和公共过去的方法之一。
……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