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为“名人家风”丛书的一种,详细梳理了清代桐城著名人物,素有“父子宰相府”、“五里三进士”、“隔河两状元”之称的张英家族治家的理念以及整个张氏家族的家规、家训、家风,从另外一个侧面让人了解到张英张廷玉家族严谨、有序的家训、家风,对今天的和谐的家庭建设以及整个社会道德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气质,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性格。一个家庭在长期的延续过程中,也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气。这样一种看不见的风尚习惯、摸不着的精神风貌,以一种隐性的形态存在于特定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家庭成员的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出这样一种习性。这就是家风。
“家风”一词,最早见于西晋著名文学家潘岳的诗中。与潘岳有“双璧”之称的夏侯湛,自恃文才超群,将《诗经》中有目无文的六篇“笙诗”补缀成篇。潘岳为与友人唱和,写作了《家风诗》。在这首诗中,作者通过歌颂祖德、称美自己的家族传统以自勉。
“家风”又称“门风”,这个词语在西晋出现并在随后流行,显然和“士族”“世族”“势族”“大族”“世家大族”成为社会上的统治力量有关。无论是以宗族为根基、以武力为特质的地方豪族,还是以官宦为标志、以文化为表征的名家大姓,他们政治上累世贵显,经济上广占土地,文化上世传家学,垄断了全社会的主要资源。除通过九品中正制和婚姻关系来维护门阀制度之外,他们还自矜门户、标树家风,用以抵御皇权和寒人的侵渔。正因为如此,两晋以后,这个词语渐次流行。从发轫之初,“家风”就往往和“门风”互用。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家庭的风气,将它看作一个家庭的传统、一个家庭的文化。
传统作为人类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的过滤和沉淀,就形成不了传统。在《论传统》的作者希尔斯看来,至少要持续三代人,才能成为传统。尽管世代本身的长短不一,但无论是信仰还是行动范式要成为传统,至少需要三代人的两次延传。家风作为特定家庭的传统,是该家庭长时期历史汰选、传统沉淀的结果,是一辈又一辈先人生活的结晶。在历史文献中,“家风”或与“世德”共举,或与“世业”并称,足见家风有别于时尚,而与“世”即很多年代、好几辈子紧密关联。在时间上持续的短暂性是时尚的特征,而家风则是历经延传并持久存在,或者在子孙后代身上一再出现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文献中提及“家风”一词,往往蕴含对传统的继承。如比比皆是的“不坠家风”“世守家风”“克绍家风”“世其家风”及“家风克嗣”等,无不体现了这一特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家风必须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否则,不能称之为家风。实际上,这只是说者的一种期许、一种渴盼,家风本身并不蕴含这样的意味。否则,“良好家风”就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正如“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一样,家风作为家庭的文化和传统,表现的也是一个家庭的气质和风习,反映出一个家庭与其他家庭的不同之处。它完全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并不必然具有正面的意义。有的家风可能是勤奋俭朴、为人忠厚、待人有礼,也有的家风可能是狡诈刻薄、游荡为非、跋扈凶横。如同一所学校、一个班级的风习我们称之为学风、班风,而学风有好坏之分,班风有高下之别,并不总是值得弘扬一样,家风同样也有不良的,并不都是传家宝。正因为如此,对家风或门风则就既有称誉,也有贬损。即便是在传统社会,被视为传家久、继世长的,也只有耕读、忠厚、清廉这样一些美好的品质。
的确,家风的特征在前现代、在乡村社会、在大家庭中表现得十分鲜明,格外生动,而在现代城市家庭中却不那么明显。但是,只要一个组织存在,就会有这个组织的文化,特别是这个组织如果有历史的厚重,有传统的积淀,就更是如此。作为家庭的文化,家风是附丽于家庭而存在的,只要有家庭,就会有家风。家风并不必然会因为农村的城市化、大家族被小家庭所取代而丧失,或者说,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情势的变化,家风的具体内容肯定会有变化,但家风仍然会存在。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没有家风,本质上也是一种家风。在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的当今社会,人们感叹“家风”的荡然无存,其实是指家庭所秉持的“只耕田,只读书,自然富贵;不欠债,不健讼,何等安宁”这样一些古典原则的式微,是指“耕读两途,读可荣身耕可富;勤俭二字,勤能创业俭能盈”这样一些传统内容的沦落,是“志欲光前,惟是诗书教子;心存裕后,莫如勤俭传家”这样一些旧时理念的散淡,而不是家风本身的消逝。
