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涛，80后，知名青年学者、新锐作家，南京大学硕士毕业，现工作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在各类纸媒发表文章百余篇，出版作品《说说当今这些文化名人》《先生归来》。
武昌首义，辛亥革命，民国成立，袁氏篡权，二次革命，宋公被刺，洪宪帝制，护国运动，张勋复辟，讨逆运动，军阀混战……短短几年，神州巨变，天翻地覆，可波澜壮阔的水面下似乎一切又没变，似乎黑夜越来越深了。
这是1916年，还叫周树人的鲁迅时年三十五岁，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这是鲁迅一生最寂寞无望的时期，已过而立之年的鲁迅仍然是个“屌丝”，业未兴，爱无踪，家残缺。因看不过国人麻木，而在东京弃医从文的他原希望以笔为枪唤醒国民，如今却出于生计做了一个“区区佥事”。他也曾希望在体制内有一番作为，制定字母方案，讨论小说审核标准，筹备博览会……
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险恶的环境下又能成就什么呢。鲁迅的顶头上司夏曾佑原是鼓吹“诗界革命”和“小说革命”的风云人物，而今深知一切不可为，整日喝酒敷衍。其他同事要么赌博，要么讨姨太太，要么玩弄书画。大家都在逃避、颓废，“莫谈国事。”鲁迅原本对革命、共和充满期待，可革命原本是让人生，而结果却是让人死；革命以前是奴隶，革命以后却成了奴隶的奴隶。微风吹起几个涟漪又能怎样，不久就一切复原，渣滓重新泛起。
共和了，人人“咸与维新”了，可旧思想、旧传统仍在一波波地袭来。范源濂任教育总长后，甚至提出“祭孔读经”。鲁迅坚决反对，联名同事写信驳斥。结果，其他同事被排斥到外地，鲁迅因为身在重要岗位而免于外放。社会是如此的黑暗，反抗是如此的无力，鲁迅能做的也只有逃避，逃到他的古籍里去。
读佛经，抄古碑，玩古董，沉闷之余，鲁迅便坐在院子里的槐树下摇蒲扇。天空看不见几颗星星，唯有冰冷的槐蚕不时地掉下来。夜正长，路也正长，这样绝望的黑夜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心中深埋的梦想究竟还能否实现？鲁迅在“麻痹”、在“装死”、在沉默，“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在黑夜里，如果不能发光发亮，那至少还可以不丧其志，积蓄羽毛，守时待机。黎明总有一天会到来，积蓄羽毛的人总有一天会展翅高飞。对于鲁迅，不久，这一天就到来了。
“我怎样做起小说来”
1916年8月，鲁迅的同窗好友钱玄同来访。同在东京听章太炎课时，钱玄同的话最多，而且爱在席上爬来爬去，故被鲁迅称之为“爬翁”。这位“爬翁”今非昔比，现是北京大学和北京高师的教授，兼《新青年》杂志编辑。
看到鲁迅桌面上的古碑抄本，钱玄同很不屑地问：“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没有什么用。”“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鲁迅明白钱玄同的意思，他看过《新青年》杂志，原本有些瞧不起它。《新青年》刚开始虽然倡言“文学革命”，登的却是古文，鲁迅认为其中很有些谬论。而且，虽然《新青年》诸位同仁卖力呼喊，但应者寥寥，甚至连激烈的反对声都没有。这种寂寞是最可怕的，鲁迅想起了自己当年在东京留学筹办《新生》杂志时类似的情景，不免有些同情，但依旧感到绝望。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鲁迅又问。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钱玄同坚定地回答。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如此解释自己为何答应钱玄同。
1932年，鲁迅在为《自选集》作《自序》时，对于这段往事，又补充回忆道：“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
“希望”、“助威”其实都是“借口”，归根结底，重新提笔还是因为鲁迅心中的梦想在燃烧，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是打破铁屋唤醒国民。从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开始，鲁迅加入了新文化运动阵营，从周树人转为鲁迅，开始了自己一生的战斗生涯。“鲁”是母亲的姓，“迅”字表示自己的中国梦并未中断，还是要迅捷地反抗要挑战要救国民。
双簧戏
鲁迅等“新青年”的第一场论战很快来了，对阵的是自己曾经的偶像林纾。
1917年1月，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首举“文学革命”大旗，“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杂志主编陈独秀随之在下一期《新青年》刊出自己撰写的《文学革命论》进行声援，明确提出“文学革命”和“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文学革命”雷声滚滚，震惊了守旧势力，首先跳出来反对的是林纾。他在1918年2月8日上海的《民国日报》上发表《论古文之不当废》，认为白话文可以提倡，但古文不必因此废除：“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民国新立，士皆剽窃新学，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匪特不得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吾甚虞古系之绝也……吾恐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几何不为东人之所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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