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宽学术文集_王永宽_9787534784866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王永宽学术文集》是作者几十年间所发表的专业研究学术论文的自选集。选收论文29篇，附编《王永宽著作总目录》，总计电脑字数约35万字。其中的论文从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两个方面。其中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中国古代戏曲、古代小说、古代文论的研究，如关于苏州派戏曲、清代杂剧的研究，以及关于中国古代戏曲具体作家（汤显祖、洪升等）与具体作品（如《风云会》《搜神记》《聊斋志异》等）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宏观研究等。其中关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研究，有对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研究，关于中原文化的研究，关于龙文化的研究等。其中关于古代戏曲或小说中人物形象（如关于卢楠、花木兰、陈圆圆、比干等具体人物形象以及游侠群体人物形象等）的研究文章，表现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化研究的交叉与融合；关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某一专题的研究文章（如关于八仙、嫦娥传说及中原文化等），也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紧密的结合。这些论文具有跨学科研究与综合研究的性质，学术视野比较广阔，学术内含相当丰富。其中不少论文在相关的研究领域有一定的影响。

　　自序
　　本书是我自己编订的个人学术论文选集。收入其中的29篇文章，从内容上看，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古代传统文化研究两个方面，具有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兼顾的特点，反映了本人几十年间从事中国社会科学专业研究工作的实际，也反映了本人对于专业研究的思想认识。
　　我的大学本科专业和硕士研究生专业都是中国文学，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之后的专业方向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但是，我在工作过程中感到，研究中国文学很难做到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研究过程中涉及的问题常常要跨越文学的藩篱，进入内涵和外延都更为广阔的文化的领域。
　　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文化热”，在学术界也产生了深广的影响，不
　　少学者不论原来的专业方向是文史还是哲经，也总是把研究的视野和精力转向文化的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全国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在本地域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加大了力度，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活动，这为许多相关专业的学者提供了更多参与的机会和专业发展的空间。
　　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我的专业研究工作也就自然地由原来文学研究的领域拓展到文化研究的领域。我不仅对诸多的历史文化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主动参与了不少相关的文化研究方面的会议与活动，接受了不少文化研究方面的选题或写作任务。于是，我在继续坚持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为主要方向的同时，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研究方面也不断有一些文章发表并有一些著作出版，因而我的专业研究工作也就出现了古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化研究兼顾的状况。从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中国古代酷刑》一书开始，我又参加《术数全书》的点校，撰著《河图洛书探秘》，参与编纂《中原文化大典》，整理校注“国学经典”丛书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东京梦华录》和“博雅经典”丛书的《闲情偶寄》等，这些都属于古代文化研究的范畴。同时，这一时期我写作的一些文章也涉及较为广泛的历史与文化的领域，诸如史实考论、名物辨正、河洛文化、姓氏文化、民俗文化等方面，在开阔视野的同时也培养了对于文化研究的更为广泛的兴趣。
　　在尝试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结合进行的过程中，我对文学研究在内容方面的广延性和丰富性又不断有新的认识。我曾经发表过一个自己的观点“文学无疆”，即认为文学本身是没有边界的：文学的主体亦即创作者是没有界限的，帝王将相、达官显贵、士庶商贾、闺媛淑女乃至村夫村妇，都可以是文学创作的参与者，古代文学尤其如此；文学的客体亦即所反映的生活范围是没有界限的，古今历史、世间万象、三教九流、芸芸众生，都可以成为文学描写的对象；文学的受体亦即读者和观众也是没有界限的，不论识字与否都可以接受和传播文学。我在为孙宝瑞的《古籍出版思与行》所作序文中又说：“我一直认为‘文学无疆’，从事非文学专业工作的各行各业的人们，有兴趣的话都应当深浅不同地涉足文学的领域，或者亲自动手‘玩一玩’文学，其中的乐趣只有实践者才可体会到。”这里的议论是针对孙宝瑞身为编辑而从事小说、散文创作的情况而发的，但实际上不过是指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我在《理性哲思与文学美韵》一文中又说：“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化史及学术史上，学者和作家常常是并没有明显的界限。许多著名学者同时又有文学成就，许多著名作家同时又有学术成果。这种现象，在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化史上是相当普遍的。先秦时的孔孟老庄，唐宋时的韩柳欧苏，都是既为文学家，又为学术大师，而且或者兼为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文化观念中，早已形成文以载道和为文尚美的传统，历代名家所著许多体现自己政治理想和学术观点的文章，也都是文采焕然的优美散文。”（以上两段引文俱见拙著《品味书香》）
