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杂病论》古传本之一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被北宋翰林学士王洙发现于翰林院书库，书简共3卷，上卷为辨伤寒，中卷则论杂病，下卷记载药方。后北宋校正医书局林亿等人重予编校，取其中以杂病为主的内容，仍厘订为3卷，改名《金匮要略方论》，习称《金匮要略》。《金匮要略》，全书共25篇，方剂262首，列举病症六十余种，以内科杂病为主，兼有部分外科、妇产科等病证，是中国现存*早的一部诊治杂病的专著。古今医家对此书推崇备至，称之为方书之祖。《金匮要略心典》，清·尤怡著，3卷，成书于公元1729年。本书是尤氏集十年寒暑的心得之作，文笔简练，注释明晰，条理贯通，据理确凿，对仲景遣方用药，给予精当贴切的解释。由于《心典》一书能够较好地阐发仲景奥义，而成为注本中的范本，后来学者阐发《金匮》多宗此书。
大道甚夷
杏林传习十三经序
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医中药成为持续热门话题之一。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专业性极强的学术领域，能像中医中药这样吸引普罗大众的热切关注，其中以下几个映像片段，尤其让人记忆深刻。
其一、刘力红，《思考中医》。一部副标题为伤寒论导论的学术著作，意外地卖成了畅销书，引爆了国人的潜在热情，以xx中医为题名的图书出版市场一时风起。关注中医由此成为大众思潮，不少青年才俊由于《思考中医》的因缘而入岐黄之门。
其二、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千人诺诺的舆论氛围里，突现一人之谔谔，自然地就成了焦点事件。这一场兆启于互联网新媒体的中医存废之争，虽然学术内涵无多，更像是一场口水战，但影响所及，甚为可观，终以国家行政权利干预而收场。
其三、张悟本，中医养生乱象。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热切关心自身健康的表象背后，是对医疗消费沉重负担的隐忧，由此形成一个追求简、便、廉、验保健养生之道的巨大诉求空间，于是绿豆、茄子、泥鳅、拍打、拉筋、刮痧等等纷然亮相，大都以假以中医之名。
其四、屠呦呦，诺贝尔奖。四十多年前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终于获得国际学术大奖，一慰国人多年的诺贝尔情结。受一部中医古籍文献的启示，才有此项科研成果的关键性技术突破，由此更加强化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的著名论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立法程序进展顺利，中医中药发展契机甚好。
身处这样的社会人文气交之中，对于借以安身立命的中医中药学术发展，中医学人自有切身感触与深入思考。现代著名中医教育家任应秋先生名言：乏人乏术难后继，中医中药总先忧。传承未解穷薪火，侈口创新缘木求。自从西学东渐，中医学术遭遇生存危机，近一百多年来，如何传承中医学术，始终是萦绕不去，无可回避的大问题。就像一种沉疴痼疾，迄今没有理想的诊疗之道；然而，保一分胃气，便留得一分生机。《山东中医学院学报》自1980年第3期起开辟专栏名老中医之路，曾经陆续发表97名当时全国著名中医学者和名老中医的回忆文章，着重介绍他们走过的治学道路和积累有年的治学经验，从中可见一个学术共识：深入学习中医经典，才能打下良好的学术根基。
近现代大凡取得一定学术成就，拥有较高临床造诣的名老中医，无不强调经典古籍的重要性。如李克绍先生说：中医学的根抵是什么呢?就是《内经》、《难经》、《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这些经典著作，对于生理、病理、药理、诊断、治则等，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不掌握这些，就会像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要把中医学得根深蒂固，是不可能的。中医现代教育模式实施已近百年，与之配套的新编教材体系渐趋丰富。然而，莘莘学子被新编教材引入中医门墙之后，欲求熟练掌握中医基础理论，并在临床工作中游刃有余，能在中医学术研究方面有所造诣，则仍须深入研读经典古籍。
所谓经典，是指具有权威性的、历来被尊奉为典范的学术著作。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言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文化一直在中国文化史上居于主导地位，其核心典籍由最初的五经（《易》《书》《诗》《礼》《春秋》），逐渐发展衍化，至南宋时定型为十三经（《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尔雅》《孝经》《论语》《孟子》），由此构成儒家问学必读经典，为儒家文化最为核心的学术构架基础。
比拟之下，中医学术体系中亦有类似十三经的经典著作，在中医学术界，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医学典籍所无法比拟的。