此外,家风不同于家规。虽然这两个词都与家庭教育相关,但它们有着本质的差异。
家规是家庭或家族中的规矩,是家人所必须遵守的规范或法度,是父祖长辈为后代子孙所制定的立身处世、居家治生的原则和教条。它是借助尊长的权威,加之于子孙族众的又一重道德约束,有的甚至具有法律效力。它有家训、家诫、家仪、家教、家法、家约、家矩、家则、家政、家制等名义,有敬祖宗、睦宗族、教子孙、慎婚嫁、务本业、励勤奋、尚节俭等多方面的内容,是行于口头、针对性强的具体教诫,是见诸家书、目的明确的谆谆训诲,是载诸家谱、可供讽诵的文本规条。家规可以有多种分类,如:根据其表现形式,可以分为教诫活动的家规和文献形式的家规两种;根据内容,则可以分为针对一人一事、起因明确、内容具体、结果显豁的非规范性家规和针对整个人生、涉及方方面面的规范性家规。有的家规,着重家庭子弟的道德修养,教授为人处世要法;有的家规,集中居家治生,以至是祠堂、义庄、学塾等的管理规条。但无论如何,相对于家风,家规一个总的特点是有形的,是可视可见的。
一个家庭的家风有别于这个家庭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世方法,它是一个家庭的性格特征。虽然它一旦形成,也就成为教化的资源,对家族子弟具有熏染影响、沾溉浸濡的意义,但家风是一种不必刻意教诫或传授,仅仅通过耳濡目染就能获得的精神气质,具有“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历史文献中的“渐渍家风”,就极为生动形象地诠释了这一过程。通俗地说,我们可以把家规看作教化家人的教科书,而家风则是经由长期教化后的结果。
马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的“家风”系列报道,引起了社会的热烈反响和高度认同。这一报道对于引导人们自觉省思,培植良好的家风,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夯实家庭这一社会的堡垒,进而培养全社会的良风美俗,疗治现今社会的乱象,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用心,寻根杂志社主编郑强胜代表大象出版社,约请我主编这套“名人家风丛书”。
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徐梓
2015年1月
“官二代”的平稳过渡
张淳一共有四个儿子,分别是张士维、张士缙、张士绣和张士
。一般人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谁知,张淳的儿子们,在正史上连个名字也没留下,几乎都很平凡。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张士维”那么强悍,怎么会说他不出名呢?
“士维”非“四维”
这样发问的人,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出自江南,受当地方言影响,有时候平舌音和翘舌音不大分得清,常听得“shì”,就以为是“sì”;二是张四维太有名气了,而张士维相对又太没名气了,很多人不知道后者的存在,就误听成了前者。
其实,张四维和张士维,都姓张,名字差不多,生活的时代也差不多,的确容易被弄混,我们有必要把二者做个区分。
籍贯:张士维出自南方安徽桐城,张四维出自北方山西蒲州。二人差异极大。
出身:张士维的父亲是参政,张四维的父亲是盐商。虽然貌似“官二代”比“富二代”更容易出头,但是张四维出身豪贾,舅舅是兵部尚书兼陕西总督,教导了张四维不少的边防事务。这样一比,张四维以微弱优势获胜。
智力:这个不大好评判,二人肯定都是聪明人。不过还是有些硬指标可以比较。张士维在14岁时补了县学生,很厉害。但是,张四维15岁就中了秀才,还名列优等,人称“生而颖异”。这么看来,天才的张四维绝对优胜。
职业:这个几乎没有什么可比性。张四维可是继任张居正的内阁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累官加至少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要把他的职场生涯全写出来,本书的主角张英都没必要出场了。
影响:这个就更不具备可比性了。张士维不过在地方志和一些笔记中有几行文字的记载,而且提到他时,讲他儿子、孙子、曾孙的字数比他本人更多。张四维可是在正史上留下大段大段记录的。后人凡涉及他的研究,更是左图右史、卷帙浩繁、汗牛充栋、书盈四壁。
总之一句话,张士维在张四维面前,真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实在是太平常了。即便是跟同时期的同僚相比,他的履历也是十分普通的,甚至没有保留关于政绩的记录,反倒是他的闲情逸致在《续修桐城县志》上留了几笔。他很有闲暇,在獭桥湖畔修筑了半亩园;他极有闲泰,在墙壁上自绘了《龙眠山庄图》;他也有闲逸,在案牍之余写作了《半亩园诗集》。整体而言,他就像当时一些崇尚自然的士大夫一样,过着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生活。
但是,跳出文字记述,我们不禁疑问:张士维有着闻名遐迩的父亲,有着名标青史的儿子,有着名高天下的孙子,有着名垂后世的曾孙……他,真的是短短几句话记录的那么平常吗?
