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人生杂记”是本人60多年来学习、生活与工作的回忆录，是在伴随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巨变中，作者个人的真实经历和感受。改革开放以后，作者从一个铌金属元素的微合金化技术做起，在中国搭建了一个国际科技合作平台——中信微合金化技术中心，团结了国内外钢铁及其下游产业的科技人员，共同引领并推动了中国含铌高强度钢的发展。第二部分“情缘画册”，以大量历史照片记录了中信公司和巴西矿冶（CBMM）公司的技术贸易合作，在中国普及、推广和发展含铌钢微合金化技术的历史进程。第三部分“媒体报道”，有科普文
第一部分 人生杂记
逝者如斯——简略的年表
学生时代的美好时光
在冶金部钢铁研究院及“WEN革”中的曲折经历
钢研院的科研课题——与含铌钢的起始情缘
在中信为实现“钢铁强国梦想”而奋斗的历程
中信“产学研用”联合一体化技术开发的典型案例
纪念中国含铌钢技术发展30周年
工作中的点滴花絮
感言
第二部分 情缘画册
加入中信及中信美国钢铁公司
第一笔铌铁业务和中信美国钢铁公司北京工作组
中信铌钢发展奖励基金
中信金属有限公司和中信微合金化技术中心
领导和师长的关怀
中信－CBMM希望工程
铌科学与技术推广团队
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第三部分 附录
发展微合金化圆钢铁强国梦——访中信微合金化技术中信常务副主任付俊岩
为了钢铁强国的梦想
铌微合金化钢是我国钢铁行业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来自中信公司的调研报告
祝中巴友谊之树万古长青
中信人与神奇铌的情缘
铌金属和含铌钢的故事
附录 主要著作及论文一览
《铌钢情缘》：
三线建设先遣队1969年秋天，在东北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发生了中苏边境战争之后，遵照中央提出的“三线建设”及“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钢铁研究院在要搬迁到四川江油地区成立“钢铁研究院分院”。我和小王军代表带队，100多位中青年技术骨干作为第一批三线建设的先遣队，坐火车从北京来到四川江油县的后坝，在长城特殊钢厂的二分厂住下。在把大家生活安顿好后，除了学习开会，无事可做，远离了派系之争，生活很是平静了一段时间。在那动乱的年代，三线“分院”的建设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一些人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调离到其他单位走了，有家的人继续在那远离动乱的山区过起“桃花源”式的生活，冶金工程师们拿着北京的工资，当起了农民和木匠，开荒种菜，都还为简陋的居室增添不少家具。直到1973年以后，才陆续回到北京原科室继续科研工作。
“516学习班”早在1967年夏天。首都高校“516红卫兵兵团”利用“五一六通知”散发反对周总理的传单，“炮轰周总理”。毛主席及时反对和制止了这一行动，北京钢铁学院“红旗造反队”的头头儿张某某等人因反对周总理而被捕入狱。在秋天，全国自上而下地掀起了一场针对极左造反派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的运动。林彪、陈伯达、江青等人乘机极力夸大“516兵团”的力量，任意扩大打击范围，林彪还指示“抓516一个也不能放过”，全国约有300万人被打成“516分子”。先从高校、军队和国家机关单位开始，逐步扩展到中央直属单位。冶金系统从北京钢铁学院“红旗”的头头儿张某某等人被抓后，很快就烧到了与他有关联的钢铁研究院的“举红旗”造反派。
李某某、卢某某等几个人先进了“学习班”审查，那是一场血淋淋的整人运动。“文革”中原来派系斗争的对立情绪，必然又再次卷进“清查516反革命”政治斗争中。初期，李某某等人的学习班内，在严重的逼供信之下，一些人被迫编造出了一场李某某等人参与北京钢铁学院张某某等人策划的“反对全国人民敬爱周恩来总理的反革命事件”。一时间，钢研院内数百人分别进入了“院级”和“科室”级的学习班中审查。揭发、检举、坦白立功的大小批斗会不断，气氛无比紧张。
年底，我也被军代表从四川调回北京，“革命委员会”主任军代表王孟达同志向我介绍形势后，语重心长地说：“相信你和他们不一样，但是，他们的很多问题都发生在你在总部的那段时期，涉及你了，要好好接受审查，要相信党！”。谈话后，我就直接被关进主楼东侧一层，原钢二室的一个实验室房间内，当晚“学习班”就对我开始“审问”了。
两天后，我爱人抱着不到两岁的大女儿付昕，坐火车来北京看我，母女俩辛辛苦苦地从天津坐火车到北京，到了北京站就被姚某某等同志告知我是“516分子”，在学习班审查，不得会见，逼着我爱人又抱着孩子当晚回到天津。当学习班班长姚某某同志告诉我，并以此要挟我“交代问题”后，我非常气愤。当然，给我初期办学习班的同志大都是原“忠于党”派的骨干成员，对我的审讯是很不客气的：长时间昼夜谈话，逼供，诱供，甚至动手要我低头认罪等做法，引发我极大的对立情绪。不久，我又被转到主楼地下室的一个房间。有一天，我被押解参加了批斗李某某和卢某某同志的大会，有人在会上“揭发”我也参加了总部“反对和策划绑架周总理”会议，说我表态“同意”。批斗会后回到地下室，就逼迫我交代和承认是“516反革命分子”，并动手让我低头，当时我气极了，就和办班的人动手打了起来。这一举动惊动了军代表，负责办“516”案子的苗军代表才找我谈话。我如实说明情况，将我在“革命联合总部”期间参与和了解的一些事件过程做了说明，并就总部李某某等人绑架王鹤寿事件，将我看到的如实说明，否认知道任何与“516”有关的事。之后，按军代表的要求，我用了一段时间，写了我的“交代”材料，系统整理了我参与钢研院“文革”中发生的一些主要事件过程和看法，尤其对李某某等人参与北京钢铁学院张某某等人在鞍山“抓王鹤寿”的事件后，对抗周总理指示问题上做了说明。夺权后，由于对政策性和极左思潮过激行动的意见分歧，在“革联”总部领导层内，我被点名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我和夏某同志是少数派。因此，在对陆某等干部审查，和钢铁学院张某某的“红旗”联合行动“213事件”“抓王鹤寿叛徒”等事件中，都是由李某某领导的“举红旗”尖刀连的造反队单独执行的，我们并不知情。1967年“五一”节后，我从天津回院时，在主楼大厅见到王鹤寿等人后，我才知晓此事。当晚，我到主楼二楼会议室，见李某某、卢某某等人在议事时，突然，电话总机室转来国务院总理联络员刘同志的电话，要找总部负责人通话，正好我先接了电话，对方说“周总理指示：立即将王鹤寿同志送到国务院去”。为此，我和李某某等人再次争吵起来。但是，李某某不执行周总理指示，又把王鹤寿等人转移到北京钢铁学院张某某那里去了。事后证明，正是这一起抓王鹤寿的事件，在派系斗争和残酷的逼供信下，编织了一起“反对周总理的反革命事件”，不少人为此莫名其妙地被当成“516分子”，受了几年不等的冤枉。
在我的“交代材料”交到军代表后，给我办班的人员又换了一批，我又搬回到主楼一层实验室，可以看见阳光的小房间了。学习班里“老八”的人出现了，对我的态度也好了许多。幸运的是，由于军代表的监管，院里大大小小的批斗会，我都没有被带到大会的台上批斗过，没有在大庭广众下遭到侮辱，算是很幸运的了。我的两年政治审查，不仅给我爱人王美兰身心健康造成损害，对她的事业发展也造成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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