唐代太医署教学及考试基本书目为：《明堂》《素问》《黄帝针经》《本草》《甲乙经》《脉经》。这些科目基本囊括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药物学、针灸学及脉学方面的知识。宋代在以上科考书目基础上，将《伤寒论》列为方脉科必学书目，因其深远影响所及，形成了中医学术研究的基本书目。
1960年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医学院试用教材系列图书时，明确提出本教材取材于四部古典医籍《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和历代名著的基本内容，可算是当时中医教育界的共识。另有一说，将《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温病条辨》列为四大经典，其要点在于将明清时期渐兴的温病学说纳入了经典考评体系。
任应秋先生认为，虽然祖国医学丰富多彩，文献记载气象万千，但它总有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就是《灵枢》《素问》《伤寒》《金匮》等几部经典，把这几部经典弄通了，在祖国医学领域中，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并曾于1963-1966年间，身体力行类分整理10部经典著作，包括《素问》《灵枢》《神农本草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脉经》《中藏经》《甲乙经》《太素》。在此工作基础上，2001年5月学苑出版社正式出版十部医经类编，所收书目列《诸病源候论》，未收《太素》。根据1982年国家卫生部制定的《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人民卫生出版社曾组织全国中医专家学者进行中医古籍整理工作，并陆续出版中医古籍整理丛书140余种，其中作为重点研究整理对象的，即任应秋先生所主张的10部经典著作，加上《诸病源候论》，共计11部。
权衡古今先贤以上各种观点，详细考察历代中医学人成才之路，综其学术大要，分析中医学术体系架构组成，切合中医研究及临床实践的指导价值，将那些构成中医学术根基、欲窥中医学术门墙而必读不可的经典著作，从浩瀚的中医学术文献典籍中遴选出来，作为了解中医、学习中医、实践中医、传承中医的奠基之作。仿儒学十三经之例，鄙人以为可将《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经》《黄帝八十一难经》《华佗中藏经》《脉经》《针灸甲乙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神农本草经》《本草从新》《医方集解》《古今医案按》等13部著作，列为中医学术理论体系的核心经典，佥拟名曰杏林传习十三经。
【一】《黄帝内经素问》
《素问》，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原书分9卷，后经唐王冰订补，改编为24卷，计81篇，定名为《黄帝内经素问》，论述摄生、脏腑、经络、病因、病机、治则、药物以及养生防病等各方面，强调人体内外统一的整体观念，为现存最早最重要的一部医学著作，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
【二】《灵枢经》
《灵枢》，原书分9卷，计81篇，经南宋史崧改编为24卷，论述了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等内容，重点阐述了经络腧穴、针具、刺法及治疗原则等，为中医经络学、针灸学及其临床实践的理论渊源。
《灵枢》与《素问》合称《黄帝内经》，历代名医，未有不遵《内经》经旨，不精研《内经》者。
【三】《黄帝八十一难经》（附：《难经本义》）
《难经》，以问答解释疑难的形式编撰而成，共讨论了81个问题，包括脉诊、脏腑、阴阳、五行、病能、营卫、俞穴、针灸、以及三焦、命门、奇经八脉等，在阐发中医学基本理论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
《难经本义》，元滑寿撰，2卷，刊于公元1366年。本书参考元代之前《难经》注本及有关医籍而诠注，对其中部分内容予以考订辩论，博采诸家之长，结合个人见解予以发挥，被誉为注解《难经》的范本，故附于此。
【四】《华佗中藏经》
《中藏经》，旧署华佗所作，具体成书年代不详。全书前半部属基础理论范畴，其学说禀承《内经》天人相应、以阴阳为纲的思想，发展了阴阳学说，较早地将脏腑学说的理论系统化，提出了以形色脉证相结合、以脉证为中心分述五脏六腑寒热虚实的辨证方法。后半部为临床证治内容，以内科杂病为主，包括阴厥、劳伤、中风偏枯、脚弱、水肿、痹证、痞证、瘕积聚等内容，兼论外科疔疮、痈疽等病症，所列诸方大多配伍严密，方论亦有精义，为后世临床医家所珍视。
【五】《脉经》
《脉经》，西晋王叔和撰于公元3世纪，共分10卷，计98篇。本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集汉以前脉学之大成，取《内经》《难经》以及张仲景、华佗等有关论述分门别类，在阐明脉理的基础上联系临床实际。本书首次将脉象归纳为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等24种，并对每种脉象均作了具体描述。后世的脉学著作，可以说都是在《脉经》基础上的发展。
