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医生多里戈·埃文斯在二战中成了日军的俘虏。他每天在战俘营的工作除了治疗生病、残疾的战俘，还要负责从他们中挑选出日军规定的人数，去修建泰缅铁路。在修建这条“死亡铁路”的过程中，每天都有人因为殴打、饥饿、热带疾病和繁重的工作而死去。白天，多里戈·埃文斯要想办法营救那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战友。晚上独自一人的时候，他会想起人生中经历过的唯一一次真正的爱情，日复一日地等待着艾米的来信。终于有一天，他收到一封信，而这封信却改变了他的一生。
理查德·弗兰纳根1961年出生于塔斯马尼亚岛，是当今澳大利亚重要的作家之一，同时他也是一名记者和制片人。他的每部作品都备受瞩目，1994年的处女作《河流领路人之死》被《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评为“澳大利亚文学史上好的作品之一”，1997年的第二部作品《一个巴掌能拍响》，在澳大利亚的销量超过15万册，之后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入围第48届柏林影展主竞赛单元。
2001年，弗拉纳根依据画家威廉·古尔德的经历写出了《古尔德的钓鱼书》，夺得2002年英联邦作家奖。2008年推出《欲望》，获得昆士兰总理奖、西部澳大利亚总理奖和塔斯马尼亚图书奖，该书亦成为《纽约客》、《华盛顿邮报》、《伦敦观察报》等报章杂志的年度好书。
2014年，他凭借《深入北方的小路》获得布克奖，本书被《卫报》称为“大师之作”。
为什么万物之始总有光？多里戈·埃文斯最早的记忆是阳光涌入一间教堂大厅，他和母亲、外祖母坐在那儿。大厅是木结构的，有极其耀眼的光。他蹒跚着在光的笼罩中前后走动，投入两个女人的臂弯。深爱他的女人。就像投身大海又回到沙滩。一次又一次。
“保佑你。”妈妈说着，抱住他，又放开，“保佑你，孩子。”
那肯定是一九一五年或一九一六年，他一两岁的时候。后来，影子来了，给它赋形的是一只举起的前臂，它黑色的轮廓在一个煤油灯油腻腻的灯光中跳动。杰基·马圭尔坐在埃文斯家黑暗的小厨房里哭泣。那个时代除了婴儿没人哭。杰基·马圭尔是个老男人，四十岁左右，或者更老。他在用手背擦掉他麻子脸上的眼泪。也许用的是手指？
只有他的哭泣固定在埃文斯的记忆里。那声音就像什么东西在破碎。它慢下来的节奏让埃文斯想到兔子的脖子被圈套扼住时，它用后腿蹬地发出的闷响，这是他听过的声音里唯一与之相似的。他当时九岁，进屋是为了给妈妈看拇指上的一个血泡，他几乎想不出来有什么声音可以跟马奎尔的哭声相比。以前，他只见过一次男人哭。那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场面。他哥哥从世界大战的法国战场回来，下了火车。他把军用挎包甩在侧轨滚烫的尘土上，突然泪如泉涌。
看着哥哥，多里戈·埃文斯纳闷一个成年男人怎么会哭。后来，哭泣变成只是感受的强化，感受变成生活唯一的指南针。感受变成人们追逐的潮流，而情感变成剧场，人们在台上演戏，下台后不知自己是谁。有生之年，多里戈·埃文斯将会看到所有这些变化。他会缅怀一个人们耻于哭泣的时代，那时候，人们害怕哭泣暴露弱点，招致麻烦。他会看到人们为不值得称道的事受到赞扬，只因为他们认为真相会破坏他们的感受。
汤姆到家的那个晚上，他们把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相片投进篝火。至于战争、德国人，还有他们听说过的毒气弹、坦克、战壕，汤姆什么也没说。
他一言不发。一个人的感受并不总是等于生活的全部。有时候它说明不了什么。他只是直勾勾地盯着篝火。
2
快乐的人没有过去，不快乐的人除了过去一无所有。多里戈·埃文斯到晚年时总也弄不清这话是他在哪儿读来的，还是他自己编出来的。编造，打乱，拆散。拆得粉碎。从石头到砂砾到灰尘到泥巴到石头，世界就这么运转，正如他刨根问底要求妈妈解释世界为什么是这样或那样时，妈妈总是说：“世界是怎样就怎样。”“世界就这样，孩子。”游戏时为了搭起一个堡垒，他用力想把一块石头从岩堆里抽出来，一块更大的石头掉下来砸在他的拇指上，指甲下起了一个大血泡，阵阵发疼。
妈妈抱起多里戈，胳膊一扬，把他放到厨房的桌上，那儿灯光最亮，她避开杰基·马圭尔古怪的眼神，把儿子的拇指举到灯光下。杰基·马圭尔抽泣着说了一些什么。他妻子上星期带着他们最小的孩子坐火车去了朗塞斯顿，没有回来。
多里戈的妈妈拿起切肉刀，在刀锋上抹了油乎乎的一溜凝固的羊脂。她把刀尖放进炉灶的煤堆上。一股细烟升腾而起，厨房里弥漫着羊肉烤焦的味道。她抽出刀，红彤彤的刀尖闪烁着一点点白炽的火星，这景象立刻令多里戈觉得既神奇又可怕。
“别动。”她说着，抓住他的手，用力之大把他吓了一跳。
杰基·马圭尔在说他怎么坐邮车到朗塞斯顿找他妻子，但是怎么也找不到。而多里戈·埃文斯眼睁睁地看着火红的刀尖触到他的指甲，血泡开始冒烟并被烧出一个洞来，他听到杰基·马圭尔说——
“她从地表消失了，埃文斯太太。”
烟气消散，一小股黑血从拇指上流下来，血泡的疼痛和对热切肉刀的恐惧都消失了。
“走吧。”多里戈的妈妈说着，用手肘推他下桌。“快去吧，孩子。”
“消失了！”杰基·马圭尔说。
这都发生在当世界辽阔而塔斯马尼亚岛还是整个世界的时候。在它众多偏僻的、被人遗忘的村落中，几乎没有比克利夫兰村更偏僻、更被人遗忘的。这个小村子住着大约四十个人，多里戈·埃文斯就住在这里。这个过去流放犯人时建为驿站的小村，随着时世艰难而衰落，被人遗忘，现在作为铁路侧线站而幸存下来，有十来幢摇摇欲坠的乔治时代风格的建筑，还零星散落着一些带走廊的小木楼，荫庇着一百年来经受流放与失落之苦的人。
村子后面的林地长着虬曲的杏仁香桉树和在热浪中起伏摇摆的银合欢树，小村的夏天酷热难熬，冬天同样难熬。电和广播还没有传到这里。那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但是跟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甚至五十年代没有什么两样。许多年后，汤姆说它就像一个垂死的世界中漫长的秋天，这个男人本来是不喜欢比喻的，但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死期渐近，对死亡的恐惧令他作此比喻，反正多里戈当时是这样想的。
他们的父亲是养路工人，全家住在塔斯马尼亚政府铁路盖在铁道边的一栋封檐板小屋里。夏天没水时，他们就提着桶到给火车头供水的大水箱里打水。他们睡觉盖的是从抓来的负鼠身上剥下的皮，吃的是用陷阱夹住的兔子，用枪猎杀的沙袋鼠，以及地里种的土豆和烘烤的面包。父亲熬过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大萧条，亲眼见过有人在霍巴特的街上饿死，所以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能有幸在这样一个工人天堂里度过余生。不过在不那么乐观的时候，他又会说：“你像狗一样活着，就会像狗一样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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