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史探微_高凯_9787534780370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汉魏史探微》文集收录高凯教授自1992年硕士生毕业到2014年以来约30篇文章，大体分为汉魏史、中国人口史和历史地理学三部分；主要是以秦汉官营盐铁制度、汉魏时期“门生故吏”制度、汉魏时期妇女地位问题、长沙走马楼吴简社会与移民问题、汉魏时期疾病地理、汉魏时期人口地理和中国古代性比例等问题为研究对象，涉及这一时期的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军事史、人口史、历史地理学和简牍学等方面的内容，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总　序
　　郑州大学历史学科创建于1956年，1976年增设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1981年中国古代史、专门史、世界史专业获得首批硕士学位授权点，1996年中国古代史专
　　业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点，2003年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点，并获得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2006年获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07年，中国古代史专业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历史学为国家级特色专业，也是河南省一级重点学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中原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中心为河南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50多年来，历史学科名师荟萃。嵇文甫、秦佩珩、荆三林、史苏苑、刘铭恕、张文彬、高敏、李民、戴可来等知名教授学者曾在此执教。目前，历史学科已形成年龄、职称、学历、学缘结构相对合理的学科及师资队伍。现有教授24人，副教授21人，讲师9人；具有博士学位者25人，多来自国内著名高校；有博士生导师15人，省特聘教授2人，“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入选者”1人，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2人，省管专家4人，省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12人。
　　近几年来，历史学科先后承担并完成的主要科研项目有：国家“十五”“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国古代文明与考古学”“考古学与中原文化”；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子课题“登封南洼遗址的发掘与研究”；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等。在研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余项，横向科研项目15项，科研总经费达2000余万元。
　　经过50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历史学科已凝练成相对稳定并具有各自优势特色的研究方向。如在先秦思想史、秦汉史、人口史、魏晋南北朝史等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在田野考古、陵寝考古、城市考古、科技考古、中原考古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三礼及郑注研究和整理、出土古文字整理与研究方面，有深厚学术积淀；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近代妇女史、港澳史等方面的研究颇具影响，同时与河南地方史研究相结合，显示出学科实力；在明清经济史、区域经济史、宋代民族史、移民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在东南亚史尤其是越南史，以及犹太史、欧洲文化史方面，取得了不少高水平成果；在中原历史及古代文明、中原历史文化遗产、中原科技史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为弘扬中原文化、推动河南省文化事业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目前，历史学院的基本定位是依托中原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充分发挥师资力量雄厚、科研成果丰硕、学科实力较强的优势，以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创新型专业人才为目标，以本科教育为基础，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努力把历史学院建设成为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学术研究型学院。办学思路是以教学工作为中心，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人才质量为生命，不断加强对学生综合能力和基本素质的培养，努力造就系统掌握专业理论知识，并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具体来讲，历史专业要大力弘扬中原文化，积极为河南省的“文化强省”建设和“中原经济区”战略提供智力支持。考古专业要充分利用河南文物大省的优势地位，积极开展田野考古实习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人文科学实验班（国学方向）在推行“2＋2”培养模式上，积极构建文史哲交叉融合的一体化教育平台，强化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综合能力。
