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古代科技与现代文明”、“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专题研究”、“讲坛”和“文献与史料”五大部分，十九篇文章，以“古代科技与现代文明”为主题，代表性的国际学者有约翰•伯里、乔治•萨顿、史蒂文•谢平等，发表了目前国际最前沿的史学理论，以实现我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的对话。
人文科学在20世纪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来，这种变化更为显著，波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和交流，与一流学者、学术机构和学术杂志直接联系、对话和合作。《新史学》辑刊便为国内学者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所选学术作品都是来自国内外一流学者的优秀成果。
妇女史和家庭史
接下来是妇女史及与妇女史密切相关的家庭史。1973年，朱利亚?奥法奥兰（Julia O'Faolai）和劳罗?马丁内斯（Lauro Martines）合编了一部从古代一直到19世纪早期欧洲人论述妇女的文集。该文集取名为《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Not in God’s Image）。他们评注和辑录了从中世纪晚期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文献，着重强调妇女是一个“屈从的性别”，她们屈从于男人和由男人们创造的压迫性法律和习俗。奥法奥兰和马丁内斯还指出：“妇女接受了这种地位以及维持这种地位的种种规定。”除妇女受教育的机会有所增加外，奥法奥兰和马丁内斯并不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妇女的处境好于人类历史上的其他时期，一切都是压迫和屈从。
1977年，史学家琼?凯利-加多尔发表了一篇文章《妇女有一个文艺复兴吗？》，题目极具挑战性。文章主要依据对中世纪优雅爱情文学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优雅文学，特别是卡斯提利奥内（Castiglione）《廷臣论》的比较，得出了一个响亮的答案：“没有。”在凯利一加多尔看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进步——原始资本主义经济、围家和人文主义文化——共同把贵族妇女塑造成了一种美丽的玩物：端庄、贞洁、对丈夫和君主双重依赖”。她还在别处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对妇女的反面影响程度之大足以令我 们说，妇女——至少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没有一个文艺复兴”。
凯利一加多尔的文章常常被看作文艺复兴时期妇女研究的起点。然而，转向妇女史研究的趋势可能更早就开始了，它受到了两股外部资源的推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事人文学研究的女性学者越来越多，以及20世纪社会晚期，反对歧视妇女的意识的觉醒。这促使人们探究过去的妇女是如何处理类似问题的。如今，对文艺复兴时期妇女和家庭的研究是女学者和男学者共同参与的一项重要活动。
起初，学者们同意凯利-加多尔的意见。他们发现，在社会、政治和思想方面，文艺复兴时期对妇女而言都是一个倒退时期。学者们争论说，男人主宰了妇女的生活，妇女被褫夺了继承财产和接受教育的权利；如果妇女获得了拉丁语知识，就会被看成怪异的另类；她们被限制从事职业性的学术研究活动。
在最初的研究热潮之后，对文艺复兴时期妇女的研究已经变成了一项涉及妇女生活各个领域的广泛研究。学者们试图理解妇女在各种环境中的角色。妇女在家庭内和家庭外有多少权利？她们接受的是哪种俗语（白话）和拉丁文（文言）教育？她们在劳动力大军中扮演什么角色？借助丰富的私人和政府档案，学者们试图理解已婚妇女、独身妇女、寡妇，甚至是妓女（假如她们写诗的话）的生活。学者们描绘了一个更细致的图景：妻子、母亲和修女并不总是遵守压制性的规训(discipline)；她们也是工作场中的一股力量；许多妇女是著作家、艺术家和财产拥有者；她们有法律人格，虽然低于男人，但仍受到了法律的认可。
在20世纪90年代，妇女史家口益使用一个被称为“性别”( gender)的分析范畴。他们试图理解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和法律状况如何建构了男人和女人的不同身份，也就是所谓的“性别角色”(gender roles)。根据这一研究路径，男子和女人在某些方面之所以行为各异，并非由于他们之间固有的差异；相反，政治、宗教信仰和社会状况、工作场所的结构以及地方法律创造出了对于男人和女人不同的期望、规则和模式，人们期望他们遵守而且通常也确实被遵守了。此类历史分析使史学家能够考虑到在不同场合里妇女生活的真实差异。在文艺复兴时期，妇女并不甘心遵从性别角色，研究业已发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
大卫?赫尔利( David Herlihy.1930-1991)和马格丽特?金(Margaret L.King)分别于1985年和1991年对凯利一加多尔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更细致的回答：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或其他地方的妇女并未逃脱男性社会强加于她们的、常常是严厉的社会处境和限制，在这方面她们与其中世纪姐妹毫无二致；但她们的确发展出了一种更为强烈的自我意识，并展现出了一种巨大的思想和精神成就，我们可将其称之为个人主义和自我实现。②为了创造文学和艺术作品，一些妇女超越了限制，此类妇女的数量令人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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