【六】《针灸甲乙经》
《针灸甲乙经》，晋皇甫谧编撰于魏甘露四年（公元259年），共10卷，南北朝时期改为12卷本，计128篇。本书集《素问》《灵枢》与《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中之有关针灸学内容等分类合编而成，对人体生理、病理，经脉循行，腧穴总数、部位、取穴，针法、适应症、禁忌症等，都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学专著，为历代医学家、针灸学家所重视。
【七】《伤寒论》（附：《注解伤寒论》）
东汉张仲景于公元3世纪初撰著《伤寒杂病论》，集汉代以前医学之大成，系统地阐述了多种外感疾病及杂病的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俱全，在中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承前启后的作用。原书在流传过程中历经波折，逐渐形成《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书。
《伤寒论》突出成就之一是确立了六经辨证体系，为诊治外感疾病提出了辨证纲领和治疗方法，也为中医临床各科提供了辨证论治的规范，从而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基础；记载113方，精于选药，讲究配伍，主治明确，切合临床实际，千年来反复应用，屡试有效，被后世誉为众方之祖。
《注解伤寒论》，金成无己注，10卷，书成于公元1144年，是现存最早的《伤寒论》全注本。全书贯以《内经》之旨，注解比较详明，能够阐析仲景辨证论治之理、立法处方之趣，对后世伤寒学派产生了巨大影响。
【八】《金匮要略》（附：《金匮要略心典》）
《伤寒杂病论》古传本之一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被北宋翰林学士王洙发现于翰林院书库，书简共3卷，上卷为辨伤寒，中卷则论杂病，下卷记载药方。后北宋校正医书局林亿等人重予编校，取其中以杂病为主的内容，仍厘订为3卷，改名《金匮要略方论》，习称《金匮要略》。
《金匮要略》，全书共25篇，方剂262首，列举病症六十余种，以内科杂病为主，兼有部分外科、妇产科等病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诊治杂病的专著。古今医家对此书推崇备至，称之为方书之祖
《金匮要略心典》，清尤怡著，3卷，成书于公元1729年。本书是尤氏集十年寒暑的心得之作，文笔简练，注释明晰，条理贯通，据理确凿，对仲景遣方用药，给予精当贴切的解释。由于《心典》一书能够较好地阐发仲景奥义，而成为注本中的范本，后来学者阐发《金匮》多宗此书。
【九】《温病条辨》（附：《温热论》《湿热病篇》《外感温病篇》）
《温病条辨》，清吴瑭撰，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完成，6卷，全书以三焦辨证为主干，释解温病全过程辨治，同时参以仲景六经辨证、刘河间温热病机、叶天士卫气营血辨证及吴又可《温疫论》等诸说，析理至微，病机甚明，而治之有方。本书在清代众多温病学家成就的基础上，建立了温病学说体系，创立了三焦辨证纲领，为清代温病学说标志性著作。
《温热论》，清叶天士述，叶氏门人顾景文记录整理而成，1卷，创立了温病卫气营血辩证体系，为温病学说的奠基之作。
《湿热病篇》是一部系统论述外感湿热病辨证治疗的专著，相传为清代著名医家薛生白所撰，全篇内容以湿温、暑湿等夏秋季节的常见病证为主，也包括了痢疾、夏日感冒、伤于寒湿等病证。
《外感温病篇》相传为清代温病学家陈平伯所撰，对风温的治疗，紧扣病机，治在肺胃，清热生津是最基本法则，清热强调轻提外透，养阴以甘寒生津之品，风温传变迅速，要严密观察，及时投药，严防动风内陷之变，具有极高的临床实用价值。
这三部书皆短小精悍，字字珠玑，各有学术特色，是深入研究温病学术的重要参考，故附于此。
【十】《神农本草经》（附：《本草三家合注》）
《神农本草经》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分3卷，载药365种，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简练古朴，将东汉之前零散的药学知识进行了系统总结，其中阐述的大部分中药学理论和配伍规则，以及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是中医药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中国医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几部本草类著作，如《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都是基于《本草经》发展起来的。
《本草三家合注》，清郭汝聪辑，6卷，刊于公元1803年。本书系将张志聪《本草崇原》、叶桂《本草经辑要》及陈念祖《本草经读》三书注释予以合编，对深入学习研究《本草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十一】《本草从新》