　　为了实现历史学院又好又快地发展，我们必须抓住国家“千人计划”和河南省“百千万工程”的机遇，实施新一轮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历史学院一贯认为：人才是学院兴盛的保障。一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尤其是要发挥老专家、老学者的传承与帮带作用。二是积极引进名校毕业的博士，改善人员梯次和年龄结构。三是注重人才成长与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的关系。四是平衡郑大人才固有传统和新兴学科人才群的关系，达到人才和谐、共同进步的最佳状态。
　　为了实现学术研究型学院的目标，我们必须切实提高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历史学院一贯主张：专业建设需要突出专业的特色和优势。首先是加大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的力度，突出专题研究教学内涵，引导学生对历史考古研究的学术兴趣。其次是突出实践教学环节，加大中原历史文化的教育特色以及国学教育的内容，搭建嵩阳书院的教学平台，达到厚基础、宽口径的学术探索目的。再次是培养一支优秀的中青年教师队伍，彰显教师个人的研究领域和水平，形成“黄金教学研究链条”。为了实现各研究方向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倡导顶天立地抓科研，努力提高科研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历史学院的一贯做法是：科学研究是立院根本。一是营建科学研究的人文氛围，建立科学研究的奖惩机制。二是加大重点学科的建设力度，出原创、出精品。三是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的科研引导作用，努力承担国家、省部级项目以及社会服务工作。四是正确引导学生（本科及研究生）对科研对象、领域的选择，包括大学生的假期实践活动，也要贯穿科研意识和能力的培养。
　　“郑大史学文库”系列著作的出版，就是基于以上的历史积淀和现实考虑，一方面是展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师的学术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是学者自己对学术研究的一个深层总结与回顾，在此基础上，选择和坚持更加明确的学术研究方向，瞄准学术前沿问题，开展更为深入的科研工作。
　　司马迁说过：“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追求。
　　韩国河
　　2011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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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唯一可与王导媲美的谢安
　　谢安是东晋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有着与东晋初期社稷之臣王导一样的历史地位。这种地位正如史家所评价的那样：“建元之后，时政多虞，巨猾陆梁，权臣横恣。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扆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惟谢氏乎？”①那么，谢安为什么能够获得史家如此之高的评价呢？
　　谢安之所以能够获得史家如此之高的评价，就在于他在东晋中期民族矛盾上升、外族大兵压境的严峻形势下，率领谢玄、谢石、谢琰等人，以八万人的弱势兵力，成功地以少胜多，击退了前秦百万大军的进攻，赢得了淝水之战的胜利，保卫了东晋政权和江南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３８３），早已统一北方九年之久的前秦，发动百万大军挥戈南下，直逼东晋。当时前秦军队之强大，正如苻坚自己所说的那样，“今有众百万，资仗如山”，“投鞭于江，足断其流”②，足见前秦苻坚此举，大有吞并东晋，一统天下的意图。面对如此危险的形势，谢安临危受命，任东晋国家的大都督之职，镇定自若，从容指挥，使东晋以区区八万人之众的北府兵，抵住并彻底打败了苻坚的百万大军，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以弱克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谢安能不畏强暴，敢于以八万之众的北府兵去与有百万大军的前秦军队相对抗呢？这应该和谢安在淝水之战以前为打赢这场迟早要到来的南北兼并大战所做的各种努力和准备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为了应对迟早要到来的南北战争，谢安成功地阻止了桓温的篡权阴谋，稳定了东晋国家的统治秩序，为东晋中期政治上安定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咸安二年（３７２），简文帝病逝以后，“（桓）温初望简文临终禅位于己，不尔便为周公居摄”③，但是，简文帝仅遗诏让他辅政孝武帝。简文帝此举并未遏制桓温的篡位活动，桓温了陈兵威胁孝武帝外，还布置“伏甲设馔”①的“鸿门宴”，“呼（谢）安
　　及王坦之，欲于坐害之”②。谢安明知桓温有杀己之谋，仍泰然处之，在谈笑风生中劝阻了桓温不惜以武力篡夺帝位的举动。此后，桓温病重，他仍讽朝廷“加九锡”③，以便为自己正式篡权做准备。又是谢安等人故意拖延时间，故直到桓温病死，也没有让他获得非分之赏，从而维护了东晋国家皇权的尊严和完整。
　　其次，为了应对迟早要到来的南北大战，谢安主动抛开了个人的恩怨，妥善地解决了桓氏家族的残余问题，并为东晋国家建立起一支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北府兵，为东晋成功地抵御北方前秦军队的进攻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桓温死后，桓氏家族的残余势力仍然十分强大。如果谢安突然撤换桓氏家族和桓温安插在朝中的亲信，必然引起他们的惊慌和强烈抵制。为了避免发生内乱，谢安忘却了个人的恩怨，而对以桓温之弟桓冲为代表的桓氏家族采取了必要的宽容态度。他劝导孝武帝任桓冲为中军将军，都督扬、江、豫三州军事，扬、豫二州刺史，“领其众”，“代温居任”④。从而使已担任“尚书仆射、领吏部，加后将军”的谢安与桓氏家族之首的桓冲之间有了一种相互谅解的基础。正是因为谢氏与桓氏之间有了这种谅解，才使桓冲拒绝了他手下人“劝（桓）冲诛除时望（谢安），专执权衡”⑤的建议，而坚持“以将相异宜，自以德望不逮谢安，故委之内相；而四方镇扞，以为己任”⑥，避免与谢安发生矛盾。这是谢安实行“镇以和靖，御以长算”⑦政策的结果。谢安此举不仅避免了谢氏与桓氏之间的直接冲突，保存了东晋国家的军事实力，而且也为东晋国家创造了一个祥和的政治局面。
