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第13辑_陈恒_9787534782381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本辑为《新史学》第13辑，主题为“艺术史与新史学”，刊发此领域海外最新成果5篇，此外核心栏目“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刊发论文5篇，“专题研究”6篇，“评论”1篇，“文献与史料”1篇，所刊文章均为当今世界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这些文章对国内史学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新史学·第十三辑：艺术史与历史学》：
　　这些只是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早期少数论及美术的文献的一部分，也因此成了文艺复兴初期美术史的宝贵证据。尽管在美术文献方面罕见，在文艺复兴文学方面却是常见。它们属于一种体裁或类别，可见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一些典型文本巾。同类的其他书籍可见于布鲁尼（Bruni）、萨鲁塔蒂（Salutati）和马内蒂（Manetti）这些作家的著述，所有文艺复兴学者对于这些书籍都非常熟悉。它们论及广泛的道德和哲学问题，但就论述视觉艺术而言，则仅限于佛罗伦萨一城。学者们有理由询问为何其时如此专注于佛罗伦萨。其中之一即是汉斯·巴伦（Hans Baron），而他的回答也成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关这一问题讨论的中心部分。
　　巴伦将关注1400年前后的佛罗伦萨与佛罗伦萨争取独立的一场战争联系起来。战争以1390年米兰宣战开始，至1454年方才结束，当时米兰承认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巴伦提出，这些事件解释了佛罗伦萨当时的政治方针，特别是强调了自由和市民参与的共和理想；它们引起了独具特色的人文主义，其根植于“一种参与政治、积极生活的新哲学”，并致力于歌颂佛罗伦萨共和政体的自由。
　　巴伦的观点导致弗雷德里克·哈特（Frederick Hartt）强调佛罗伦萨美术中自由的作用，将15世纪初期主要的委托项目如大教堂穹顶与争取独立的斗争联系起来：“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委托项目的功能如同不断反抗同化与专政的战士，它们通过其感受深刻而又易于辨识的象征含义，激励着民众支持关系佛罗伦萨生死存亡的斗争。”不过，也有其他一些学者并不信服巴伦的论点，他们所提出的对应观点，以及巴伦对其观点的进一步定义，已广为人知而无需在此赘述。但该论点本身与相关讨论都取决于阐释的问题，需要考察的是，何以用如许不同的方式看待证据材料成为可能？
　　巴伦的观点集中于一部著作——莱奥那尔多·布鲁尼的《佛罗伦萨颂》（Eidogy of the City of Florence），创作于1403年至1404年间。关于这部著作在写作上模仿古典原型，正如先前提及的，巴伦也乐于认可，并表明布鲁尼受惠于其源头的程度。那是一部赞美雅典的古希腊修辞学著作，可以看出布鲁尼将古代雅典人荣获的所有美德赋予了佛罗伦萨人。巴伦指出，更为重要的是，布鲁尼在其观点的概念结构上也依赖于古典原型，“其问题的模式与序列都明显地模仿他所认定的前人”。不过，要是布鲁尼仿照某部古典修辞学著作来称颂佛罗伦萨人无可否认的话，他确实这样做了。巴伦声称，因为那部著作直接谈及佛罗伦萨人新近的经历。巴伦指出，换句话说，雅典人在与波斯人的战争中曾经经历的，佛罗伦萨人新近在与米兰人的斗争中再次经受了。巴伦坚认布鲁尼所表达的伤感情绪的真实性，说到“布鲁尼的佛罗伦萨颂词的精妙之处，不是取自古代或中世纪前辈。它源于他本人那个时代的经历和潮流”。
　　反驳者称，布鲁尼回应的不仅是佛罗伦萨城新近的事件，更是古典修辞学的形式和结构。巴伦也已经承认，布鲁尼曾运用其中的一个事例作为范本。以此观之，布鲁尼的颂词不应当被理解成表达了一种新的公民意识，而更应当被理解为专业修辞学者的标准表述，更类似（而非不同）于诸多前人的著作。
　　而后巴伦及其批评者就古典修辞学对于布鲁尼的重要性，更广义地说在文艺复兴初期的重要性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使用方式。与巴伦观点相异者之一的保罗·奥斯卡。克里斯泰勒（Paul Oskar Kristeller），既坚持修辞学在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范围内的中心位置，又主张它与中世纪过往的联系。关于这一往昔，克里斯泰勒试图表明，作为专业修辞学家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是如何追随着中世纪修辞学者足迹的。他们受到相同的训练，获得类似的职位，担任修辞学教师或是君王、市政府的秘书。他们所喜爱的文学形式及主题都是从中世纪修辞学中习得，如共和制自由的理想。这一点极其重要，需要特别强调：古典文本，特别是西塞罗（Cicero）的那些著作，确立了修辞学与公民生活间的密切联系，如同后来的佛罗伦萨赋予了修辞学支撑起自由的责任。当然，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修辞学之间有诸多差异，最重要的就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更为系统地研究占典范例，他们也因此将中世纪的作文术（arsdictaminis）转变成了人文学科（studia humanita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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