“平常”不“平庸”
张士维,字立甫,号恂所,是桐城张家的七世祖,张淳的儿子,张英的祖父。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平常。平常却不代表着平庸,透过古人记载的字里行间,立足更长的历史时段来分析,张士维的为人处世,隐隐透出几分不平常来。
第一是孝顺。孔老夫子教导弟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也就是说,当某人父亲活着时,要观察他的志向;父亲死了,要观察他的行为;若是他对他父亲的合理要求长期地不加改变,可以说做到孝了。与张四维相比,张士维自然没什么成就。但是,他做官也做到了中宪大夫、抚州知府,不算辱没了其父之名。对于父亲的要求,张士维更是严格遵守。
张淳曾经写信告诫张士维:“盛极衰至,福过灾生。”并要求儿子们“居家敦朴”。张士维就老老实实地听话,踏踏实实地养德,扎扎实实地养福。他常常考虑的是利民济人,而且越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他越爱做有利于他人的事。渐渐地,他成为乡民眼中最有德行的长者,受到了同乡的拥戴和礼遇。张士维能做到这一步,可见他对张淳的家训实践得有多彻底,完全符合孔老夫子对于“孝”的要求。
第二是守成。古人曾用玉如意来打比方,表明“中兴之主,最是难为”。具体做法是:取一柄如意,伸出一根手指,先抬如意头,再抬如意尾,都能很容易地抬起,但是,用一根手指抬起如意的柄身,就比较费力了。这时候,可以伸出五指,稳稳地握住如意的中间部位,用五指之力放到想要劝谏的人的面前。这传达的意思是说,一个王朝、一个组织或一个家族,开创者或覆亡者,都相对容易做,最辛苦的是中间的振兴之人。说白了,就是“守业更比创业难”的意思。但凡处于“如意柄身”位置的人,比如“官二代”、“富二代”、继承人、接班人,倘若不能守业,这个家的传承基本就算断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武则天,开元盛世能顺利接盘贞观之治吗?如果没有雍正皇帝,康乾盛世能持续115年吗?如果没有张士维,桐城张家能成就“父子宰相”的辉煌吗?承前启后的工作可不是任何人都做得了的,而且,这种处于中间位置的守业之人,不仅劳心劳力,往往还要承受更多的委屈。比如武则天,在历史上就没有唐太宗和唐玄宗招人待见;雍正皇帝也不如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那么出名;张士维在老子和儿子的盛名之下,更显得默默无闻。但是,我们细细思量,张士维的这种“平常心”,反而更适合一个大家族的兴起和传承。试想一下,倘或张士维像张四维一样能干,像张居正一样厉害,那历史上还有张英什么事吗?要知道,张四维的后人表现平平,而张居正的后人过得凄惨,都不如张士维的后代们。这么一比较,张士维的“不折腾”,倒颇有几分“无为而无不为”的高明了。看来,张淳的长子、桐城张家此时的掌门人,在“守业”方面,不像孔门的弟子,倒像老庄的门徒了。能持“无名之朴”,张士维的“守成”自然是成功的。
第三是教子。“养不教,父之过。”在教育子孙方面,张士维不仅无过,而且有功,对张氏一族来说,是不世之功。他的长子张秉文做到了山东布政使;次子张秉彝也是奇人一个,还培养出了张英这位宰相级人物。可见,张士维训导子弟的功力之高。
总之,在张氏家族的传承历史上,张士维是一位继往开来的重要人物,他的作用不可小视。其实,对于一个大家族来说,培养一位人才不难,培养一位“桥梁式”的继承人也不难,难的是教导出一位拿捏有度的承上启下的接班人。这一点,张士维的父亲做得非常好。
可是,我们知道,“张一包”张大人对工作是兢兢业业、鞠躬尽瘁。虽然称不上日理万机,但也是宵衣旰食、夜以继日。他要如何来教导自己的孩子呢?