　　桓氏集团是世代经营扬州且经过几十年而发展起来的世族军阀集团，拥有数万能攻善战的精兵强将，是东晋中期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但是它毕竟是属于桓氏家族指挥，且长期驻守在长江中游的军队。虽然桓冲和谢安之间的矛盾被谢安很巧妙地淡化了，但仍使谢安为东晋国家没有一支可靠的、可由中央调动和直接指挥的军队而担忧。于是，谢安在“强敌寇境，边书续至，梁益不守，樊邓陷没”⑧的形势下，授意谢玄在晋人谓京口为北府的今江苏镇江一地，“多募劲勇”⑨，使“（刘）牢之与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骁猛应选”①，组成了“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②的军队。这支军队的兵士多是从北方流落并逐渐定居京口一带的流民，再加上本地尚武之风的传承沿袭，使得北府兵成为具有习武好战基础的士兵与富于指挥战斗经验的“骁猛”之将的良好结合，就是这支军队，在以后抵御前秦苻坚百万大军进攻的淝水之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同时，这支军队也成为了平衡桓、谢两大权力集团的关系和稳定东晋政局形势的一支重要力量。
　　再次，为了积极奋战，谢安摒弃了自汉魏以来不问良莠地征辟子弟为官的陋习，确立了东晋历史上以才德取人、任人唯贤的典范。
　　东晋王朝是门阀世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封建王朝。门阀世族为了维护各自家族的利益，总是不问良莠地以各种方式把自己的子弟征辟为官，这不仅是东晋一朝的惯例，也是自东汉以至魏晋南北朝的惯例。但是，谢安当政期间就以任人唯贤的实际行动改革了这种世俗。如王国宝，其父是王坦之，属于东晋的“中兴膏腴之族”，又是谢安的乘龙快婿。谢安十分讨厌王国宝“少无士操，不修廉隅”，故“每抑而不用”③，同时，对于有德才的谢玄、谢石等人，他又能做到“举贤不避亲”。如东晋孝武帝时，“苻坚强盛，疆场多虞，诸将败退相继。安遣弟（谢）石及兄子（谢）玄等应机征讨，所在克捷”④。可是，前此朝廷“求文武良将”⑤时，谢安断然以其侄谢玄监江北军事，组织北府兵之举曾遇到种种非议，谢安能不为之所动，足见他的知人善任。而正是因为谢安能冒“私其子弟”的讽议和不拘一格、知人善任的勇气，才使得在淝水之战中东晋军队具有非凡的战斗力。由此可见，淝水之战之所以是东晋取得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谢安的功劳，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谢安在太元二年成功地打消了桓温用武力篡夺帝位的念头，避免了由此带来一场内战的话，东晋根本不可能有能力抵御前秦的进攻；如果没有谢安以大局为重，冷静处理陈郡谢氏与谯郡桓氏这两大门阀政治集团之间的关系的话，东晋就不可能会有稳定的政治局面和上下齐心、共同对敌局面的出现，也根本不可能有淝水之战的胜利；如果没有谢安的临危不乱、镇定自若地从容调度、指挥北府兵的话，东晋就不会有稳定的军心，兵士不会有昂扬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也就不会有淝水之战的胜利；如果东晋没有谢安敢于在“朝廷求文武良将可以镇御北方者”⑥之时任用谢玄的话，东晋就不会有北府兵的组建，不会有像刘牢之、何谦、田洛等能征善战的“骁猛”之人指挥着北府兵抵抑前秦的进攻，也不会有淝水之战的胜利。关于这一点，正如王夫之所论：“谢安任桓冲于荆、江，而别使谢玄监江北军事，晋于是而有北府之兵……谢玄监军江北，择将简兵，六年而后用之，以破苻坚于淝水，非一旦一夕之效矣。”①
　　最后，谢安之所以备受史家赞誉，还在于淝水之战后，谢安为了保持东晋政局的稳定做出了最大的个人牺牲。
　　在淝水之战中，谢安及谢玄、谢石等谢氏家族的人为东晋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谢安并未以此作为向孝武帝邀功的资本，而是为了东晋政局的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这些自我牺牲包括：一是已有盖世之功的谢安，在淝水之战后，不顾年老体衰，“上疏求自北征”，“都督扬、江、荆、司、豫、徐、兖、青、冀、幽、并、宁、益、雍、梁十五州军事”，指挥北伐中原，以完成“混一文轨”②的统一大业。二是淝水之战刚结束不久，长期雄踞长江中游的桓氏集团的首领———桓冲病死了，东晋国家荆、江两州出现了权力空缺。当时以谢玄在淝水之战的功绩和名望，非常适合担任这一职务。但是，谢安深知“怨之所聚，乱之本也”③的道理，便以“父子皆著大勋，恐为朝廷所疑，又惧桓氏失职，桓石虔复有沔阳之功，虑其骁猛，在形胜之地，终或难制”的原因，立“桓石民为荆州，改桓伊于中流，石虔为豫州”④。谢安此举既避免了谢氏因功高盖主而遭到朝廷的猜疑，又避免了桓氏因功不赏和日后叛乱的隐忧出现。三是淝水之战后，谢安并未以功高盖主而专擅朝政，而是能与司马氏家族中年轻的司马道子共掌国家大权。以后，司马道子以孝武帝为后台，日益排挤谢安，东晋中央也因此出现了“奸谄颇相扇构”⑤等不利于谢安执政的情况。为了保持自己的晚节，避免与司马氏发生直接冲突而影响东晋政局的稳定，谢安便“出镇广陵之步丘，筑垒曰新城以避之”⑥，并且“召子征虏将军（谢）琰解甲息徒”⑦，从而达到了保持东晋政局稳定，避免内乱的目的。
　　总之，谢安是东晋百年统治的历史上两个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他之所以是最著名的政治家，不仅在于他有丰富的政治家处理问题的经验、先立于不败以求胜的战略眼光和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还在于他拥有作为一个正直的政治家的高尚品格。正因为他具有这样的卓著功勋和优良品格，才使他在东晋百年的政治史上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P22-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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