　　根据这样的认识，我又感到，文学研究工作的研究内容也应当是没有边界的。因为文学本身是一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文学作品及其作家都和历史与文化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文学作品从属于文化，是一定时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历史与文化，也反映着历史与文化。因此，研究文学不可能不涉及它产生的文化背景和它包含的文化内容；而研究文化问题，总是需要有文学作品的旁证或依托。对于研究者来说，掌握文学与文化两方面的专业知识是可以相互为用的，而且都是必要的。我本人在古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化研究兼顾并行的过程中，对于这一点也有深刻的体会。
　　在和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刘世德先生谈论我的学习和工作情况时，他对我的认识和做法表示理解和肯定。他在为我的诗集《春华秋实集》所作的序文中指出：“在中国学术界，从来是‘文史不分家’，研究古代文学的工作常常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和其他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相兼顾的。中国古代的学者如此，‘五四’以来的现当代许多学者更是如此。”后来，刘世德先生在为我的《品读沧桑———文史杂论集》所作的序文中又指出：“进行古代文学研究的同时关注一下历史文化领域里相关问题的研究，也会有所发现并且有所创见，这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可以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打通历史与文学的学科藩篱，对于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都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我感到，刘老师的这些议论，既是对我的做法的认可，也是对我在这方面已有成果的赞许。前年，我又把多年来撰写的各种评论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为《品味书香》，其中评论的对象，有文学方面的戏曲、小说、诗歌之类，也有文化研究方面的一些著作等，我的朋友陈飞教授在为这本书所写的序文中，把我的这种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兼顾的做法称为“融通文史”，并且说：“在王老师的学术研究中，很早就体现出文学和文化结合融通的特点。这既使其文学研究具有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也使其文化研究具有坚实的功底和根基，二者相得益彰。”他所谓的“融通”我不敢当，所谓的“广度和深度”我也有愧，虽然他的议论使我感到有些过誉，但是他却是在客观上指出
　　了我的文章所表现出来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兼顾的状况。以上师友的议论，既使我受到了正面的鼓舞，也让我对自己已有的认识和做法增加了几分自信。
　　现在，我把自己的学术论文选出一部分结集出版。收入书中的文章，代表了我学习和研究的状况，自然就包括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这两方面的内容。其中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有对于古代戏曲、古代小说、古代文论的研究，具体作家或作品的研究，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研究等；古代传统文化研究方面有对于中原文化、河图洛书、龙文化等方面的研究等。其中的文章不论是论事论人，大都表现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结合、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的结合。当然，这些文章在收入本书时，有的也作了些必要的修改。谨以区区此书，与学界同人交流，诚望四海师友不吝赐教。
　　借此篇末，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恩师刘世德先生，他指导我完成了硕士研究生期间的学业，引导我走上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之路。我要特别感谢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它给了我几十年安定和谐的良好环境，给了我几十年优越温馨的生活保障，使我能够在这里安享读书与写作之乐，而且最近又给我提供了使这本论文集得以出版的机会。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许多学界同人，他们的“友直友谅友多闻”，以及给予我的许多真诚而切实的帮助，使我终生难忘。现在，这本书的出版，并不是我专业研究工作的终结。我虽然退休多年，但是并没有停止读书与写作。学无止境，思亦无止境，对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我仍保持一如既往的兴趣和关注，尽力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争取再取得一点新的成绩。
　　2016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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