家书抵万金
张淳教子,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式的突击检查,而是长期观察、仔细分析后的提点。这从他写给张士维的家书中就能看得出来。
张淳的书信,开头是这样写的:“闻汝兄弟居家敦朴,且勤读书,甚慰。”意思是:“听说你们兄弟日常在家时,为人敦厚、朴实,而且勤于读书,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一个“闻”字,既表明了父亲对儿子的关注,同时也说明了长辈对晚辈的提点是有据可依的,是针对已成事实的行为来说道的。接着,“甚慰”一词,既传达了做父亲的喜悦之情,又表达了对孩子们的赞赏。
然后,在信的中间部分,张淳开始启发式教导:“此可以养德,亦可以养福。语云:‘盛极衰至,福过灾生。’”这是告诉张士维兄弟:“你们这样,既能够养德,也能够养福。常言道:兴盛至极就是衰退到来之时,福气过去就是灾殃产生之刻。”可见,在进一步对儿子的行为做了肯定的同时,张淳没有简单地说教,而是借助“引用”的方式,告诫儿子们不要到了“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的境地。
最后,张淳对儿子们做了暗示性的指点:“造物之定理,前哲之明训;近世儒者若司马君实、邵康节,尤惓惓言此,思深而虑远矣。”大意是:“(这就是)自然造物不变的定理,前辈哲人智慧的训示;北宋的儒者司马光和邵雍,都诚挚恳切地谈论盛衰祸福的道理。这是需要我们大家深思远虑的事啊。”也就是说,张淳告诉孩子们,“盛衰相伴、福祸相依”的道理是先儒都很重视的,希望你们也能好好地考虑这些规律,并约束自己的言行。
至此,这封信就结束了。整封家书只有67个字,既不唠叨得惹人烦躁,又把想说的话讲明白了。
显而易见,张淳带给张士维的,是鼓励式的教育和殷切的期许。他先是肯定孩子们的居家作风,接着委婉地引用名言来做铺垫。之后,他没有用“别人家的儿子”来刺激自己的儿子,而是用先贤的例子来暗示、勉励自己的孩子。这些教子方法即便是放在今天,也不会显得过时。这封家书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家训中的典范。
那么,这样训子的效果究竟怎么样呢?
首先,张士维非常低调。他在做“县学生”时,“虽席华胄,无上人之色”。意思是说,他虽然是个“官二代”,但是没有用鼻孔看人的习惯,跟普通的学生没什么两样。那时候,他才14岁,就已经知道“养德养福,低调做人”了,可见其家教之良好。
其次,张士维极有风度。他的孙子张英曾经“闻诸长老言”,知道张士维“敦庞浑厚,嶷然如山岳,挹其风度,可以挽浇振靡也”。也就是说,张士维为人敦厚老实,像大山般端正可靠,他的风采气度有助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培养。我们今天猜测,大概是张家的老一辈们用张士维的事例来训诫小辈,而张英很为自己的爷爷张士维感到自豪,所以,特意记下了这些话。在这方面,我们有时候不得不佩服血缘的神奇。这段话,如果去掉主人公,放在“张一包”身上,是很恰当的;放在张士维的儿子张秉文身上,也很恰当;放在张士维的孙子张英身上,同样很恰当。由此可见,张家的家教是从长辈的以身作则开始的,而张家的家风也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培养出来了。
最后,张士维很得人心。他曾两次被选举为“郡邑大宾”。按古乡饮礼﹐只有年高德劭者才能为宾,并且只推荐一个,足见张士维在桐城的人气之高。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他得到了张淳的真传,所以有很深的“和乡党”的功夫。
可想而知,如此善于处理乡邻关系,“以利济为事”的张士维,必定会为同乡的喜事去上门道贺,特别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科举放榜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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