《本草从新》，清吴仪洛撰，18卷，刊于公元1757年。本书是在明末清初汪昂所撰《本草备要》基础上重订而成，取其卷帙不繁，而采辑甚广之长，补其杂采诸说，无所折衷，未免有承误之失。全书载药721种，对药物真伪伪和同一药名而性味、功用所以不同，以及修治等，都一一述及。本书分类仿《本草纲目》，较为简明实用，在近代本草学著作中流传较广，有很高的学习和临参考价值。
【十二】《医方集解》
《医方集解》，明末清初汪昂撰，刊行于公元1682年，共3卷。本书搜集切合实用方剂800余首，分列21门，以《内经》理论学说为指导，以仲景学说为基础，裒合数十医家硕论名言，对所采集方剂予以诠释，每方论述包括适应症、药物组成、方义、服法及加减等，是一部影响深远的方剂专著。
【十三】《古今医案按》
《古今医案按》，清俞震著，成书于公元1778年，共10卷。本书按证列目，选辑历代名医医案，上至仓公，下至叶天士，共60余家，1060余案，通过按语分析各家医案，对各家的学术思想择善而从；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析疑解惑，明确指出辨证与施治的关键所在，为研究前人医案难得佳著。章太炎先生曾说：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欲求前人之经验心得，医案最有线索可寻。循此专研，事半功倍。欲由中医理论学习而入临床实践，本书可为首选。
综上，杏林传习十三经丛书体量不大，而理、法、方、药、针、案齐备，且具有内在的学术逻辑关联性，而不是简单的图书拼盘，较为完整地涵盖了中医学术体系的核心内容。诸多中医前辈主张：经典学习，宜先读白文本，然后参阅各家注释，以免被各自一家之说纷扰而无所适从。无论中医从业者，还是中医爱好者；无论初涉杏林者，还是沉潜已久者；无论关注理论研讨，还是注重临床实用；无论深入学术研究，还是一时文化涉猎，都将能从中获益良多。至于注释参阅之用，市面上多有各种注本，方便易得，尤其是电子文献检索极为快捷。至于深文大义，对于一部经典著作而言，可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宜以某家臆见为框囿。
中医学术现状，异彩纷呈，各有主张。现代中医学院教育体制，能够提供一种基础性学术训练，做为中医学术健康发展与有效沟通交流的基本共识，不可或缺。其不尽如人意处，近十多年来颇受诟病。尤其是在强调民间中医特长、传统师承优势的时候，学院教育就成了众矢之的。然而，取消学院教育，行么？子曰：夷狄之有君，不若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
想要主张一种学说，必要立起一面旗帜，为了吸引他人注意，就免不了言辞偏激。若是认定这些偏激言辞，则必然形成一种刻板印象，诸如李东垣补土，张从正攻邪，朱丹溪滋阴降火，吉益东洞万病一毒，郑钦安火神派附子，类似这种简化版的旗帜标榜，果然是其学术主张的本来面目么？诚如清郭云台所言：若夫医为司命，一己之得失工拙，而千百人之安危死生系之，是故病万变，药亦万变，活法非可言传，至当惟存恰好。倘惟沾沾焉执一人之说，守一家之学，传者偏而不举，习者复胶而不化，尚凉泻则虚寒者蒙祸，惯温补则实热者罹殃。即便被尊崇为火神派鼻祖的郑钦安先生，也曾言辞无奈：人咸目余为姜附先生，……余非爱姜附，恶归地，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
值得关注的是，近百年来，中医学术朝野颇有一种风气，对于中医自身理论阐述，显得有些底气不足，有意援引其他领域理论言辞以壮胆，或借现代科学，或借佛道性理。
借助现代科学，固然可以助力我国科技进步，如屠呦呦关于青蒿素的研究，毕竟现代科技已经深入各个角落、各个层面；若是意在借现代科学来支撑中医学术自信，则这般短暂而脆弱的学术自信，终究不能为中医学术进步提供坚实基础。
若是借助佛道性理，以图引领中医学术发展，这一条路决然行不通，或者引向虚玄空谈，并非中医学术发展的吉兆。毕竟这是一门应用技艺，宏观上关乎国计民生，微观上兼及实用、义理两端。正是由于中医具有的许多切于实用的理论和技术，才得以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在义理受到本质性冲击与质疑时，借助其广泛的实用性，中医才能坚守自己的生存空间。
举例而言，受鉴真大和尚的深远影响，日本社会文化，尤其是主流精英阶层，受佛教思想浸染近千年。当然，医学也曾沉浸其中，直至十八世纪初期，时医皆剃发，着僧衣，拜僧官；援引佛理以阐述医理，也曾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然而，古方派草创者之一后藤艮山深非之，首植发，影响所及，门人及世医多幕达风，渐向正俗。（浅田宗伯著《皇国名医传》）医学逐渐摈弃了玄言空论，转以临床实证为主流。
老子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径。（《道德经第五十三章》）中医学术理论体系，有其自身的学术理路，有其自洽的发展动机。解决学术传承问题，正如前文所述，经典学习是最基础性的入门路径，而临床实证是学术理论发展的不竭源泉。根基在此，坦途在此，何必他求？
行文已尽，窗外大雪飘飞，天地间苍茫一片，时值大寒交节第3天。再过12天，节交立春，万物复苏。中医学术，亦如这般，阴阳更替，生生不息。
周鸿飞
2016年1月22日，于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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