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探究_孙祚民著_9787516194027

　　《当代齐鲁文库·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库：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探究》是孙祚民先生30余年来致力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研究的论文结集。　　《当代齐鲁文库·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库：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探究》共收入50年代中期至90年代的论文几十篇。孙祚民先生是中国农民战争史的专家，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也有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从五十年代初始至其病故的三十多年里，他发表有关民族关系史方面的论文数十篇，涉及民族关系史问题的各个方面。　　《当代齐鲁文库·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库：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探究》就是其中部分论文的结集。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正确阐述祖国的历史、特别是民族关系的历史，不但对正确处理古代民族关系，激发反抗侵略斗争的革命精神，汲取历史上民族歧视、压迫政策的沉痛教训，而且对当前加强民族团结、发扬爱国主义和推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建国以来，一直受到广泛重视，进行了深入研究，开展了热烈讨论，取得了明显的成绩，被誉为史坛一朵绚丽的“金花”。
　　但是，无可讳言，因为这个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极左思潮特别是十年浩劫的干扰和破坏，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受到了影响，经历了曲折，存在着问题，远远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水平，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模糊、错误认识和值得引起重视的倾向。因此，为了在已经取得成绩的基础上，把研究工作不断推向前进，还必须进一步加强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掌握科学理论武器，发掘更加丰富的史料，继续深入钻研，积极开展讨论，实事求是，尊重史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为正确阐明民族关系史和加强民族团结、推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做出贡献。我就是抱着这个目的，把这本小册子呈献给研究民族关系史的同道和广大读者的。
　　收进这个集子的文章共十六篇。从写作时间上说，起自五十年代中期，直至1990年。从文章的内容来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共八篇，属于理论探讨性的，其中，主要是我参加建国以来民族关系史几次大讨论的文章，作为上编；第二类，共八篇，属于解剖史实的，是结合具体事例进行论证的，作为下编。以上文章，全部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
　　由于我深知民族关系史本身的复杂性和正确阐明问题的难度，所以，在撰写文章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努力坚持做到以下三点：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例如，在关于中国民族关系主流问题上，我不赞成“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把不平等的民族关系从历史上删去，或者从那些不平等的民族关系中挑选一些类似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史实，来证实这个原则在古代中国已经实现”，甚至说“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关系，是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只有“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只有“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对立关系就会随之消失”的教导，阐明在我国阶级社会里，既然人对人、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和对立没有消失，所以，也就根本不可能出现“平等的相互关系”，更谈不到成为民族关系的主流了。而真正的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只有在从根本上消灭了产生民族歧视和压迫根源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够实现。二，坚持历史主义的观点。如在评价隋文帝、唐太宗民族政策的时候，一方面，实事求是地肯定他们的民族政策，相对而言比较开明；另一方面，却不同意一种无限美化、拔高的做法，例如，把隋文帝的民族政策的“指导原则”，美化为“主张平等、互利”，“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与诸民族进行有礼有节的友好往来”，把唐太宗的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美化为“对各民族爱之如一”。而是坚持根据不同时代、社会、历史条件，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历史主义观点，阐明即使像隋文帝、唐太宗那样比较开明的帝王，也无法超越社会、历史的制约，不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制定和实现民族平等的政策。

　　《当代齐鲁文库·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库：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探究》：
　　每个多民族国家一般总有一个主体民族，这几乎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
　　所谓主体民族，是区别于同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其他非主体民族的民族而言。它一般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在人口数量上占有这个多民族国家总人口的大多数或者绝大多数——这一点是最主要的；二，居住在比较广阔富饶的区域；三，生产力、社会经济发展较高；四，社会制度处于比较先进的阶段。如果下一个简明的概念的话，那就是：主体民族是某个多民族国家中人口占绝大多数，生产力、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发展相对先进，对该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贡献最大，起着主导的、核心的作用的民族。
　　主体民族的形成，不决定于某一民族的主观愿望，而是各种复杂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民族同化、融合和历史曲折发展的结果，其中，自然环境在人类早期尤其具有较为明显的作用。以汉族前身的华夏族而言，最早发祥于黄河中下游，这一地区地处我国北温带，当时，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森林茂密、革泽丰盛，林果、禽鸟、鱼贝、兽类等天然资源比较丰富，人们通过采摘、捕捞、狩猎等，相对易于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有利于繁衍，特别由于黄河中下游一带，土质肥沃，易于开垦，使得华夏族得以较早地进入了农业生产，促进了生产力的较大发展，加快了社会文明前进的步伐，进一步走到了周边地区那些单纯依靠逐水草而居，进行单一的、落后的游牧生产的民族的前面。
　　主体民族既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也不是绝对的。例如，在碰到大规模战争的冲击、民族的大迁徙和国家的分裂的情况下，也会引起变化。当然，历史上也不乏主体民族既经形成，就始终保持稳定，未发生变化的例子，汉族就是其中一个代表性的典型。原因就在于汉族始终保持了作为主体民族的人口众多、居住地区广阔富饶、生产力发展、社会制度先进等几个重要基本因素。
　　主体民族虽然通常以一个族称为名称，实际上却极少有纯粹的单一的民族，而绝大多数是由众多的民族同化、融合形成的。以汉族为例，汉族的前身是处于黄河中下游先秦的华夏族，周代以前，以夏、商、周三族为主体。春秋时，又加入许多古老氏族，被称为“诸夏”。到战国时期，不但“诸夏”，融而为一，连中原以外的吴、越、楚、蜀等也几乎全部融合于华夏族之中。到了汉朝，才开始改用这个王朝的名称作为民族的名称。这以后，又经过十六国、南北朝、隋、唐、五代、辽、金、元、清等多次融合，更使汉族不断发展壮大，经济文化也日益繁荣昌盛，才逐渐形成今天这样一个辽阔的疆域。正像范文澜同志所说：“从历史上看，汉族好像一座融化各民族的大熔炉，春秋战国时期是一次大融化，十六国南北朝也是一次，唐朝又是一次，辽、金、元、清四朝融化的规模大小不等，多少都增加了汉族的数量。汉族之所以成为一个巨大的民族，是由于几千年来不断吸收附近各民族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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