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_康晓光，冯利主编_9787520106030

《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由四个部分构成：总报告、分报告、典型案例、大事记。内容涉及互联网+公益：全新的公益世界；中国法律援助艰难前行；公益思维及行动的变迁；镜头下的公益等。

　　5.核心竞争力再造
　　随着各类公益主体的出现，主体之间的竞争将加剧，这对各类主体的核心竞争力提出了挑战，传统公益组织的核心竞争力再造变得更为紧迫。
　　“互联网+公益”具有赢者独占的特点，马太效应更加显著。如，微信占领了即时通信领域，则“赢家通吃”。互联网凭借传播、创新和数据上的优势，占据优势地位的公益主体扩张最快，能够快速吸引投资者投入或者大规模进行公益项目，这使得公益组织／主体有更多的资金、公信力来进一步增强自身实力，在人才、技术、资源上加大投入。排名靠前的公益主体就像一个黑洞，可以吸走大部分优质资源，自己则变得越来越强大。因此，在“互联网+公益”的婴儿期，公益组织需要抓住机会，占领制高点。
　　从公益行业发展的环境来说，我国公益慈善资源的募集模式虽然经历了去政治化，民间社会的公益组织和慈善事业发展也有所起色，但受制于政治化动员的深厚传统以及宏观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国家主导下的公益慈善资源供给模式并没有根本改变，政府仍然构成我国公益慈善救助的主体框架。在这种背景下，公益慈善动员由于伴有官方痕迹和权力色彩而无法契合民众自由而纯粹的公益精神，其道德感召力和社会公信力都会受到影响。政府对公益慈善事业的过多包办不仅极易因监督不力而产生徇私舞弊、违规操作等情况，而且还会导致民间公益体系功能的弱化。
　　然而，互联网开放的平台、便捷的技术和新颖的形式不仅催生了大量虚拟化的网络公益组织或群体，还激发了越来越多现实的民间慈善机构，企业公益更汹涌而至。各类公益主体通过互联网发起公益慈善活动，并发挥出极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受到互联网的影响，仅在新浪微博上就可观察到层出不穷的民间志愿者行动，如免费午餐、大爱清尘、老兵回家、随手公益、青岛植树追问等，它们不同于过去时代的“好人好事”，而是表现出强烈的自由、平等、公开、开放、创新意识。
　　未来，以往一统天下的大型公募组织将面临巨大的挑战，无论是筹款，还是项目执行。徐永光认为：“互联网公益最伟大的贡献是，没有政府发文，无须出台法律，中国公益依照市场化的规则，自然回归民间，回归理性，走向公众用脚投票的正确轨道。原来通过体制赋予的公募基金会一统天下的特权正被消解。”①
　　公益组织必须形成自己的互联网思维以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生存，产生社会价值。互联网思维要求公益主体多元、开放、尊重用户需求、关注用户体验、创新，甚至进行颠覆性的转变。如果将互联网思维比作高维，那么工业思维就是低维。当高维的入侵者去毛利率、去库存、去渠道、去营销、去管理，将这些独立的维度都降为零，低维所受到的攻击无疑是毁灭性的。传统公益主体如不变革，将面临“降维”打击，面临萎缩或被淘汰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提升公益创新力和生产力是必由之路。
　　公益组织通过互联网的思维转变，使用一些互联网工具和平台，把自身变得可以向社会以及其他企业乃至个人来对接。就像微博和微信的API接口一样，企业需要什么服务，随时可以接入进来。
　　公益组织可以在“方向选择”“价值观引领”以及“系统性创新”和“持续的行动力”方面有所作为。受助群体的需求和消费，是公益市场基本的、重要的驱动力，面对群体性、规模化的社会能量，以及大量个性化需求，如何使受益群体成为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受助者？特别是今天公益产品的提供者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受益群体的选择权被忽视，公益产品的提供者粗放经营，用“有胜于无”的产品给饥不择食的受助者“果腹”。更可悲的是，有的“慈善家”用暴力慈善来侵害受益群体的人格尊严，违背慈善伦理。企业、个人、新产生的民间组织或社群，往往难以及时回应这些问题。尽管当前“互联网+公益”活动异常活跃，但多数网络公益活动由个人或社群所发起，它们基本上是非严格意义的组织，规模较小，组织管理较为松散。由于很多活动都是临时的和零散的，参与者也往往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参与，人员流动性大，这不仅无法保证齐全完整的人员配备，而且成员混杂、素质参差不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网络公益活动在组织运作过程中的专业性和规范性，出现了许多被民众诟病的不良现象，如受捐者遴选机制不够公平、善款救助标准不够明确、发放流程不够透明、财务制度不健全等，而且还引发了许多善款使用违规操作行为，如爱心捐款被非法侵吞、挪用或挥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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