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名人奏折书系·曽国藩_牛贯杰_9787534759383

奏折是一种封建帝制时期的原始史料，富含政治、经济、民生等历史文化信息。本书通过解读清代名臣曽国藩奏折撰写的时代背景、涵盖的内容及相关的历史事件，从而反映曽国藩的思想、才干和心态。

　　《曾国藩》
　　后世楷模
　　曾国藩被誉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其为官之道无疑引起后起政治家的极大兴趣.亦被历史层累内化为其人格魅力所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两大关键人物——毛泽东与蒋介石都十分推崇曾国藩的治事为人之道。
　　毛泽东青年时代对自己的这位“乡贤”十分敬佩。这主要受湖南第一师范老师.即后来成其岳父的杨昌济之影响。杨昌济早年留学日、英九年，学贯中西，而终其一生持之以恒、用力最勤的却是承继湘人王夫之与曾国藩的衣钵。尤其对后者，可谓几乎达致崇拜境地。他曾亲手摘抄曾国藩的家书日记，在日记中写道：“仍抄曾文正公日记，欲在一月以内抄完，亦文正一书不完不看他书之意也。”20多天后，此项工作如期完成，喜悦之情在日记中流露无疑：“昨日将曾文正公家书抄完，颇自为喜，已做成一事矣。此后仍当节抄其家训日记，拟合刻之，名日曾代嘉言。”曾国藩以文章经世天下，身后留下手书日记自然数量惊人。杨昌济不避劳苦，对曾氏言行可谓亲身实践，做教师后更是言传身教。他的两位学生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一为毛泽东。一为蔡和森。
　　毛泽东中学时已研读《曾国藩家书》，家境虽不富裕，但其还是购买光绪刻本《曾国藩家书》一套，在数卷扉页都手书“咏之珍藏”字样.这套书至今还保存于韶山毛泽东纪念馆。他从曾国藩教育子弟书信中总结读书路径，用心体会实践。“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无一成。此言岂非金玉？”进入师范后，在恩师杨昌济的言传身教下，毛泽东对曾氏体认益精进一步，同样，曾国藩对他的影响亦更为深刻。
　　《左宗棠》
　　奏为甘肃新疆各种防营历年承修城垣词庙道桥栽种树株请饬部备案事（文）
　　奏为甘肃、新疆各处防营历年承修城垣祠庙、道路桥梁、栽种树株请旨饬部备案以垂久远，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窃查甘省内地自遭兵燹以后，千里萧条，东路各属地居冲要，荒废尤甚，如会宁县之翟家所、张陈堡，安定县之王公桥，隆德县之六盘山，固原州之三关口等处，均为著名险隘，其间沟涧深窄，河道沮淤，道路、桥梁率多倾塌，夏潦冬冰时有阻滞、倾覆之患，农商行旅均以为苦，嗣经统领武威军甘肃平庆泾固道魏光焘、统领楚军中路各营记名提督镇海协副将周绍濂会同统领楚军前路各营提督刘端冕等督饬各该防营。于操防护运之暇次第承修会宁属境大小砖石土木桥十九座．种树二万一千余株，安定属境木石桥八座，种树十万六千余株，金县属境木石桥三座，种树四千四百余株，皋兰属境木桥一座，种树四千五百余株，修造会安等处祠庙、行馆、书院一十三所，险阻大小路径亦均修治平坦。泾州属境大小木石桥九座，平凉属境大小木石桥二十九座。固原属境大小木石桥十座，新开三关口、蒿店、瓦亭沿河一带石路四十余里，隆德属境大小桥梁六座，六盘山上下车路二十余里，静宁属境大小土桥七座，新开会宁县城东起，至翟家所止车路四十三里。又自陕西长武县界起，至会宁县东门外止，计程六百里。节年共种植成活树二十六万四千余株，柳湖书院种活树一千二百余株，平庆泾固道署内外种活树一千余株，环县属境种活树一万八千余株，董志县丞及镇原县境种活树一万二千余株，此外平庆泾固各属驿路、固原北至平远以达惠安堡盐路均已一律修治平坦。
　　《年羹尧》
　　从年羹尧的奏折可以看出，此时的四川经济已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清政府的赋税收入并没有相应增加。究其原因，颇有可能在于地方官员的瞒报。这对清政府来说，无疑非常被动。因此，年羹尧奏折中要求根据地方官吏招募百姓、开垦荒田、缴纳赋税的成绩作为政绩考量。这是从政府角度思考问题，符合清政府的利益诉求，但却是一种“藏富于国”的非理性思维。所谓藏富于国，即国家本位的观念体现。国家自产生之日起，为维持其运转，必然需要掌握一定财富，但国家及其机构不能自行产生财富。因此，国家必须通过国家机器来强制筹集资金。虽然在征收之时常常挂以“国家”的名义，但实质不过是统治阶层为了满足自私欲望而挂起的遮羞布而已。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财富总量是一定的，这些财富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从而使得资源配置达到“天然的合理”。国家强制收取财富必然会打破这种天然的合理。毫无疑问，以征收粮食数量作为政绩考量标准，属于以“非自然入本位”为指导的政绩观。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官员们定然会想方设法从百姓手中尽量地多“剥削”财富，以提升自己的政绩，获取升迂机会，其结果则必然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惨景象。因为在专制政治制度下，所谓的国只不过是一姓君王而已。以其为核心的统治阶层将自己当成独立的利益主体，站在普通百姓的对立面，征集的财富不再用于提供公共产品，而是成为奢侈腐化的“温床”。因此“以四海为筐箧，藏富于民”方是正道，只是又有哪个曾经做到？
　　《张之洞》
　　1911年，汉阳铁厂已建成三座高炉，年产钢达8640吨，萍乡煤矿年产煤ll15614吨，大冶铁矿年产铁矿石359467吨，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实现连续三年盈利，改变长期以来的亏损局面。
　　毛泽东上世纪60年代初说，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就是指的不能忘记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的历史功勋及其经验教训。张之洞主持兴建的汉阳铁厂，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侧影，但是，有很多问题，和目前的情况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值得借鉴之处比比皆是，“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今天从张之洞的汉阳铁厂工程之中，我们仍然可以学习到很多很多。向西方学习
　　如果仅仅是办几个工厂，张之洞很难被日本名臣伊藤博文誉为“中国第一能办事之人”。
　　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到1903年已突破1200万两.1 905年更是突破3500万两；张之洞督鄂前，间接贸易进出口最高数字是1880年的4200万余两，到1899年达到6700余万两.1 904年突破l亿两大关。汉口甚至一度超过了广州和天津，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大商埠，湖北也成为仅次于江苏的税源大省。
　　张之洞的实业救国，除了卢汉铁路和汉阳铁厂，他还以武汉为中心，先后创办了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资本总额约1130万两白银。在其督鄂的前后18年中，张之洞大力推行洋务“新政”，湖北出现了工商兴旺、教育事业蒸蒸日上的景象，无论是直接贸易还是间接贸易，都有数倍增长，武汉已“驾乎津门，直追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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