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理循模式--中国报道第一课_陈冰著_9787533476625

本书主要从新闻生产的角度，聚焦莫理循在华生涯中的《泰晤士报》记者阶段，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探究莫理循的报道本身及其背后所涉及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点、组织形态、人际博弈、个性特征等因素，理论与史实相结合，还原和评价莫理循在清末政治中既以舆论议政、又以西方名记身份亲自参与如苏报案、丁未政潮等清末政治事件并间接影响事件走向的双重角色与作用。

序言

陈冰的博士论文付梓前夕，热情邀我作序，我欣然应允。陈冰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教师，2009年考入我的门下，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不久前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在职读博并非易事，阅读、研究任务之重可想而知，教学、育子又一样不能减负，为此只有更加刻苦、努力，付出双倍的辛劳。陈冰做到了，我由衷祝贺她。

陈冰的论文考察的是《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澳大利亚人乔·厄·莫理循有关清末政治的报道及其影响。从中国新闻史的角度看，这个选题有着重要的意义。外国人来华办报始于1815年，是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威廉·米怜在该会来华传教先行者罗伯特·马礼逊的支持下，在马六甲创办了第一家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由此揭开中国近代报业的序幕。此后，德籍传教士查尔斯·郭士立于1833年在广州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开外国人在中国本土办报之先河。1822年创刊的葡文报纸《蜜蜂华报》是中国境内（澳门）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刊，而《广州纪录报》则是中国大陆出现的第一份英文报刊。总体而言，无论是中文报，还是外文报，外国人在华创办的报刊对于中国近代报业的产生与发展均有着直接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外国人在华办报的历史成为中国新闻史学界关注较多的领域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当可观。陈冰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她将目光聚焦于西方媒体的驻华记者，观察他们在华报道的内容及其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可谓视角独到。目前国内有关西方媒体来华记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来华的西方左翼记者，尤其是声名卓著的三S（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身上，也有研究者将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延伸到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的新闻实践与思想方面，但是对于早期西方驻华记者群体中其他重要人物的研究则比较少见，譬如对于《泰晤士报》记者乔·厄·莫理循的研究。

莫理循是外国专职记者驻华第一人，在新闻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然而长期以来学界有关莫理循的研究一直处于零散状态，缺乏系统性。陈冰的论文则基于史料的挖掘，在这方面进行了全面探索。为了充分再现历史过程，陈冰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全面研读了《泰晤士报》电子档案数据库提供的莫理循在华期间撰写的所有报道（1897年至1912年），在此基础上对莫理循担任驻华记者15年间的新闻报道活动进行了考察分析。论文不但研究了与莫理循有关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庚子议和、满洲危机、苏报案、丁未政潮、清末新政等事件报道的个案，透过报道内容，一窥他的专业理念，还深入到莫理循的社会关系网络中，透过各种历史事件检视他与中国清末政治的互动以及他由记者转而成为民国政要顾问的过程。这使论文不再局限于资料层面，而具有了广阔的社会视野和学术价值。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篇论文既是对西方媒体驻华记者群体研究的补充，也是对新闻史研究的一个很好的补充。方汉奇教授曾寄语青年学者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陈冰的论文亦可视为打深井的一部优秀的个案研究成果。

陈冰在论文写作的同时，还将莫理循的中国报道译成中文，译文达二十万字以上。这无疑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清末民初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变迁，也将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不可多得的历史参照。作为博士论文的延伸性内容，期待它能早日出版，以飨大方。

历史研究者往往因资料、眼界或学识所限而力有不逮，陈冰曾向我袒露过这方面的担忧。在我看来，研究者的功力固然重要，而功和力所用方向更为重要。陈冰论文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方向明确，路径清晰。假以时日，相信她会勤修不辍，功力大长。本书即是在论文基础上几经修改、调整而成，反映了陈冰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博士论文是研究者学术生涯的起点，期待陈冰继续努力，不断精进，更上层楼，是为序。

程曼丽

2016年11月于北京大学燕园

引言

就外媒驻华史而言，清末《泰晤士报》驻华记者乔·厄·莫理循是一个承前启后、里程碑式的人物。单论来华外国记者，莫理循不是第一人，但从他开始，西方大报和其他媒体机构一改此前的临时和特派记者惯例，开始向中国派遣常驻记者，因此莫理循是驻华记者的鼻祖，领驻华记者职业化和常态化风气之先。从1897年到1912年，莫理循在华从事记者工作凡15年，写下了大量关于清末时政的报道，即便在当今驻华记者行业里，这也是令人瞩目的资历和成就。这使莫理循成为驻华记者研究领域内一个不可多得的个体样本，通过对他的深入研究，可以管窥驻华记者与中国本土政治和社会的互动情况，并了解这个群体发展的渊源。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本文以莫理循担任驻京记者15年的报道为线索，在分析莫理循报道在不同时期的新闻建构的基础上，结合考察同时期莫理循及其报道与清末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主要探讨两个问题：一是莫理循报道的对华框架是如何建构及变化的；二是莫理循个人及其报道在清末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中，特别是在列强竞争与朝廷政治这两个维度方面，处于一种怎样的角色，发挥过何种影响。

在经历了19世纪末列强划分势力范围及义和团运动的惨败后，以1901年《新政上谕》的颁布为起点，中国开始走上了效法西方、由浅至深、自上而下的自我改革道路。与中国的历史变化相应，莫理循报道在呈现中国时也从早期的帝国主义单一框架转变为后期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改革派官僚视角相结合的复合框架。莫理循在早期对列强划分势力范围及铁路贷款合同之争的侧重，以及对义和团运动期间北京使馆被围和戊戌变法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建构，表明这一时期莫理循眼中的中国仅仅是列强争利的竞技场，而非带有自主性的主权国家。新政初期，莫理循报道一方面延续上一时期的帝国主义框架，继续追踪列强在华角逐，揭露德国在联军行动中的恶行及俄国在满洲撤军问题上的虚伪，另一方面也对清末国内事务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关注，开始反映清末新政在社会稳定、西式教育方面的初步成效。1906年《仿行立宪上谕》颁布后，清政府改革进入以宪政和体制改革为目标的深水区，相继在1906年开始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制、1909年成立咨议局、1910年成立议会准备机构资政院，并于1906年开始废除科举考试，清末社会与政治的重大变化是新政后期莫理循报道的重心从列强竞争转移到国内局势的重要诱因之一。从1906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段时期，莫理循报道的视域是以中国为重、列强竞争为辅的，是一种糅合了帝国主义与改革官僚两个因素的复合框架。

莫理循报道不仅止于文字建构，在现实中对清末重大政治事件也构成了不可忽略的影响。莫理循报道与俄国侵占满洲问题、日俄战争、苏报案、丁未政潮等事件之间的关系，表明了西方舆论在清末政治中成为了影响时局、甚至改变权力结构的重要影响因素。莫理循报道的前后框架转变及其与列强竞争、朝廷政治的密切联系，使莫理循在除了具有与其同行报人所共享的、维护英国国家利益的共性之外，还具有独特的个性。这种独特之处是由莫理循与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国改革派官僚日渐深入的接触造成的，为其同行报人所不具备。本文将依循议政与预政的两条线索，从文字到个人，从报道到现实，对莫理循及其报道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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